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是怎麼涼的？
作為巅峰見證者，一生拍過超過400部電影，江湖人稱“王四百”的王晶導演曾在節目中說：
“香港電影當時是一個泡沫，直到王玉祥用三千萬買周星馳的《濟公》大賠錢後，台灣片商終于醒覺。”
暗示周星馳的《濟公》和香港電影衰敗有很大關系。
衆所周知，周星馳與王晶早就心有嫌隙，考慮到二人微妙的關系，王晶這一番話自然少了幾分客觀和公正性。
當年王晶這一席話發出後，更是被無數“星迷”唾罵，稱其這是公報私仇。
但通過查閱資料，從多方物證角度來看，星爺的《濟公》的确是香港電影“盛極而衰”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多多少少有點關系。
别着急罵，且聽我細細道來。
一、
雖說是《濟公》，但電影與我們印象當中的“濟公”沒有一點關系，周星馳版《濟公》可以說除了形象外就是一個全新原創的故事。
降龍羅漢急公好義，打抱不平，為了履行自己的價值觀甚至要僭越其他真神，惹得天界一片哀嚎。
大家跑到玉帝身邊告狀，豈料降龍羅漢連玉帝都不在乎，依然義憤填膺、舌戰群儒。
“凡人隻有幾十年命，不應該因為做出一兩件事就無法翻身，我始終相信，無論他們多麼笨多麼無知，始終都是人間有情。”
交戰正酣，觀音娘娘突然出現，提議讓降龍羅漢下凡。
如果能普渡三位被命運注定的人，便能證明降龍羅漢的理念，衆神自然心服口服。
為此，降龍羅漢褪去神力，投胎為凡人，取名為“李修緣”踐行理念。
但理想很遠大，落實起來卻處處受挫。
三位被命運束縛的人分别為“九世乞丐”朱大常，“九十惡人”袁霸天和“九世野X”白小玉。
起初李修緣想通過真情感化，分别對症下藥，對乞丐施以幫助，對娼妓施以憐憫，對惡霸施以教化。
可不但毫無作用，反而倒行逆施。
乞丐更卑賤了，娼妓更放浪了，惡霸也更猖狂了。
李修緣的那套理想主義分崩離析，而約定的時間也在步步緊逼，為完成任務，他竟也開始變得暴躁、憤怒、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欺騙的行為換取小玉的回心轉意。
後來，李修緣的扇子、法力、金身均被毀，隻有一副肉體凡胎的他竟逐個擊破——
幫乞丐找回自尊，幫娼妓找回希望，也讓惡霸放下屠刀，心甘情願投胎為一頭豬。
電影最後，李修緣賭赢了這場局并打敗了黑羅刹，成功連升三級為“降龍尊者”。
也向列仙證明了凡人的愛意能戰勝一切，再微小的人生也能自己做主。
二、
得哥自小非常喜歡看喜劇電影，周星馳的電影更是幾乎都看過，就連早期那部風格不太明顯的《一本漫畫闖天涯》都倒背如流，《大話西遊》雖然看不懂，但光是新奇的腦洞與造型設計就令我眼界大開。
可唯獨兩部電影我十分抵觸，一個是《審死官》、一個是《濟公》。
（《回魂夜》我也看過無數次。）
究其原因，當然是這兩部的電影風格與周星馳一以貫之地輕松愉悅背道而馳，總給我一種莫名的悲怆感，讓心靈稚弱的我無法承受。
長大後對電影有了初步了解，這才明白為何這兩部電影的風格為何如此鮮明——
無他，導演都是杜琪峰。
當時杜琪峰還不是“銀河映像”的大當家，更不是那個拔槍就射的黑道大哥，而是一個剛剛轉型前途未蔔的新晉導演。
1989年，在TVB任職多年的杜琪峰第一次在沒有黃百鳴和徐克的幫助下拍攝了《阿郎的故事》獲得關注，并拿下第九屆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轉型之路初見峥嵘。
