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南峰
巴西的警察暴力
8月23日，巴西記者拉斐爾·察夫科·加西亞（Raphael Tsavkko Garcia）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發表題為《巴西對窮人的戰争永無止境》的評論文章，控訴巴西警方濫用暴力，呼籲徹底改革該國的安全架構。
加西亞在開頭寫道，暴力——尤其是國家準許的暴力——是許多巴西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于那些居住在貧民窟、長着“錯誤的膚色”的不幸窮人而言更是如此。
他認為，生活在不穩定環境中的貧窮黑人和棕色人種是巴西警察首選的受害者——這支部隊似乎不是緻力于消滅貧困，而是消滅窮人。
當地時間2022年7月21日，巴西裡約熱内盧州警方确認，當天在裡約熱内盧市北區阿萊芒貧民社群執行的剿匪行動共造成18人死亡。
在巴西的貧民窟，居民一直生活在對“警察行動”的恐懼中——或者更準确地說，在狹窄的住宅區街道上被自動武器和直升機濫殺的恐懼中。如果一名警察碰巧靠近——不管他們做了什麼或沒有做什麼——他們可能會受到威脅、毆打、監禁、殺害或幹脆“失蹤”。他們知道他們的房子随時可能被入侵，他們的财産被沒收，他們的生活被颠覆——所有這些都得到了本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機構的全力支援。
5月24日，25人在裡約熱内盧克魯塞羅貧民窟的一次警察行動中喪生。7月21日，在同一州的阿萊芒街區（Complexo do Alemao），警方的另一次突襲行動又奪走了18人的生命。
這些隻是一個更長鍊條中的片段。根據聯邦弗魯米内塞大學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在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間，僅在裡約熱内盧就有182人在至少40起不同的警察行動中被殺害。
這些緻命的行動得到了巴西極右翼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的全力支援，他經常贊揚警察在貧民窟的血腥行動，并自豪地宣稱所有被當場擊斃的人都是“罪犯”和“暴徒”，而他們現在已經被“消滅”（neutralised）。事實上，活動人士和國際組織強調，在這些行動中喪生的人，隻有一小部分以其姓名發出的逮捕令。貧民窟的居民經常談論人們被警察“追捕”，有時甚至在投降後被處決。但在巴西政府看來，這些細節似乎無關緊要。
盡管博索納羅及其許多支援者經常試圖為巴西警察的血腥、明顯非法的行動辯護，聲稱他們是在打擊暴力的、全副武裝的和危險的犯罪分子，但警察殺死的不僅是所謂的毒販和幫派成員。
舉個例子，5月24日，就在克魯塞羅貧民窟發生緻命襲擊的同一天，在東北部塞爾吉佩州，聯邦高速公路巡警在警車的後備箱裡悶死了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名為金瓦爾多·德·赫蘇斯·桑托斯（Genivaldo de Jesus Santos）。目擊者記錄的圖像現實，警官們将桑托斯按倒在地，然後強行将他留在警車後部，SUV上冒出一團白色濃煙。據其家屬稱，這名38歲戴着手铐的男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人們可以聽到他的尖叫聲，他伸出車外的腿蹬了一會兒，直到一動不動。
無論是警察在貧民窟的行動，還是執法人員殺害像桑托斯那樣貧窮脆弱的巴西黑人，發生在巴西都不令人驚訝或難以解釋。
加西亞接着讨論了這些警察暴力根植的制度和文化土壤。他認為，在巴西，将貧窮和窮人視為有罪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導緻了警察的種族暴行。再加上未能對安全部隊進行充分的教育訓練，以及當局甚至不願承認這個問題存在，這種窮人有罪的文化把警察變成了國家準許的暴力行為的實施者，無論其出于自願或是被動。
警察教育訓練是糟糕的，在街頭“邊幹邊學”的文化助長了不端行為，并使其代代相傳。警方聲稱，罪犯通常擁有更好的槍支和裝備，導緻警察經常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這增加了他們與群眾互動的緻命性。
很明顯，訓練不足，裝備不足，總是充滿恐懼，巴西的警察們覺得他們正在進行一場戰争，隻有通過先發制人的暴力才能取勝。
