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國文課》，倪文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2年9月出版，359頁，59.00元
這一年來，倪文尖驚爆B站，也被友人一半戲谑、一半認真地封了個“倪大紅”的雅号。文尖則幽默地稱自己是把論文寫在B站上，進而找到了寫作發表的另一種形态。而《倪文尖國文課》也适時問世，與圈粉無數的視訊課互相背書，都是他踐行文學研究理念和實作文學教育理想的最好方式，甚至可以說，這本書所凝聚的幾十年的默默耕耘，一朝化為B站上的華美樂章。
倪文尖，2000年12月攝于香港。
一
倪文尖是少有的在文學研究和國文教育這兩個領域都下過真功夫的學者，而且還是一個少有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本《倪文尖國文課》也最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理想主義者的雙重理想。文尖在文本細讀方面一向最有心得，建構一種“閱讀的詩學”一直是他念茲在茲的學術理想；而給學生們上好課，最大限度地盡一個師範大學教師的天職和本分，則始終是他自覺持守的生命理想。
這本書也印證了我多年來的一個感受：倪文尖的文本細讀功夫和經典闡釋能力在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少有人能出其右，而“閱讀的詩學”的建構自然是以文本細讀和闡釋的具體實踐為前提。文尖長期緻力于文學經典解讀與教學，注重文本細讀的方法論自覺，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以文本為中心，兼及閱讀方法論和曆史解釋架構的“閱讀的詩學”，既是學術野心和使命，也堪稱順流而下水到渠成。
吳曉東、羅崗、劉洪濤、謝茂松、範智紅、錢理群、倪文尖、薛毅在廣西桂林，1997年暑假。這次相聚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學名作中學生導讀本》。
《20世紀中國文學名作中學生導讀本 散文卷（二）》，錢理群主編，倪文尖、羅崗、王為松點評，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5頁，8.20元
前幾年文尖曾發我一個題為“文學文本的細讀方法”的提綱，按他的寫作習慣，估計目前還沒有正式成文，我不妨獨家披露一部分。在他給出的關于“什麼是閱讀”的諸種定義中，我看重的是如下幾條：
1. 閱讀是内隐的心理活動、認知行為；
2. 閱讀幾乎等于學習，閱讀是發現，是發明，乃至近乎于創造性；
3. 閱讀有不同的目标、取向、層級、次元；
4. 閱讀的文本取向是作者取向、讀者取向等各種閱讀和研究活動的基礎；
5. 文本取向的閱讀，其基本宗旨是，在篇章層面實作對文本貫通性的了解，也就是，把閱讀感受（文學文本很可能是最複雜的）合理化，“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而這句話又得罩住全篇，此所謂“讀通”文本。
上述關于“閱讀”的界定，既結合了認知心理學的内容，又立足文學性，将“文本整一性”的把握作為大方向，将“讀通”文本視為指歸，表明了文尖對閱讀理論有自己全面深入的思考，“閱讀的詩學”其雛形就大約蘊涵其中。文尖也獨異地發明了很多“倪氏”詩學概念和理論範疇，比如“閱讀的文本取向”，“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讀通”文本與“讀透”文本，“讀入”文本與“讀出”文本，“細讀”之外，還要“重（讀去聲）讀”，“内容＝形式”的消極修辭觀，以及“形式化地解讀文本，就是在研究創造性”等等，不一而足。當然文尖對這些概念和範疇也有自己特别的說明，比如何謂“形式化地解讀文本”？就是把文本内容的解讀問題落實在文本形式的探尋乃至發明之中，而這裡的形式既包括語言表達字詞句層面的微觀修辭，如核心意象、細節、肌理、語調等，也包括更為内隐的篇章層面的宏觀修辭，如叙述方式、文本結構、文類體式及其變異，等等。這一系列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範疇，既深入，又淺出，也有可操作性，尤其适于課堂教學，這樣就在創立詩學範疇的同時，也瞄着課堂教學，堪稱是探索出了一條将學術創造與教學實踐盡量有效結合的途徑。