1992年，杜琪峰與編劇邵麗瓊編寫了一本關于古代法庭的電影。
本想邀請周潤發與鄭裕玲這對黃金搭檔出演，不料雙方均以檔期不合婉拒，後在方逸華（邵逸夫紅顔知己）的牽線下與周星馳，女主敲定為梅豔芳。
這部電影或許你已經猜到了——《審死官》。
《審死官》上映後電影大爆特爆，在1992年這個赫赫有名的“周星馳年”，不僅用4988萬票房斬獲桂冠，還一舉突破了最高票房記錄，可謂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勝仗。
次年，邵氏如法炮制，又叫杜琪峰和周星馳商計《濟公》，但這次卻栽了個大跟頭——
電影撲了。
《濟公》1993年上映，當年周星馳一共有3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和《逃學威龍3》分别以4017萬和2577萬拿下當年的第一和八名，而《濟公》隻有2156萬屈居第12位，是周星馳主演電影首次跌出前十名。
原因，當然是品質導緻。
《濟公》雖然是上揚式結局，但刨除電影最後那可憐巴巴的幾分鐘，整部電影都彌漫着一股巨大的悲劇感，甚至讓人喘不來氣。
被剝奪神力的李修緣，任人魚肉的乞丐，随風漂泊的娼妓，橫行無忌的惡霸...
每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悲劇性，更别提電影中還有不少諸如“活人獻祭”、“骷髅換身”等靈異情節。
在杜琪峰的導筒下，《濟公》整體基調陰森可怖，荒涼淡漠，彌漫着一股B級片的詭谲味道。
而骷髅、黑羅刹、斷手斷腳...和角色不停飙髒話等元素更是強化了這層恐怖，再加上劇情上的無力感，雙方互相疊加，觀衆的心理壓力也呈幾何式翻倍。
即便在現在，也有不少影迷不敢看第二遍《濟公》。
當然你可能會說，周星馳的電影悲劇本來也不少，比如家破人亡的《武狀元蘇乞兒》，比如被權利霸淩的《九品芝麻官》等等。
但問題是，同樣是小人物面對階層的無力，但通常周星馳都會用喜劇消解掉悲劇性。
角色會不斷強調“天大的困難也是小事”，讓人在最絕望也看見希望，進而笑出聲來。
簡單一個詞：輕松。
然而《濟公》的包袱設計不但沒有消解悲劇性，反而讓整部電影衍生出一種漠視蒼生、兒戲生死的荒誕不适感。
比如李修緣覺醒後，親生父親被氣死，他卻淡定盤算父親的下一世，并拍手叫好。
緊接着母親也被他氣到一命嗚呼，他又叫下人買燒鴨慶祝。
雖然這種方式有效剝離了李修緣的神性，能迅速塑造人物，但喜劇包袱完全是廢的，兩個好角色的犧牲也會讓人與影片基調産生距離感。
李修緣像是極端理想主義者住在自己的空中樓閣，讓人難以共情，更别提笑了。
更讓我覺得吃一口蒼蠅的是青樓那場戲，小玉和朱大常馬上被袁天霸戕害，李修緣跑來制止，但他開錯了門——
隻見一對兒“通訊錄”坦胸露乳，含情脈脈，連連嗔怪李修緣大煞風景。
一邊是危在旦夕的摯友，另一邊竟還在抖包袱？還是這種屎尿屁類？實在令人所不解。
“割裂感”是《濟公》最緻命的病竈。
三、
《濟公》的割裂，其實是周星馳與杜琪峰的割裂。
《濟公》的劇情是圍繞三個凡人的宿命而生，熟悉香港電影的都知道，提到“宿命”二字，其代表人物便是杜琪峰。
杜Sir又把這份厚重的“宿命論”放到《濟公》上。
娼妓、惡霸、乞丐分别對應佛教三毒貪、嗔、癡，意在探讨凡人的命運是作繭自縛還是上天所指？而肉體凡胎的我們又如何脫困？
杜琪峰是布局者，周星馳便是破局者。
他想用戲谑将悲劇解構，想用迎頭猛撞突破陳規陋習，最後得出“隻要有真愛，自然能破除萬難，哪裡都是天堂”的結果。
