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導演牛山純一，帶着5人攝制組開進了上海一條不起眼的裡弄。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第一位來滬拍攝的日本紀錄片導演——他用鏡頭拍下了居民日常生活，從菜場、早點、物價，到居委會、事先串通的人所、裡弄食堂，乃至老百姓的結婚喜宴。
《上海的新風》片段
這條弄堂所在的區域，叫做張家宅。
當得知上棉22廠勞工楊菊敏和靜安區服飾鞋帽公司職工張麗娟要在張家宅辦婚事後，牛山導演将錄影機架到隻有15平方米的新房裡作了一天的跟拍。這樣的逼仄，在當時已經算是令新婚夫婦相當滿意的寬敞空間。要知道，直到1980年，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積僅為4.4平方米。張麗娟後來還能清楚地記得，這天牛山純一從早上7點一直跟拍到深夜12點。在拍攝的間隙，他和鬧洞房的市民們閑聊，這部紀錄片後來名為《上海的新風》，奪得了紐約國際電影節銀獎。
《上海的新風》片段
差不多就在這同一個時段，也在張家宅地區，一天，一輛從上海市機電一局标準件模具廠出發的大卡車，載着一群興高采烈的青年勞工，開往張家宅。車子開到北京西路口不動了，停下，是因為張家宅支弄太窄了，卡車沒辦法繼續駛入。送喜報的工友紛紛從車上跳下來，一路敲鑼打鼓走進去，一直走到張家宅西部的融和裡20号，慶祝他們的工友，這一年21歲的車工鄒振環考取複旦大學曆史系。
而鄒振環在接到錄取通知的第一時間，就給還被下放在廁所打掃衛生的“資方代理人”父親，昔日的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的高材生鄒逸濤打電話報喜。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聯考制度恢複的第二年。張家宅不是上海的政治中心，亦從來不是文化中心，在這裡居住的都是平平凡凡的市民。但就是這麼一個普通的街巷裡，即便最普通的人也嗅到，他們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命運的轉折——時代給予上海的新風，的的确确拂面而至。
張家宅的範圍，有兩個。
一是一條大弄堂的名稱，指位于北京西路、石門二路、新閘路和泰興路這樣一塊區域，面積大約0.6平方公裡；二是一個大街區的名稱，指張家宅街區（後來成為張家宅街道劃分的依據），即東起成都北路，西至戈登路（Gordon Road，後改為江甯路）周邊地區，南瀕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北臨新閘路山海關路。張家宅的名字最早出現在1908年的《申報》上，或以此地曾有過的一條張家宅浜（1931年填平）而得名。
有趣的是，張家宅地區曾經有另一個名字——王家厍。1843年後，英殖民主義者越界築路，英沙遜洋行于此購地建造起英式住宅數十幢。至租界擴界前，上海大地産商程謹軒于1900年前後購進大量土地，在卡德路（今石門二路）兩側建起花園洋房和裡弄房。以石門二路為界，路東稱為東王家厍，路西稱為西王家厍。
但人們習慣稱卡德路東為“東王家厍花園弄”（今北京西路 605弄，後簡稱“東王”）；西為“西王家厍花園弄”（今北京西路707弄，簡稱“西王”）。根據《上海大辭典》記述，王家厍大緻範圍以靜安寺路、卡德路一帶為中心，東到大田路，西近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後稱泰興路），南至靜安寺路、鳳陽路，北至愛文義路（Avenue Road，1945年改為北京西路）。王家厍和張家宅的空間基本重疊，但中心略有不同，後者不再是卡德路和靜安寺路，而是向西北移動了約300米，即後來的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張家宅路為中心。