有了這些“倪氏術語”，也就意味着倪文尖解讀文本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視野。别人也講文本細讀，但有的人讀文本是為了其他目的，是為了更大的理念或宏闊的論題，隻是借助文本來舉例。但文尖是真正意義上的以文本為中心和歸宿，傾力于把文本讀通、讀透，從頭到尾，從肌理到結構，從行文脈絡到作家立場，從内部形式到外部語境……徹底地理清楚。這就是他主張的“以文本為本”，也構成了“倪氏”的“文本中心主義”。而“文本中心說”“文本整一性”是其荦荦大者，是其“閱讀的詩學”的核心視野。
倪文尖和導師錢谷融先生，約2015年。
每部文學作品其實都有一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一書中所謂的“中心”。一個優秀的作家都是既呈現又隐藏這個中心，而把探究這個中心的任務留給讀者，尤其是會心的讀者。當然不同的專業讀者可以從文本中讀出不同的中心，一部作品可能也不僅僅隻有一個中心，而且對中心的體認也随着時代在變化。但是能否在閱讀過程中捕捉到這個中心？如何抵達文本意義世界的核心？如何建構整體性視角？怎樣探知到文本的核心秘密？是否真正觸碰到了文本的靈魂？閱讀的詩學尤其須涵容對作家心靈以及文本靈魂的體悟，也在這個意義上，閱讀的方法不僅僅是一種技藝和技術，而關涉的是如何體貼人心，溝通心靈，抵達靈魂。
而倪文尖追求的一個詩學目标，就是閱讀中的同情與共情效應，或者說在閱讀過程中如何被文本“打動”：
無論是重讀還是初次閱讀，我相信，隻要用心地讀了，你都會被打動，而且多半會發自内心地贊歎：《合歡樹》真是篇情真意切、言近旨遠的好文章。有了這個基礎，我就可以提出我關心的問題了：你、我以及大家，為什麼會有如此共通的閱讀感受？
我當年讀史鐵生，最感動的是《合歡樹》，至今依然能回憶起自己被觸動的心情。但是何以被打動？讀了文尖的分析，才有了一種通透的快感。他充分尊重了普通讀者的共感機制和同理心，進而把閱讀心理學加入到審美體驗過程中，對了解何為文學的情感力量也具有一種啟示意義。
文尖所謂的“以文本為本”，既是文本詩學，也是曆史詩學，尤其表現在對文本的語境化閱讀的思考。在《文學文本的細讀方法》這份提綱中，有一則讨論的是“語境”議題：“文本的語境沒有界限，但是，文本自身構成其第一語境。”本書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細讀〈合歡樹〉》一文也從了解“語篇”的角度表達了同樣的想法：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經指出，語篇的了解離不開語境，語篇内的上下文語境之外，語篇發生的環境即所謂“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及其背後更大的“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都是至關重要的。語境并不設限，了解進而可以是無限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倪文尖（後排右一）與他的中學國文老師汪根弟老師（前排左二）和中學同學，約2005年。
語境是以既是文本自身的内化情境，由上下文構成，同時也至大無外，勾連着“情景語境”及“文化語境”。在2021年《文學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文本、語境與社會史視野》中，文尖借助《哦，香雪》及其解讀的再解讀，把曆史視野帶入了文本語境中：
比如鐵凝的小說《哦，香雪》，在1982年的曆史情境中誕生時，“塑膠鉛筆盒”對于香雪的吸引力及其象征性，在作家和她所期待的讀者心目中，都是毋庸多言的；而這也決定了當時對這篇小說的基本了解。時過境遷，“塑膠鉛筆盒”象征的“現代化”意味，對于後來的讀者來說不再不證自明，甚至在其光環脫落後，“塑膠鉛筆盒”還面臨與鳳嬌們“發夾”如何區隔、與父親制作的“小木盒”孰輕孰重等方面的質疑；這樣的重讀，既以對1980年代社會史圖景的總體把握為基礎，又因文本關鍵點的驅動而實作了史料的“二度激活”；而事實上，這“二度激活”的“社會史視野”，因其深深地嵌入在文本之中，是以才具有了更強的生産性。也是以，我們才能欣喜地看到，對以上重讀的重讀也已經正在發生：《哦，香雪》裡有個重要的名詞，“公社”，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這是比“塑膠鉛筆盒”及其象征更難吃透的，因為這背後，有香雪們更深厚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在小說文本裡，“公社”既推動了主人公踏上“火車”去拿雞蛋換鉛筆盒的英雄主義行為，又同樣決定了英雄主角最後的回歸，尤其是作家對這回歸的最進階贊美。總之，在這樣的視野裡，《哦，香雪》既講出了一個“現代”主體誕生的啟蒙故事，又講（好？還是沒好？）了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在新時期凱旋的故事……
