他創立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緻力推動瑞中兩國對話與合作。
面對充斥着謊言與暗戰的國際輿論場，他堅持為正義發聲，帶領有識之士對污蔑、诋毀中國的行徑口誅筆伐。
他說：“要讓人們明白，到底什麼是對的。”
他就是史蒂芬·布魯爾。
本期對話嘉賓：
史蒂芬·布魯爾
Stephen Brawer
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日前，布魯爾接受東方衛視專訪。
記者：您為什麼想到要在瑞典建立“一帶一路”研究所？
布魯爾：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說是合作的成果。它緣起一場外交晚宴，當時我們基于“歐亞大陸橋”的概念，提出了一些理念，将消除貧困以及發展作為人類前進的大方向，進而聯通全球。很顯然，這個概念與“一帶一路”倡議不謀而合。
為了使瑞典人更精準地了解“一帶一路”，也為了人類共同的合作與發展，我覺得我們有義務建立“一帶一路”研究所。這是極為重要的。
記者：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成立四年了，您對該倡議是如何了解的？
布魯爾：我認為其重中之重是習主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我通讀了習主席有關中國治理的著作，富含哲學思想。文章裡提出，東西方要合作共赢、發展友誼。
目前，有近150個國家參與了“一帶一路”倡議，世界上那些發展受限的地區——如非洲、南美、及亞洲不少地區——也是以得以發展。這為世界進步奠定了真正的基礎。
非常關鍵的一點是，“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幫助他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像貨币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等一些西方機構，常常給需要幫助的國家增設附加條件，這樣一來，他們解決發展問題就大打折扣。
記者：您在研究所工作期間，日常工作内容是什麼？
布魯爾：一方面，維護我們的網站。我的同僚侯賽因·阿斯卡裡在網站上發表很多文章，糾正虛假資訊，揭露令人發指的謊言。
比如，他寫了很多文章，駁斥那些所謂中國給他國制造“債務陷阱”的言論。這些謊言在西方大行其道，常被用作曲解“一帶一路”的說辭。
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是個全球性倡議，它不是隻和中國有關，也是實作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途徑。那些被誤導、或者有意拒絕這一倡議的國家，将來會改變觀點的——而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們定期舉行網絡研讨會，大約每年兩三次。我們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參與讨論——他們了解真相，也願意講出事實。
一年前，我們舉辦了一場有關新疆問題的網絡研讨會，邀請去過新疆的專家和學者參與。他們認為，西方媒體鋪天蓋地宣傳的那種狀況，根本沒有實際證據。
這樣的舉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瑞典的主流媒體永遠不會這樣做。他們選擇簡單遵循地緣政治立場，甚至拒絕釋出一些在我看來對人民極其重要的、有價值的資訊，這種做法是極傲慢與不公的。
記者：我們注意到，一些西方媒體經常将“一帶一路”倡議與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視之為中國擴張和威脅的“證明”。您如何看待這種誤讀呢？
布魯爾：我不認同這種說法，“一帶一路”是一個方向性的倡議，即世界如何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歸根到底，就是友誼。
不幸的是，西方許多人把這看作是一種威脅。他們希望繼續主導國際政策，不願承認亞洲的崛起，尤其不願承認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角色。他們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會重複當年大英帝國對中國所為——通過殖民統治剝削他國。這種觀念對于了解“一帶一路”的人來說，是完全錯的。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新疆問題，其實這幾年反華的聲音在歐洲議會屢見不鮮，對中歐關系産生了負面影響。對此，中國該怎麼做？歐洲又該如何增加對中國的了解？
布魯爾：這恰恰是我們研究所的職責所在，我們要架起了解的橋梁。
從現在歐美等國的表現來看，他們想要維持“單極世界”，中國的發展被認為是他們不能接受的一種“威脅”。這些國家的政治活動皆以此為導向。
對中國來說，面對目前形勢，我認為有個角度或許可以考慮：在開展經濟合作的同時，要提出“哲學或文化一帶一路”的概念。
大部分西方政治家幾乎不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提到習主席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他們并不了解這意味着什麼。他們隻有一些簡單的、意識形态上的、教條式的觀點。
是以我的建議是多方要共同努力，不僅要讓人們了解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本質，還要築牢中國和西方、特别是和歐洲的友誼之基。
利瑪窦和馬可·波羅是中國人熟悉的兩位西方思想家。從根本上看，他們對中歐合作的态度是積極友好的。利瑪窦是一名耶稣會傳教士，他在中國生活，學習中文并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交流思想，準确判斷了當時的中西方世界合作的方向。遺憾的是，當時的教會領袖們因“中西禮儀之争”，沒有采納他的觀點。
像這樣的曆史背景應該讓西方的普通群眾了解。從這個角度出發，自上而下，可以有效改變和解決目前的困局——不懂政治的人幹擾中歐合作，甚至不惜用沖突和戰争相威脅，這實在太糟糕了。
記者：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這是繼“一帶一路”倡議之後，中國為促進全球發展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産品。您如何看待全球發展倡議呢？
布魯爾：習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與“一帶一路”倡議一樣，都彰顯了中國政府正繼續探索道路，尋求同他國合作與發展的努力。
在我看來，這些觀點代表着人類共同利益，也是中國哲學思想中的一個核心理念。孔子思想和儒家哲學在中國曆史中存在了兩千多年，孔子最明确的理念之一，就是是人性向善和共同利益。我認為西方必須更廣泛地了解這些思想，為未來更好的發展定調。
記者：中美貿易摩擦時，有人說新冷戰開始了。鑒于目前的俄烏局勢和中美關系，您覺得世界為什麼又回到了好似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遊戲？可能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布魯爾：在我看來，要避免新冷戰，就要認可所有國家之間存在共同經濟利益。這既是為了現代化發展，也是為了經濟複蘇。
西方經濟體“實際”經濟狀況并不理想，美國的基礎設施也是糟糕透頂。美國經濟強在其軍事生産，這顯然不利于東西世界的合作，反而是沖突導向。美歐正在增加對烏克蘭的武器部署，這些舉動都無助于緩和沖突。
避免冷戰甚至熱戰的基礎是經濟合作。例如，瑞典的火車在我看來，已經遠遠落後。但政府最新的讨論是說，瑞典不想造像中國那樣的現代列車。看，這類基礎設施項目是我們所需要的，但卻沒有能夠實作。
這絕不是中國或俄羅斯的錯——瑞典一直把所有經濟問題都歸咎于普京，這純屬無稽之談。要改變這種情況，避免沖突和冷戰的基礎，就是要經濟合作。我們可以為全球合作和消除貧困共同努力。
記者：今年8月，佩洛西竄訪台灣，使得台灣問題再次成為亞太地緣政治焦點。其他國家也有一些議員，試圖模仿這一行為，妄圖提升自己的政治聲望。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對中方的應對有何建議？
布魯爾：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形成了一種偏執，認為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不會造福人類，而是會威脅西方的權力結構。目前，西方經濟政策在各方面的失敗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其内部缺陷和剛愎自用。
事實上，佩洛西和其他一些外交人員竄訪台灣，都是在挑釁。他們試圖逼中國采取軍事行動，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但他們仍在繼續破壞中國的穩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它不是一個由外國營運的“機構”。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聯合國明确定義了。
是以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挑釁。西方世界依然想保持其對世界的單極主導，不僅是已經控制的地區，還要将手伸向太平洋，想利用其所謂的“影響力”，掌控更多的範圍。那是不對的。
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在這個時代，以我們所擁有的技術，爆發戰争隻會導緻人類自我毀滅，這是很不明智的。而解決之道就是我們剛才談論的方向，讓我們為之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