地圖上的張家宅與王家厍
時移世易，王家厍的名字漸漸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張家宅的名字。随着張家宅的消失，如今境内唯一留下曆史痕迹讓人有所聯想的，就是今日著名的點心店王家沙。
這一區域興盛起來的前半生，見證了上海20世紀二三十年代冒險家們的傳奇。
1932年，謝葆生、馬岩卿在卡德路新閘路轉角創辦卡德池（也稱卡德池浴室或卡德浴室）。程謹軒還在靜安寺路、卡德路口建成當時最先進時尚的帶電梯的九層英國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以程氏之孫的英文名字“Denis”來命名，音譯為“德義大樓”。1920年代，他在卡德路 （石門二路）東側建成1幢七層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名卡德大樓，作為英租界進階警官寓所。卡德路是以漸漸成為張家宅街區附近最為繁華的一條街。
今石門二路東頭的育才中學，是1901年由英籍猶太富商嘉道理在上海白克路（今鳳陽路）創辦的，時稱育才書社。1909年工部局議設西區華童公學，1910年嘉道理又出資白銀2.5萬兩，在山海關路和卡德路交界處購地10畝，建造了帶有操場的三層教學樓一幢。1912年竣工後，即将育才書社遷至新校址，并交工部局管理，取名工部局立育才公學，即育才中學的前身，專收走讀華童，開創了上海新式學校之先河。
1929年前後，爆發金融危機，程氏家族投機失利，程謹軒的長孫程贻澤将位于麥特赫司脫路 （今泰興路）306号花園住宅作價後還債，轉手被青幫人物高鑫寶改做娛樂場所，被命名為“麗都花園舞廳”。大起大落之後，繁華如煙雲聚起複散。
在上海，一位遷徙而來的甯波人，也曆經一次低谷。
一直在甯波經商的鄒家，傳到了鄒椿這一支，幾乎不能為繼。鄒椿41歲時早早病故，留下一衆未成年子女。其中最大的長子鄒精如（字梅荪）才18歲，孤身一人，北上投奔做木材的叔叔，底下幾個十來歲的弟弟們都托人收做學徒。而年紀最小的兩個孩子，直接被寄送到孤兒院。三子鄒星如（字春荪）13歲到上海從做學徒。天各一方的情況下，兄弟姐妹之情反而變得更牢固。
憑借着甯波商人的勤奮、長子鄒精如後來在天津漸漸立足，成為一名富裕且膝下子女衆多的成功商人。三子鄒星如（字春荪）在上海擔任三友實業社的銷售員，再後來開辦公司、投資經商，成為生活優渥的實業家。但令鄒星如苦惱的是，夫婦年過三十，卻無所出。了解到弟弟的難處，讓鄒精如決定，将自己将于1935出生的孩子，作為禮物送到上海，過繼給鄒星如夫婦。
就這樣，在1935年早春，身懷六甲的鄒精如的妻子，從天津坐火車到上海，8月31日，誕下一名男嬰，成為鄒星如夫婦的養子。這個孩子，就是後來複旦大學教授，曆史地理專家鄒逸麟。
如果沒有意外，鄒逸麟作為鄒星如唯一的繼承人，将繼承家裡的公司，從事商業經營。為了確定這個來之不易的男孩順利成長，一家先住在閘北。1937年，八一三時，閘北被日軍轟炸，全家逃到新閘路福康裡，至1941年，全家遷入位于張家宅區域的江甯路（當時稱戈登路）727弄的達德裡46号。
小家庭避難之際，也是張家宅遇劫之時。
張家宅昔日熱鬧的夏令配克影戲院一度被用作難民所。随着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接管夏令配克影戲院，由僞中華電影公司經營。掌管麗都花園舞台的高鑫寶被漢奸暗殺。嘉道理家族在滬所有産業落入日本人之手，嘉道理死于日本人的集中營。
此時，也是遠在昆明的鄒逸麟的胞兄，鄒精如的長子鄒逸濤和無數熱血青年投筆從戎為國效力之際。鄒逸濤是在1940年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的，一年後太平洋戰争爆發，在聯大學生投筆從戎的高潮中，他報名參加了第四期戰地服務團譯訓班。這個訓練班為配合援華英美盟軍工作而特設，征調全國各大學文法學院畢業生和外語系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以及英語較好的學生報名服役一年。鄒逸濤入伍從譯，他服務的對象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志願航空大隊，即飛虎隊。