請問，這樣的視野，是“社會史視野”還是“以文本為本”？顯然我的建議是，不妨反問一句：這種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是從哪兒來？
我之是以大段引用上面的文字，是因為其中凝聚的是倪文尖磨砺多年的文本細讀功力，尤其善于從小說的核心意象和關鍵情節中洞察文本的秘密，進而把文本語境與曆史語境相疊合，最終映射出文本的整體性和曆史性。從他對《哦，香雪》的反複閱讀中可以見出，曆史語境（或者具體地說是“社會史視野”）與文本語境是内在統一于一個文本的整體性架構中的，既是曆史情境的文本化，也是文本解讀的曆史化，正像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說：“‘社會史視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來的，而其實是，‘以文本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必然發生的行動。”這也啟發讀者把嵌入文本中的曆史了解為一種曆史的“行動”，由此文本内的曆史就具有了未來性的視野，也才經得起一再被重讀，而真正的經典正是在“重讀的重讀”中才能展現其曆史性和未來性。
倪文尖（第二排右四）參加王鐵仙老師（前排右二）師門聚會
二
這本書的下編“字裡行間”部分，是關于文學經典作品的旁批，也是倪文尖對其閱讀詩學的具體實踐和檢驗。旁批，包括注解、評點和啟發性提問等，在他這裡由此也構成了文學閱讀門徑的書面化呈現，或許還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他曾經有個夫子自道：“要把旁批提升為重要的體式，起碼是對我的重讀來說——有時甚至比論文還要直覺。”之是以比論文直覺，是因為旁批要以具體而簡明的批評語言直擊文本的關節與樞紐，既是細讀的基礎，也是細讀的歸宿，更是細讀的本身。文尖所精心編著的《新課智語文學本》，則是以教科書般的熱忱對旁批方法的更飽滿實踐與展現，也對細讀的功力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我曾被他拉着參與了《學本》幾個單元的編選和旁批工作，一度有上了賊船之感，但也隻能暗暗叫苦，發現這種編撰方式，按他的說法，的确比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更難，因為這實在來不得多少虛的。而一旦認真做起來，便又發覺旁批式解讀，确實是實踐文本細讀理念的極佳方案。
《新課智語文學本2.0版（高中卷）》，倪文尖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2021年出版（第五冊待出），30.00元/冊
細讀和精讀的核心之一就是落實到對文本字裡行間的體會，而又在此基礎上進行總體概括和提升。文學研究的初學者往往容易在文本解讀過程中陷入過度闡釋的陷阱，而在文尖看來，“過度闡釋都是沒有經過認真的細讀，尤其沒有經過對自己細讀的反思”。細讀和評點的關鍵就是在關鍵的語句、細節這些“文本關鍵點”上做文章，繼而深入肌理和結構内部，揭示文學文本的深層奧秘。倪文尖通過對文本症候性的捕捉，往往洞察到的是文本沒有說出來的部分，以及隐藏在深處的秘密。譬如他對《哦，香雪》持續多年的重讀，無論是當年對“塑膠鉛筆盒”，還是近年對“公社”的洞見，揭示的都恰是一個時代的曆史性症候。文學細節之中蘊涵着可以照亮一個時代的燈盞。但是這種細節之燈有時是隐藏在文本故事的外殼背面的，僅從文本的縫隙中隐隐透露出些微光亮，需要通過有洞察力的細讀去捕獲。“字裡行間”的細讀與旁批，就是在解“縫隙”、讀症候，進而才能洞幽燭微，覺察到“隐藏在文本深處”的真精神或無意識。
