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論語》是我們接觸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起點。但是要想真正将《論語》讀懂、讀透，并将其中的智慧融入我們日常的生活和思考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近日出版的一本新書《樂以忘憂——薛仁明讀〈論語〉》，或許能幫助讀者更好地讀懂這本經典。
這本書由中國台灣知名文化學者薛仁明所著，語言簡練而通俗易懂，寫出了《論語》的光明和喜氣，讓讀者能夠“活出心中無事，活到樂以忘憂”。即便是沒有傳統文化基礎的讀者，也可以像讀小說一樣讀得津津有味。
薛仁明與讀者交流
9月4日晚，作者薛仁明帶着這本新書來到上海七寶老街與讀者見面，以拉家常的方式談談《論語》中的人和事。盡管台風即将來襲，但現場人頭攢動氣氛熱烈，不時傳來一陣陣掌聲和笑聲。現場的很多讀者都身着傳統服飾，薛仁明親切地稱他們為“同學”——他們中的很多人确實也是薛仁明的學生。在這場活動之前，薛仁明已經在上海連續講了三天的課，從《論語》講到《史記》，又講到了中國戲曲，為上海的聽衆奉上了一場中國傳統文化的盛宴。
不過，這三天僅僅是薛仁明多年講學的一個縮影。作為一名行者，薛仁明連續十年在兩岸講授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也因講課地域遼闊，行程所及，一腳一步，丈量了中華大地的厚實與溫潤，聽者不計其數，年齡分布不均，故事每天發生。這一次，薛仁明除了在課堂上分享日常所見所聞外，也以公開的方式講講他這十年當老師的故事，說說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現實中的人和事。
《樂以忘憂——薛仁明讀〈論語〉》書封
年輕人對傳統文化漸漸失去感情
薛仁明談到，2010年，他辭去了中學教師的工作，2013年開始在台北書院講課，當時來上課的很多人都是大學教授。對于過去一直給中學生授課的薛仁明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轉變。同時，與如今他在大陸講學的情況不同，來台北書院上課的大學教授的年齡也很大。據薛仁明說，2013年他給台北的同學上課時，他們的平均年齡大概是55歲；而2014年他在大陸上課時，課堂上的平均年齡約35歲。二者之間竟有20年的差距。
更大的差别在于學曆。薛仁明回憶道，台北同學的平均學曆特别高，三分之一以上是博士，其中台大畢業的占了一半，是當之無愧的“學霸俱樂部”；而2014年他在北京講課時，學生有研究所學生畢業的，也有大學生，高中甚至國小學曆的都有。薛仁明笑稱，相比學霸，他更喜歡給學渣上課，因為學渣聽課後進步更明顯，他更有成就感。
到了2017年，他在台北書院的課堂上的學生平均年齡，從55歲到了59歲。“意思是他們都沒有抛棄我，但基本上也沒有新的人來。”薛仁明笑着說，繼而談起了内心的複雜感受，“面對這麼一群我陪着他們老去的台北人群，心裡不知道從何說起，不知道是他們對我不離不棄，還是我對他們不離不棄。”
這些漸漸老去的台北學生，幾年來一直堅持來到他的課堂上，專心緻志地聽課、做筆記，下課後還會跟他讨論問題。在薛仁明看來，台北書院的這群“40後”學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台灣這些年在整個中國曆史文化發展中的脈絡的一個縮影。“在1949年之後，兩岸的一個特殊曆史環境之下，曾經有那麼幾代人，他們對于中國文化有那樣的情感，是以他們到了明明都已經是退休的年紀，還是會來認認真真地聽你講《史記》，認認真真地聽你在思想《論語》。”他說，台灣這十幾二十年來，所有傳統文化課的閱聽人都是這一代人，但他們也在漸漸老去，以後會變得越來越少。
與之相對的是，台灣的年輕人對傳統文化漸漸失去了感情。“台灣40歲以下的年輕人，總而言之就是沒感覺，”薛仁明歎息道，“說實話我還巴不得他讨厭，反感的話我還有機會；當他不反對也不喜歡的時候，我覺得就沒戲了。”
“是以我在台北上課這幾年，上到後來其實覺得特别沒勁，但我還是必須要上，因為我對他們特别珍惜。但按理說是應該是學生看着老師老去的，哪有老師看着學生老去，這個太奇怪了。”薛仁明說，“而且現在台灣講傳統文化的一般都是七十幾歲的。就像我當初在台灣發表關于孔子的文章之後，我在外頭做了幾場公開講座，結果有好幾個讀者說看到我本人吓一跳，說覺得寫這些文章的應該是一個七十幾歲的老頭，但看到我本人才40來歲，這個差距太大了。”
“台灣真的在講祖國文化的這些老師，現在大部分就是我的老師他們那個年紀，比他們小一輩的人沒人再講了，我是一個怪物。”對于台灣文化現狀，薛仁明無奈地打趣道。
薛仁明簽售中
大陸到了回望傳統文化的時代
與台灣的情況不同的是，薛仁明在大陸開課後，感到大陸聽衆是另一種精神狀态。" 我在大陸講孔子，講戲曲，哇，底下聽課的人眼睛會放光，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世一樣。”是以，薛仁明這些年來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大陸的講學上。
2016年9月起，薛仁明開始在上海開課，到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課堂突然變得非常火爆。“本來我在上海的課周一到周五都是上平日的，結果後來我平日課上的那些女同學也強烈要求讓我周末開個班，讓她們家先生，她們家的這些姑爺，也能來上課。”是以從2019年1月開始，薛仁明的上海課堂就變成了平日5天周末2天，一直上到現在。
對于上海課堂的火爆，薛仁明一開始也感到很困惑。不明白自己所講的這麼一套“土氣”的東西，怎麼會在上海這個十裡洋場如此受歡迎。後來他漸漸發現，他課堂上所講授的内容，确實幫助到了學生，對于解決家庭沖突、事業困境各種方面，都有很好的指導作用。“咱們老祖宗的這個東西，是真的管用。”他感歎道。
薛仁明認為，在當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人們面對各種新鮮事物的沖擊，往往會感到迷茫。而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會讓人重新看清自己腳下的土地，自己生活所在的位置，是以将其運用到生活中便會有所成效。這正是傳統文化的力量所在。
而這與中國大陸這些年的總體文化走向也有關。薛仁明認為，與台灣一直在背離中國傳統文化相反，中國大陸從十八大之後，急速地往中國傳統的方向轉。“這十年來，光是我們自己傳統回望的能力和力道，百年來是空前的。”他說。
而上海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使命。薛仁明認為，上海作為1842年後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對外的城市，當中華民族最重要的一個任務是要向西方學習，要往外頭看的時候，這座城市會拼命地走，甚至頭也不回。“但是十八大後，當中華民族最重要的任務已經不是之前那麼單一的要向西方學習，要向外看，而是我們開始有能力平視西方時，我們不僅要跟人家學習，我們還得從自己的文化裡主動學習。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門戶，它就有那個能力，在最短的時間裡調整它的态度。原因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命運在轉變過程中，上海這座城市天然就有這麼一個視角，它自然就會有這麼一個調整。它在往外看的時候拼命往外看，它該回望的時候，它回望得比中國其他城市更好。這就是上海的城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