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為何看重《大言賦》

曹雪芹為何看重《大言賦》

——《芙蓉女兒诔》研讀劄記

作者：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上生

曹雪芹是一位既善于學習和繼承傳統又富有創新和開拓精神的作家。其學習和創造往往别具隻眼，令人驚歎。他代賈寶玉所拟突破“銘诔尚實”傳統體制的《芙蓉女兒诔》就是一個範例。

寶玉作诔文前，作品描述其創作心态雲：

“诔文挽詞也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填寫幾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甯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78回，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下同）很明确地強調為了表達情感需要可以“另出己見”地創造，但在具體寫作時，他又強調學習前人，特别是“師楚”：

“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喻，随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志痛，辭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間哉。”

這裡，他列舉了八篇作品，以及學習取法的内容和“辭達意盡”的目标。其中可以斷定為“楚人”屈原宋玉的是前四篇，即屈之《離騷》《招魂》（一說宋玉作），宋之《九辯》《大言賦》。值得注意的是，其排列順序，既非依時代(屈前宋後)，也非按作家作品（屈宋分列），卻以宋玉的《大言賦》置于“遠師楚人”諸篇之首。至于如何師法，四個“或”字以下籠統言之。曹公為何如此表述？曆來讀研《芙蓉诔》者，不曾有人作出解答，留下空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本文嘗試作一抛磚。

首先，應該确認，文中所謂遠師楚人之“大言”就是指宋玉的《大言賦》。《漢書藝文志》雲“宋玉賦十六篇”。《大言賦》雖不見于王逸《楚辭章句》和蕭統《文選》，但晉宋時宋玉大小言賦已流傳，頗多仿作，唐人編《古文苑》宋玉作品已錄此二賦，明謝榛《四溟詩話》（卷2）、王世貞《藝苑卮言》（卷2）均有評論，可見已經為當時人所認同（吳廣平編注《宋玉集》，前言及附錄《宋玉及其作品的評論資料》，嶽麓書社2001年版）。曹寅《楝亭書目》錄有宋本《古文苑》兩種，他的孫子曹雪芹當然有機會讀到。

《大言賦》是一篇怎樣的作品，曹雪芹為何對它發生興趣并列為賈寶玉“遠師楚人”之首呢？

《古文苑》載《大言賦》原文如下：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于陽雲之台。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作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一作頓）兮絕天維，北鬥戾兮泰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一作罘罳）。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裡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一作耿介），倚天外（一作之外）。”王曰：“未也。”王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踆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天，迫不得（一作能）仰。”（據《古文苑》四庫全書本，原文無标點。）

全文不到二百字，比起宋玉《九辯》《招魂》（？）等長篇，顯得分量很輕。從内容看，隻是一場說大話的比賽，并無結果。後面《小言賦》開頭謂宋玉獲賞，似為補叙，作者如此處理，使二賦事件相接。但曹雪芹不提《小言》，獨重《大言》。

曆來對宋玉二賦，除作者争議外，評價并不高。明謝榛雖稱宋玉大小二賦“出于《列子》，皆有托寓”，但随後又引昭明太子《大言詩》說“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為戲爾。”王世貞則謂“《大言》《小言》，枚臯滑稽之流耳。”以後“以文為戲”“滑稽之流”就成為對宋玉大小二賦的基本評價。宋玉本為文學侍從之臣，以極度誇張想象之詞顯揚文采，娛樂楚王，寫下這類作品并不奇怪。但問題是，寶玉作诔，是為追悼被讒害屈死的丫鬟晴雯，宋玉的遊戲之作與寶玉悲情何幹？怎麼會被曹公看重并成為寶玉“遠師楚人”的首篇？