知識青年的心是和家國命運聯系在一起的。鄒逸濤想過未來的許多可能，但何嘗想到，戰事攪動無數人的命運，自己和後代将和遙遠的上海的這個叫做張家宅的街區發生聯系。
1943年，鄒逸濤回校繼續求學，1945年7月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畢業後進入國民政府設立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工作。1947年總署任務完成，鄒逸濤當時供職的杭州浙閩分署解散，他和妻子便離開浙江到上海。
正是由于有家族淵源打前站，當鄒逸濤和妻子來到上海時，就在鄒星如的金國百貨公司做襄理，并挨着他們入住張家宅地區。鄒逸濤的房子是位于張家宅西部的融和裡20号。這是一片建造于1925年左右的石庫門建築，風格介于老式石庫門和新式石庫門之間，既有木窗的格局，也有衛浴設施和寬敞的天井，内部設施都優于周邊同時期建造的同批建築。
鄒逸濤夫婦抵滬10年後的1957年，鄒振環在張家宅出生。由于受到時代影響，鄒逸麟也無法繼承家業繼續富二代的生活，剩下的路隻有讀書一條。也就是在1957年，從山東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的鄒逸麟随譚其骧教授來上海參加《中國曆史地圖集》編纂工作。戰亂時期分散各處的家族成員，重新在上海的大江大流中彙合。但等待他們的，卻是另一場離散。
公私合營開始，金國百貨公司合并給亞洲織造廠，鄒逸濤雖然去廠裡做了職員，但被定位為資方代理人，從此一個愛國知識青年的命運被貼上另類的政治标簽。他在廠裡成了專政對象，從此打掃廁所等苦活重活無一幸免。
鄒逸麟的父親鄒星如被關在廠裡，許多審問他的人，都是他按照甬商向來的傳統，是他親手接受親戚朋友的請托，從甯波帶上來的，跟他學生意的。政治運動到來時，鄒星如雖然還不到五十歲，已經吓到魂飛魄散。傳統的倫理綱常，同鄉情誼，都已經不适用了。老一派從學徒開始起家的資本家，現在除了趕緊退休回家，已經看不到出路。
1960年，鄒逸濤、鄒逸麟的生父鄒精如，在天津去世。1966年，鄒星如家被抄家，紅木家具、沙發、甚至鍋子都被抄走砸壞，全家一度連吃飯的桌子和坐的凳子也沒有。1971年，一直如履薄冰的鄒星如，心肌梗塞去世。
父親去世後，鄒逸麟也病了一年多。這時他已經有三個孩子，都衣衫破舊，已經上國中的女兒，穿着屁股上貼着兩塊大更新檔的褲子。鄒逸麟看了心疼，但也隻能小心翼翼地在大學裡埋首學問，盡力遠離政治。
直到1978年兒子鄒振環打開電話，告知考入複旦大學，鄒逸濤還在打掃廁所。但這個電話讓這位畢業于西南聯大的老大學生看到某種希望，被加諸于身上的重擔，可以放下了。也在這年10月，鄒逸麟晉升講師，結束了22年的助教生涯。兩年後，晉升為副教授，1982年，成為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長。
在鄒逸麟回憶錄裡，記錄了大哥鄒逸濤晚年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一日兩個希臘船員路過廠門口，向門衛詢問飯店的路，雞同鴨講的時候，勞動改造中的鄒逸濤正好騎着黃魚車路過，三言兩語就解決了希臘船員的難處。一時鄒逸濤會講外國話的新聞，從門衛室傳導了廠上司的辦公室。興許因為趕上那個全民補課學英語的時代，鄒逸濤就被帶到了廠校教英語，就此結束苦役。鄒逸麟說：“我們鄒家逸字輩的翹楚，之是以會把一個廠校的英語教職看作他人生的最光亮點，我想那是因為他走過的暗夜之路實在是太長吧。”