這種庖丁式的技藝早在文尖分析《圍城》的文章《女人“圍”的城與圍女人的“城”：從小說到電視劇》中，就已經顯露端倪。如果說從錢锺書上帝般高高在上的姿态中，體會到《圍城》“清晰地生成了文本的男性中心性質”，是普通讀者就可以覺識的小說命題，而文尖在文本中既捕捉到對男權的一種“颠覆性閱讀”（不管這種對男權的颠覆是否是錢锺書的自覺）的“縫隙”，同時更洞察到“‘男權’意識形态太強大了，它不僅使自覺探究兩性關系的小說成為一個女性‘不在場’的文本，而且能在一個女性導演的‘複制’品（指黃蜀琴導演的電視劇版《圍城》——筆者按）中仍然‘固若金湯’，甚至更鮮明地曝光”，則同時撬動的是，即使在女性作者（導演）那裡依然不自覺的意識形态縫隙。
倪文尖與陳子善老師在西安，1994年。
倪文尖與王曉明老師在西安，1994年。
更重要的是，寫文章你盡可以避開文本中讀不通的關節，但做旁批就無法繞過文本的難點和緊要處。文尖恰恰習慣于與文本的這些“關鍵點”正面對決，是以，很多文本的命門才能被他獨到地揣摩出來，進而成為通達他所謂“細讀”“重讀”的康莊大道。按照文尖的另一粉絲——我的博士生劉東的評價：“倪老師帶有一種‘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氣魄。研究者要直面文本，遇到政治我們要談政治，遇到人情我們要談人情，最後要把一個東西抓到手裡。”這個被“抓到手裡”的東西就是文尖喜歡說的“文本肌理”“文本整一性”。隻有通過與文本正面對決，才能最終抵達這種整體性、文學性。文尖最讓我佩服的正是這種直面文本、正面突擊的氣魄。
文尖與文本的正面對決有時也難免頗費周折，要付出許多艱辛，甚至也會殃及他的諸多友人。晚近一次“池魚之殃”，來自于他對讀通《荷塘月色》的執著。從去年秋天長達半個月時間裡文尖發送給我的堪稱海量的微信聊天截圖來看，他的諸多朋友都被他“摧殘”過。文尖在B站講課發現了“煤屑路”的互文，進而為社會政治方面的讀解給出了文本依據和史實線索之後，又再度反思、重新追問一些看似常識的問題：《荷塘月色》開頭的“頗不安靜”在全文中起怎樣的結構性作用？朱自清寫到後面這種“不甯靜”是否得到了緩解？《荷塘月色》的寫景抒情之間是否有割裂感？這些問題在文學界及國文界看似老早就搞清楚了，但經文尖一刨根究底，似乎都重新變得無解。而他對文學經典的新一輪解讀，也就這樣重新開始，最終結晶為本書下編中對《荷塘月色》的精彩旁批。但我懷疑他還未必會就此罷休。
倪文尖B站視訊第一次錄制，2021年1月。
錄制視訊時的工作照
文尖這輪重讀的結論之一，是朱自清寫了一篇形式大于内容的美文，而以往普遍對《荷塘月色》開頭的“頗不甯靜”過于看重，甚至包括他本人都曾去探究這“不甯靜”的原由，并進而有了“社會政治”“家庭”及“愛欲”等假說，這些其實都是對文本内涵過度闡釋的結果。文尖則傾向于認為“頗不甯靜”是作者寫作的一個緣由和引子，難以诠釋出微言大義。至少朱自清為何“頗不甯靜”，文本中并沒有提供任何解答的依據。文尖利用微信廣泛征求各路友人的看法，确也逼出了些相當有創意的新解，譬如台灣東海大學的趙剛先生就貢獻了一個在我看來頗感意外的解讀（可惜目前大概隻能塵封在文尖的手機微信裡），也因為他以前沒有讀過這篇散文，對《荷塘月色》的閱讀體驗裡就有種人生初見的新鮮感。我本人對文尖的颠覆性重讀一度力挺，但拜讀了趙剛的新解之後，朱自清的“頗不甯靜”就使我無法徹底“甯靜”了，又開始認為這種“不甯靜”中依然蘊涵着關聯文本的某種整體性。而《荷塘月色》固有的抒情性是以也可能并非無所皈依，同樣要歸咎于作者乃至文本内的整體性心境。
文尖的執著，由此也激發我進一步思考對經典閱讀而言具有本體論意義的一些問題。比如：經典的重釋是無止境的嗎？新的闡釋架構能否覆寫既往的模式？整體性視野是從每篇文本中都可以獲得的嗎？對經典的“超保護”原則是否也帶來神話和迷信？我也相信這些問題都會涵容在文尖“閱讀的詩學”的未來視野之中。
洪子誠老師、錢理群老師、倪文尖、吳曉東在北京，2022年8月。
三
關于《荷塘月色》的發生在微信往複之中的經典重讀現場，我更願意看成是倪文尖人格感召力的一個秀場。
文尖在朋友中有極好的口碑，大家都認為他有一種特别的人格魅力，是那種容易讓人肝膽相照，輕而易舉就獻出真心的朋友。在習慣保持交往距離的當今世代，這種人格漸趨稀少，或許近于唐德剛稱他的老師胡适身上才有的那種“磁性人格”。也因如此，文尖的周圍有一批過硬的朋友，我所了解的同代人中，就有羅崗、毛尖、張煉紅、雷啟立、孫曉忠、王為松、董麗敏、薛毅、倪偉、葉誠生等友人。文尖對學生一輩更是傾囊而出，也赢得了衆多學子的愛戴。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分明，嫉惡如仇，用一位友人的說法，“能為青白眼”，對他看得上的人總是傾蓋如故，相待以誠，始終如一。傾夜長談的情景發生在他與許多友人身上，你也可以從中大體聯想到他在課堂上沉浸式的傾情講授的樣子。