可《審死官》時，二人的交流可以說是情意綿綿劍，雙方求同存異，各領風騷，但到了《濟公》就成了水火不容，針鋒相對！
在片場周星馳不服導演杜琪峰！
按照杜琪峰自述，拍攝完《審死官》後再拍《濟公》時，周星馳像是變了一個人，就好像根本不需要他這個導演。
“拍之前也不參與，但拍的時候一直在改東西，是以中間困難很多，和他合作不太愉快。”
持才傲物，剛剛過完“周星馳年”的周星馳顯然不想将自己的人生束縛在一個“演員”的身份中，遂将權力伸向導演席。
而杜琪峰就成了周星馳這場人生轉型的磨刀石。
杜琪峰說，周星馳完全不受導演掌控，每天他隻需要在鏡頭前自顧自走幾遍即可，自己也無能為力。
就這樣，一個要莊一個要諧，《濟公》左支右绌，顧此失彼，進而成了一部四不像。
四、
話又說回來，年度排名12位，雖說不光彩但也不至于虧慘。
可問題出現在台灣省。
很多香港電影都有“國語版”和“粵語版”，但“國語版”可不是給内地觀衆的，而是當時專門拍給台灣觀衆的。
80年代末時，見香港電影圈蓬勃發展，嗅到銅錢味兒的台商紛紛南下，手握大筆熱錢摻了一腳，因為錢太多了，甚至改變了整個香港電影的供給模式。
此前，香港是“院線中心制”，由嘉禾、金公主、德寶這些院線的衛星公司拍攝電影，然後拿到院線上映。
就像現在的視訊平台自産自銷一樣，院線和制片方是甲方乙方的關系。
但随着台資注入，市場大改。
台灣當時有五條院線，八大片商，但産量不足，供不應求。
台資到香港後，望着遍布香江的劇組，那可謂是揮金如土，由于錢多需求大，到最後成了投資模式——
香港人帶着劇本和明星陣容到台灣，台資再根據體量撥款，拿到錢後再開拍，拍完再給台資交差。
也就是說，在電影開機前，制片商就已經穩賺不賠了。
如此安逸的合作方式，自然引得無數制片商趨之若鹜，一個個劇本紛紛北上求資，拿到錢後再交差了事，香港電影從來都是為了賺錢。
一來二去就造就了港片輝煌，93年甚至達到了年産300部。
但數量高了，品質就低了，粗制濫造的電影就多了。
盛極而衰，93年之後，台灣片商意識到這種合作模式的弊端。
直到台灣商人王玉祥用三千萬購買周星馳的《濟公》，電影大賠錢後，台資才痛定思痛制定了新規定：
設立關卡投資不得超過1750萬才能拍攝。
但香港人覺得對方是紙老虎拒不服從，雙方僵持不下。
然而台灣片商根本沒理香港人，轉而把視角望向大洋彼岸，開放好萊塢電影配額。
而那一年正是斯皮爾伯格的劃時代之作《侏羅紀公園》風靡全球的時候。
香港人這才反應過來：
老窩被好萊塢偷了。
至此，台資從香港撤資，而香港電影的泡沫也随之破碎，樹倒猢狲散，有能耐的去闖蕩好萊塢，沒能耐的就隻能堅守維系生活。
是以，王晶說《濟公》是香港衰敗的原因，這不假。
隻不過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原因。
當然，《濟公》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年拍完《濟公》，杜琪峰精疲力盡，甚至懷疑自己“導演”這條路還能不能走通，故而息影一年，不斷審視自己。
最後決定要設計出獨特的個人風格，2年後創辦“銀河映像”，這才有的“黑幫專業戶”杜琪峰。
戲裡，這部《濟公》因兩人的擰巴打了一場敗仗，雙方近30年沒再合作。
但戲外，周星馳陰差陽錯下打通了杜琪峰的任督二脈，成就了日後叱咤風雲的杜Sir。
“要不是周星馳，可能我還不知道方向”——杜琪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