筆者認為，有必要将《大言賦》放在創作的曆史語境裡，重新解讀，才能發現和認識它對于《芙蓉诔》的意義。

《大言賦》是純粹的“遊戲之作”嗎？非也。錢鐘書先生曾曆舉中外大小并列之例，“或張小物而大之，或斂大物而小之。”謂“宋玉二賦，機杼若此。”（《管錐篇》第三冊卷10）形式或如此，内涵似未必然。遊國恩先生指出：“考小言大言之起，蓋出于先秦之世……凡有三因：曰道家之寓言也，曰賦家之侈言也，曰文人之藝增也。”其例見于《禮記.中庸》《晏子春秋.外篇》《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則陽》《外物》及屈原《離騷》《九章》多篇。（《宋玉大小言賦考》，載《遊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但其所論所寫大小，多為天地動物或神界想象，宋玉的大言賦卻直言人事，特别是戰事。從王操太阿“流血沖天”起，到唐勒的“壯士”，景差的“校士”（鬥士），直到宋玉車蓋長劍的渲染烘托和楚王補充的“并吞四夷”“踆越九州”的輝煌戰績，都在刻畫一個肉身的勇武巨人形象。“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更是以形象奇偉富有想象空間赢得後人——從李白（《司馬将軍歌》等）到毛澤東（《念奴嬌·昆侖》詞）的青睐。如果聯系當時楚國的艱危處境，懷王客死秦地，頃襄王昏庸荒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不難了解，宋玉此賦，貌似遊戲，實則深懷國事之憂。賦中的楚王，并非現實襄王，而是期待中的有為君王，“并吞四夷”，正是戰國群雄争戰逐鹿的統一理想。但現實卻是“事楚襄王而不見察”。（劉向《新序·雜事第五》）兩相映照，以未了之筆收尾，顯然意味深長地隐含着某種悲情意味，暗示并未達到警醒楚王的效果。“願一見兮道餘意，君之心兮與餘異。”(《九辯》》司馬遷批評“（宋玉等）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其實宋玉并非自甘以文娛人。“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李白《感遇四首》）他有自己的堅持和作為，其方式是“谲谏”，《大言賦》即如此。謝榛說二賦“皆有托寓”，應是有所感悟吧。

還需指出，從實體意義的大小抽象出來以後，大言小言已經被賦予價值意義。《莊子·齊物論》雲“大言炎炎”，成玄英疏謂“夫诠理大言，猶猛火炎燎原野”。《禮記·表記》：“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孔穎達疏謂“大言，謂立大事之言。”《大言賦》表面上誇飾勇武巨人，但所述卻是關系國家存亡的時政戰争大事（《左傳.成公十七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如果說，屈原的《國殇》是實寫楚國戰事的危急，那麼，《大言賦》就是以“大言”的高聲呼喚重磅發聲（此“大言”古義，《尚書·盤庚》：“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借助虛幻的誇飾想象（此“大言”義二）表達對挽救戰事國事（此“大言”義三）危局的期待。宋玉以“大言”名篇，實在有一石三鳥之妙。

也許這才是曹雪芹所認識的《大言賦》的獨特價值，也是賈寶玉作诔時将其列為“遠師楚人”之首的真正原因。雖然賦體短小，而曹雪芹自創之诔體繁複宏偉，似乎難言取法。但曹雪芹的學習和創造精神正是在此種師法中獨放異彩。這就是既取《大言》賦體之長，又取“大言”語詞之義；既有所參照，更重在“另出己見，自放手眼”。甚至不妨說，曹雪芹是想把《芙蓉诔》作為他親自定稿的前八十回的“大言”即最強音之作。

從語義說，他要使《芙蓉诔》成為展現小說主旨的“大言”。“使閨閣昭傳”是寫作《紅樓夢》的本意，《金陵十二钗》是他給小說的命名。而晴雯是“十二钗”簿冊展示的第一人，也是大觀園清淨女兒夭亡的第一人，《芙蓉诔》是作品中最長最優秀的歌賦宏文，第77回以《俏丫鬟抱屈夭風流》叙寶晴訣别，以同回“美優伶”悲劇映襯，第78回以《癡公子杜撰芙蓉诔》标目，又以同回《姽婳詞》映襯，匠心運作，突出了诔文的“大言”即最強音地位。

從内容說，他取法《大言賦》以大事立言之莊嚴沉重。《大言賦》以關系國之存亡的戰事為大事，而《芙蓉诔》以關系人類社會發展存亡和未來理想的女性命運和美的命運為大事，而又以巧妙用典（如“閨帏恨比長沙”“巾帼慘于羽野”）關合時政批判，内容極其深刻豐富。

從審美說，他取法《大言賦》以誇飾創造崇高形象之優長。芙蓉仙子是女性形象，楚辭本長于描寫女性美，除《離騷》外，還有屈原《湘君》《湘夫人》《山鬼》，宋玉《神女》諸賦，而曹公一字未提，卻突出寫男性的《大言》，是因為他要創造的女性美是崇高而非傳統的優美柔美。雖然宋玉要創造肉身男性勇武巨人形象，而曹雪芹要創造的是至情至潔、由凡而仙、亦實亦虛的精神聖女形象。二者并不相關，但其審美特質卻又相類相通。同樣以“天”為參照，巨人之身軀勇力，是“據地天，迫不得仰”；晴雯之風骨人格，是“身為下賤，心比天高”。創造女性獨立人格的崇高美，是《芙蓉诔》的重要美學創新。自上古女娲神話以後，崇高美已成為男性專屬話語，《芙蓉诔》實作了女性崇高美的突破，這一突破是通過對《大言賦》的師法和逆襲完成的。

由是觀之，宋玉《大言賦》“以文為戲”為其表，“以言志痛”為其裡，真正做到了“辭達而意盡”，符合曹雪芹的審美創新要求，列為“遠師楚人”之首，也就不難了解了。（劉上生）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