倪文尖給父親過八十大壽，2022年8月。
文尖的課堂教學功夫也的确少有人匹敵。我有幸見習過他的文學課，也聆聽和主持過他的講座，那種激情澎湃，循循善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設身處地，以身試法（這裡當然是指“方法”）……都讓我望塵莫及，也是以欣羨不已。他與我的上課方式不同，是沒有講稿的，是以，總是有即興發揮，有令他感覺精彩的橋段，課後回味起來也是眉飛色舞。但也有代價，每次即使講與往年同樣的内容也要重新認真準備，也是以在備課上耗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偶爾帶來的負面效果是，前一年課堂上曾經異彩紛呈的橋段，因為此一次的發揮不力，或新一輪聽衆反應的不夠及時，也就難掩些許沮喪。我想說的是，他對上課極其重視。而這本書中最出彩的内容，大都是上課的産物。是以，毛尖曾為本書貢獻過“倪文尖上課”的書名。當然現在，“倪文尖國文課”這名字也是恰如其分的，隻要你像文尖一樣看重“國文”，把“國文”了解得比天還大。
文尖曾經在微信朋友圈裡引述過蔡翔先生的一段話以示激賞：
文學研究，在其根本的意義上，仍是怎樣面對文學文本，史料文獻的征集，說到底，也是為了更好地打開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是以，當我們強調學科向外部開放，向問題性學術開放，實際上，也正是努力讓文本處于一種永遠開放的狀态，而文本的開放，才可能引申出無數值得讨論的話題。坦率說，由于大學的出現，經典的含義已經不再僅僅是“百讀不厭”，更有可能的，或許是“百說不厭”了。解讀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
文尖對這“百說不厭”應該有同氣相求之感，他上課的激情也多半來自于此。而他在課堂上踐行“閱讀的詩學”的原則之一，就是“讓文本處于一種永遠開放的狀态”，“閱讀的詩學”也正是一種開放的詩學，動态的詩學。文尖喜歡用“動态性還原”來描述其文本解讀，既是還原，又是一個動态的和開放的過程。也正因為這種動态的和開放的了解，他對“閱讀的詩學”的方法論和内含的限度都非常自覺。文學是感受性的，含混的，非确定的，閱讀實踐就須遵循這種文本的非确定性，但作為一名教師，卻又無法以含混的語言去面對學生，在課堂上總須要講出個子醜寅卯。如何提煉那些可以講授的，同時又不以條分縷析肢解文學文本的豐富性和整體性？文尖力圖讓學生們意識到解讀的限度，同時在最低也是最高的限度上授之以漁，傾其所有地把自己所領悟到的方法傳授給學生，還有什麼比這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更能展現一個教師的職業倫理？
倪文尖（左二）和湯擁華（左一）帶華師大大學生去北師大珠海校區，2020年。
上升到了職業倫理的高度，或許有些高蹈，盡管文尖對學生的責任心以及對上課的重視的确是有口皆碑的。而他在課堂上的傾情講授和激情澎湃當然不僅僅是出自對職業倫理的自覺，我想他首先獲得的當是一種自我實作的愉悅感。他是把教學作為一門藝術來體認的，在一次訪談中，文尖認為：“真實課堂更有互動，更有魅力。”是以“不惜花費幾倍時間，不斷變着法子進行各種類比和提問，乃至通過自己的表演，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創造力，為的是，學生自己領悟出答案來”。而當學生“順着倪文尖搭的梯子成功說出了”他心目中期待的答案，也是他最有存在感的時刻：
“那一刻真痛快極了！”倪文尖珍視這些瞬間，如同他告訴學生的那樣：“仔細想想，這些都沒什麼大不了，又不能靠它評教授，但是，這些瞬間又夠一生來回味。”
可以說，倪文尖從自己的文學閱讀和課堂教學中體味到的是那些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專家教授們所無法體驗的生命瞬間，那些激發了學生們文學感悟和哲理思考的瞬間，那些在B站得到更多的觀衆和粉絲認同和激賞的時刻，那些對文尖而言的無限高光時刻。的确，這些文學瞬間值得付出一生，也足夠以一生的時光去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