然而，警察缺乏教育訓練、資金和支援隻能解釋問題的一小部分。巴西警察之是以如此行事——似乎是在向窮人發動一場緻命的戰争——主要原因在于，這支警察部隊的成立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從曆史上看，警察部隊在巴西成立的原因不是像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那樣，是為了確定公共安全，而是為了控制、鎮壓和恐吓奴隸。
巴西的第一個貧民窟出現在19世紀的裡約熱内盧，并在奴隸制終結後呈指數級增長。随着時間的推移，逃離武裝沖突的貧窮移民也加入了這些前奴隸及其後代的行列。很快，類似的貧民窟開始湧現，并擴充到該國的其他地區。警察部隊從一開始就是為了保護精英階層及其财産與生活方式不受危險“平民”的傷害，并且他們很快把注意力集中于貧民窟。
弗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助理教授大衛·内默（David Nemer）在其著作《被壓迫的技術：巴西貧民窟的不平等和數字世俗》（Technology of the Oppressed: Inequity and the Digital Mundane in Favelas of Brazi）中寫道:“自從山坡上的定居點開始被視為危險和邊緣人的領地以來，偏見就被銘刻了下來。”
巴西的精英們一直認為貧民窟是一個需要受控制的地方，窮人在其中生活必須被監視。而警察作為這些精英的守衛，通過恐吓、虐待和暴力，承擔起了控制貧民窟的責任。正如專門研究公共安全問題的記者塞西莉亞·奧利維拉（Cecilia Oliveira）所說：“警察的暴行與巴西社會建設中的許多因素相聯系，也與巴西沒有清算其從奴隸制到獨裁統治的曆史相聯系。”
今天，以暴力手段維持貧民窟的文化仍在繼續，還有一個原因是沒有針對執法部門的不端行為和濫用職權的執法。奧利維拉認為：“檢察官辦公室沒有履行其監督警察活動的職能，司法部門沒有履行其保護訴諸法庭的被虐受害者的職能，州政府沒有管理其代理人，這是一個允許警察為所欲為的完整系統。有人為複雜的問題提供廉價的解決方案，而黑人和窮人的生命就是代價。”
巴西的安全部隊正在貧民窟散播恐怖，在交通攔檢時殘忍地殺害脆弱的黑人公民，因為他們被設計成這樣——他們沒有接受訓練，沒有裝備，也沒有被鼓勵以任何其他方式來管理這些社群。
加西亞最後寫道，在巴西，除非當權者采取行動徹底改革該國的安全架構，并建立一支願意并有能力真正保護而不是恐吓群眾的警察部隊，否則針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血腥戰争将永遠不會結束。隻要博索納羅和他的支援者掌權，在可預見的未來，貧民窟的警察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持續下去，人們将看到更多像桑托斯遇害那樣的警察殺人事件。
意大利大選中的極右翼政黨
意大利将于9月25日迎來大選，喬吉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上司的極右翼政黨大機率将上台執政。8月25日，左翼雜志《雅各賓》（Jacobin）編輯大衛·布羅德（Dabid Broder）在該刊網站發表題為《意大利中間派未能向極右翼宣戰》的政治評論，該文認為，梅洛尼的勝券在握得益于放縱的媒體，以及意大利中左翼未能回答如何才能讓本國擺脫長期停滞。
喬吉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
布羅德首先分析了目前的選情。他表示，在下個月大選之前，被意大利媒體稱為“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在民意調查中支援率接近50%，幾乎可以確定在議會中占據大多數席位。但布羅德認為，“中間偏右”的說辭是文過飾非，聯盟中的兩個主要政黨——喬吉亞·梅洛尼的後法西斯主義政黨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得票率約為24%）和第二勢力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的聯盟黨（Lega，得票率約為14%）——将他們的全面減稅計劃與一系列仇恨宣傳結合起來，激烈反對移民、LGBTQ“遊說團”、“種族替換計劃”等。
意大利兄弟黨并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政黨。在民意調查中，它與中左翼的民主黨（Democrats）勢均力敵，盡管後者由于缺乏主要盟友，在将選票轉化為席位方面處于更弱勢的地位。民主黨堅稱，他們将延續馬裡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上司的跨黨派政府的工作，該政府于去年2月成立，旨在撥付歐洲複蘇基金。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的多數席位也依賴于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聯盟黨和折衷主義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然而，随着這些勢力在今年7月撤回他們的支援，民主黨獨木難支。
