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很多人從小看到大的“日本老師”竟然被抓了！
前幾天，香港警方在油尖區掃黃，抓到了一個日本籍的女子，她長相斯文，一副辦公室女郎樣貌，現年27歲。
調查後發現，她是日本的一個三線AV女優，藝名為“愛沢”。
賣淫集團通過她的多張AV作品封面照吸引嫖客，和高樹瑪利亞、蒼井空及美竹涼子等多位著名女優為同一個公司的簽約藝人。
消息稱，自暑假開始，來港賣淫的日本女性就有上升趨勢，一些賣淫集團勾結香港中介，安排她們通過正常管道入境，來港“半玩半賣淫”，入住酒店後提供性服務。
據悉，這些女優每次收費約為6000至7000元，其中，中介抽成在4000元左右，超過了“血汗錢”的六成，可以說是大幅剝削！
其實，這些年網上流傳不少日本AV女優來中國賣淫的新聞，傳聞收費可高達每次8萬元，當中不乏一線女優。
為什麼要來中國賣呢？
原因還是在日本不好賣了。
日本的AV産業可謂極為蓬勃，全盛期每年大概生産3.5萬部AV，以單日計算的話，一天産量至少有約100部。
女優人數方面，在19至55歲的日本女性中，每200人就有一人曾有拍攝AV的經驗，每年亦至少有3000名“新人”入行。
“新人”每年輩出，亦代表“舊人”會被市場淘汰。
日本作家中村淳彥表示，他在通路過500多名引退的AV女優後，發現有超過300人，無法适應一般日常生活，最終轉入色情按摩、泰國洗浴、酒店等聲色場所，成為俗稱的“風俗娘”。
今年，“風俗娘”的市場更卷了。
原因是日本政府在6月份推出了“AV新法”，變相使得女優們的拍攝機會減少，于是她們隻能紛紛投身風俗行業以維持生計。
6月14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AV出演被害防止・救濟法》，即演員在作品公開1年内可無條件解約，并在無需進行任何賠償的架構下，将影片下架，法案不受年齡或性别限制。
法案通過後，許多制作公司擔心觸犯法律，開始調整拍攝細節。
比如讓AV女優7月的工作計劃全部取消，當時就有不少AV女優在社交平台抱怨，法案根本帶來反效果——隻讓女優們失去工作，痛苦不堪。
現在“惡果”已經出現了。
大量的女優因為沒有工作，隻能投身風俗店，造成行業内卷，不少人就想潤到周邊富裕的地區提供服務。
早在2018年，就有一線AV女優通過中介來港提供服務，包括“日式泡泡浴”或是“夜餐”，大受港地的嫖客歡迎。
自今年日本新法實施後，來港賣淫的日本女性更是有上升趨勢。
無獨有偶，無相君最近還看到一個文章說：“中國富人正在爆買日本女孩！”
說這幾年，日本援交界的女孩不愛日本“爸爸”了，而是愛上了中國“爸爸”了。
“爸爸”就是“幹爹”的意思。
女孩認爸爸，當然也少不了肉體交易。
這種現象在日本原本很流行，以至于他們還專門拍了電視劇。
但現在，日本女孩發現中國“爸爸”更香了。
一方面，比起日本男性，中國男性出手更加大方。
日本男人約會都要AA，但中國人要面子，不讓女孩付錢。
而且吃一頓飯就給3萬日元（人民币1500元左右），是日本爸爸的3倍。吃完飯還買禮物，價值不菲。
如果能陪中國爸爸去賭場賭一把，甚至還能賺一年都賺不到的錢。
其次，中國男性在對女孩子上，也比起日本男性也更溫柔體貼、有禮貌。
其實不管“爸爸”來自哪個國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舍得給錢就行了。
鈔票是時代的通行證，更是日本女孩們掌握命運的力量。
無論是去香港賣淫，還是喜歡中國爸爸。
其實這兩件事的背後，都有一個共性原因——疫情幾年，日本經濟太難了。
衆所周知，日本是外向型經濟國家，旅遊業、對外出口業都是支柱性産業。
但疫情後，中國的遊客幾乎就都沒了，世界各地的遊客數量也是不夠看。
再加上現在日本在汽車、晶片等高科技産業上一路滑坡，傳統工業也在失去優勢，就業崗位正在變少。
而且，日本小酒館、夜總會、快餐店、酒吧和風俗店等場所，也因為防控原因，長期停擺。
基于此，失業人口大大增多。
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調查，在疫情期間，日本有70萬以上的女性正遭遇停工停職。
自殺率也在走高。
基于此，出賣色相和肉體，成了不少日本女性的選擇。
其實，自打地産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的經濟一直都沒緩過神來。
“失去的二十年”，變成了“失落的三十年”。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我們的發展道路和日本有不少相似之處。
都是靠制造業起家的，都是通過開放型經濟催生了一大批的中産。
但現在，地産泡沫正在擠壓，科技、金融上處處受美國打壓，就連“爸爸活”也在中國大地開花結果。
我們該如何擺脫這樣的陰影，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呢？
這個問題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