這反過來又重新創造了意大利政治典型的光幻視（a typical optical illusion），最近一波右翼反對分子聲稱他們正在戰勝一個永遠霸權的左翼，盡管意大利幾乎沒有什麼左翼的聲音。德拉吉的内閣是近幾十年來一系列大聯盟和“技術政府”中最新的一個，其中包括民主黨的支援，他們是制度穩定的堅定保證人。但鑒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的基本盤是衰弱論-新自由主義的（declinist-neoliberal）底色， 2022年的競選将再次在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的（neoliberal-managerial）中左翼和聲稱将結束“十年左翼統治”的極右翼局外人之間展開。
在政黨體系持續動蕩的情況下，置身德拉吉政府之外必然有助于意大利兄弟黨拉攏右翼選民。它在2018年的支援率僅為4%，目前大約一半的支援剛從聯盟黨轉化而來，後者在2018-19年薩爾維尼擔任内政部長期間聲名鵲起。然而，自2021年2月以來，其他主要政黨之間的協定給了梅洛尼壟斷批評角色的空間，并以此強調其“建設性”方法，即敵視“左翼”，但不敵視德拉吉本身。意大利兄弟黨還經常強調其對歐盟、北約的忠誠，以及對烏克蘭的武器供應，以顯示其“大西洋主義者”的身份。
中右翼的一些人最終對德拉吉政府的執政感到不滿。是以，競選初期，民主黨人讨好貝盧斯科尼的長期盟友雷納托·布魯内塔（Renato Brunetta）等人物，作為回應，布魯内塔退出了意大利力量黨。就像美國的民主黨人在尋找溫和的、“絕不是特朗普”的共和黨人一樣，某種中左翼心态包括試圖找到負責任的右翼分子來充當對話者，即使這意味着一些人（尤其是貝盧斯科尼）曾經扮演“邪惡”的角色，中左翼寄希望于在一場“不那麼邪惡”的投票中阻止他。唯一的問題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邪惡”隻會變本加厲。
布羅德觀察到，許多意大利媒體不能容忍“妖魔化”梅洛尼的行為。專家保羅·米埃利（Paolo Mieli）在競選開始時問道：“我們就不能有兩個月不談曆史嗎？”但是，實際上沒有人聲稱意大利兄弟黨計劃發動一場“向羅馬進軍”，以慶祝貝尼托·墨索裡尼掌權100周年。就連民主黨領袖恩裡科·萊塔（Enrico Letta）近年來也與梅洛尼保持着友好關系。然而，這位野心勃勃的未來總理顯然有一些不尋常之處，她堅持認為其政黨中的“懷舊者”——指那些使用納粹傀儡政權薩洛共和國标志和橫幅的官員——是“事業的叛徒”。
頗為諷刺的是，作為著名的墨索裡尼傳記作家倫佐·德·費利斯（Renzo de Felice）的學生，米埃利曾寫過多本關于20世紀意大利的著作，但是他關于停止談論曆史的呼籲還是被國家媒體廣泛采納，這些媒體經常表現出明顯的健忘症，無視意大利兄弟黨是成立于1946年的新法西斯主義政黨意大利社會運動（MSI）的繼承者的事實，也不理會該黨官員的種族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贊揚以及與更激進組織的聯系，而詭辯稱這一切都是“挖坑設套”的問題。這得到了來自右翼日報的記者們的一緻支援，他們堅持認為，既然“法西斯主義不會回來”——從字面上講，它當然不會回來——這完全是一個已經死掉的問題。
有一些迹象表明候選人的過去會回來困擾他們，雖然這并沒有發生在後法西斯主義陣營身上。南部地區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的民主黨候選人拉斐爾·拉·雷吉那（Raffaele La Regina）上周末不得不退選，因為此前他被曝在2020年質疑以色列的生存權。《晚郵報》和《共和國報》等主要日報相當古怪地指出，政客們過去的社交媒體文章如今正成為選舉宣傳的工具。即便如此，這也取決于他們是否會感到羞愧。梅洛尼過去一再聲稱，匈牙利猶太人“高利貸者”喬治·索羅斯正在“資助一項計劃，在種族上取代歐洲人”，但這些都沒有給目前的競選活動帶來麻煩。
如果意大利兄弟黨在政府中站穩了地位，它所構成的真正威脅與其說是“回歸法西斯主義”，倒不如說是像波蘭和匈牙利這些典型（極右翼執政的）國家一樣，規範被侵蝕，官方組織對批評者和少數群體的中傷。事實上，較之匈牙利，波蘭右翼更是梅洛尼政黨的榜樣，自俄烏戰争以來，波蘭右翼似乎在歐盟執政圈内獲得了新的合法性。梅洛尼過去曾贊揚過弗拉基米爾·普京，但與聯盟黨相比，她更傾向于“大西洋主義者”的立場，盡管事實上她的政黨更接近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和美國共和黨中的特朗普派，而不是現任的華盛頓政府。
雖然梅洛尼不可能尋求與歐元或歐盟決裂，但她上司的政府可能在兩方面造成持久損害。其一是呼籲對移民船隻進行海上封鎖，這種嘩衆取寵的做法不僅違法，而且可能導緻成百上千人死亡。其二是各種修改意大利憲法的計劃，包括壓制左翼批評者的模糊而包羅萬象的手段，例如将“為共産主義辯解”或“伊斯蘭極權主義”定為犯罪。除了推翻目前憲法（很少強制執行）的反法西斯“偏見”之外，還有一項計劃，即把意大利變成一個總統制共和國，用頭重腳輕的行政機構取代目前的議會制度。
布羅德認為，真正的問題在于社會經濟政策。
鑒于她在民調中的領先優勢，梅洛尼的競選活動一直相當低調，事實上，她幾乎完全專注于回應左翼人士對她與法西斯主義有關的指控。她向國際媒體釋出的一段視訊表明了意大利讨論這些問題的嚴肅性——她對着鏡頭發表聲明，沒有記者提問——在視訊中她堅稱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曆史”，并譴責“1938年的反猶太法”和“獨裁”。這種措辭的選擇，其尖銳程度甚至比不上曆史上意大利社會運動上司人詹弗蘭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在1990-2000年代對過去的全面批評，顯然是為了避免譴責（新）法西斯傳統本身。她堅持認為，左翼談論曆史，是因為他們對政府計劃無話可說。
事實上，在兩個主要陣營中，都極度缺乏關于未來五年的真正建議。民主黨尋找大部分虛構的中間派選票（以及自稱代表“第三極”的小新自由主義政黨的烏合之衆）也是這個問題的附帶現象。當意大利兄弟黨将右翼選民重新召集到新的上司層之下，中左翼卻似乎陷入了癱瘓，他們隻能鞏固自己對一種經濟模式的捍衛。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意大利的經濟增長一直停滞不前，同時通過臨時補貼和救濟措施應對了一些影響。這不僅是歐元區成員國身份的問題（沒有任何主要政治力量挑戰這一點），但與之息息相關，因為各國政府陷入了一個低投資、生産率增長乏力、公共債務沉重、結構性低就業水準的循環。
這并不是說，梅洛尼真的對談論經濟感興趣。中右翼的提議标志着稅收和官僚體制的全面削減，盡管更多的負擔将放在非歐盟公民經營的企業身上，這些企業被認為要獨自為意大利巨大的逃稅漏洞負責。意大利兄弟黨促進就業的提議——對增聘員工的（意大利經營的）公司減稅——不過是為結構性經濟弱點貼膏藥，肯定無法填補它提議取消的求職者津貼。在右翼聯盟内部，聯盟黨提出的15%的統一稅率——可能會在公共賬戶上造成800億歐元的窟窿——太過離譜，以至于讓我們想知道為什麼該黨不提出10%或5%的稅率。前科累累的貝盧斯科尼時代的财政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出現在意大利兄弟黨的候選名單裡，明顯表明該黨缺乏戲劇性的經濟政策措施。
民主黨左翼或多或少有一些力量試圖将社會政策納入競選活動。一個是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五星運動，雖然有點堂吉诃德的意思。在上屆議會開始時，該黨是薩爾維尼上司的聯盟黨的軟弱盟友，如今它已将捍衛2019年出台的求職者津貼作為其旗艦政策。在曲折的政治道路和前上司人路易吉·迪馬約（Luigi di Maio）離職之後，該黨可能獲得的選票從2018年的32%掉到10%。除了與民主黨結盟的綠色左翼勢力（尤其是科特迪瓦出生的農場勞工組織者阿布巴卡爾·蘇馬霍羅），還有一個獨立的左翼，即由前那不勒斯市長路易吉·德·馬吉斯特裡斯（Luigi de Magistris）上司的人民聯盟（the Unione Popolare）。這份名單在選舉前不久形成，但他們似乎不太可能入主議會。
布羅德最後寫道，觀察意大利政治，我們常常忍不住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激烈的修辭兩極分化和曆史象征主義的反複出現之外，真正的替代方案并沒有那麼戲劇化。事實上，意大利的經濟萎靡是長期的，而不能歸結為單一的危機時刻：公民對政黨的忠誠度下降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我們不會看到一個戲劇性的轉變。然而，随着一個許多上司人公開鼓吹白人民族主義陰謀論、為法西斯戰争罪犯辯護的政黨取得突破，目前時刻确實帶來了新的危險。梅洛尼周日（8月21日）釋出了一段據稱一名婦女被移民強奸的視訊，透漏了很多她的真實成分。雖然我們不希望看到她掌權，但這種前景看起來很渺茫。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