從1978年看張家宅，是一段曆史的結束。
鄒逸濤人生最後的日子在張家宅度過。平反之後，作為一名英語教師，他重新有機會使用青年時熟悉的外語。鄒振環在複旦讀書，畢業後留校，後來成為翻譯出版史專家，與鄒逸麟叔侄二人同為複旦大學教授，一時傳為佳話。
鄒振環，1957年出生，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翻譯出版史專家。1999年，博士論文《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入選 2001年度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1997年，《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獲首屆上海曆史學會“學會獎”
從張家宅離開後，導演牛山純一分别在上海和日本舉辦的中日電視交流活動。還給楊菊敏夫婦寄來了他們婚典的像帶，以後，在第二屆和第六屆上海電視節，牛山先生曾兩次來滬，每次都要與楊菊敏夫婦見上一面。
迎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楊菊敏、張麗娟夫婦開了一家清洗公司，離開了隻有15平方米的歐式，擁有了兩室一廳的房子。他們在1998年這年，和牛山導演相約，要讓前來參加上海電視節國際影視名家作品展映“牛山純一專場”的牛山先生來看看他們的新居，看看20年前那個夜晚的憧憬已變成了現實。然而他們不曾料到，因為牛山先生的去世，這一專場成為導演的紀念展。
1992年，鄒逸麟離開生活長達51年之久的張家宅。如果沒有少年的時代變化，按大機率，他作為鄒星如的唯一繼承人，本應該進入商界，做個老闆。命運撥弄他的軌迹，有時也留下禮物，比如為學界貢獻一位教授。
2001年，随着動遷，鄒振環一家也離開張家宅。同年，已改名滬江浴室的卡德浴室随着張家宅街區改造被拆除。不久後，曾經阡陌縱橫的居民區成為一片建設工地，新大樓拔地而起，曾發生在這裡的風雲人物傳奇和無數平民百姓的故事都随之四散。
上海音像資料館後來有一次在收集上海資料中時，對本市5家電台電視台的節目資源進行二度開發，使許多老節目“起死回生”重煥青春。在整理中，資料人員從20年前日本著名紀錄片導演牛山純一1978年來滬拍攝的一部專題片《上海的新風》中發現一段記錄本市張家宅地區。因為覺得内容生動而翔實，他們立即将這段頗有價值的素材重新進行了複制編輯。後來，上海電視台運用這些素材拍出了一部紀錄片《上海張家宅1978—1998》，20年前的張家宅與20年後的張家宅在片中聚焦，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因為生動反映出上海改革開放20年巨變，并一舉榮獲中國對外電視節目“彩虹獎”的最高獎項一等獎。
1998、1978，兩個曆史節點。
從1998年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而從1978年往前，三十年前的1948年，平津戰役前夕，天津的鄒精如一家帶上親友，請托許多人，用了許多黃金，才想方設法回到甯波。少時失怙離甬多年後，其實甯波老家對他們而言，已經沒有直系親屬了，老宅也了無蹤迹了。但在發生危難之際，幾乎是潛意識地，他們第一時間想到回老家尋找庇護。
鄒精如葉落歸根觀念根深蒂固，回到甯波後即籌劃購地造屋，适逢國民黨轟炸江浙沿海地區，勞工白天不開工，夜裡通宵趕工，以早逝的祖父之名，命名為椿廬。幾家兄弟集資在甯波北大街還開了一家九龍綢布莊，聲勢浩大的結果，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裡引來蒙面強盜。将家裡的男女老少關進柴屋，翻箱倒櫃，洗劫一空。但後來強盜失望發現，除了一點手镯項鍊，并無所獲，因為這家人經過南下購買機票、買屋開店後，積蓄已經花盡。
多年後，逸字輩的兄弟們議論家族舊事，都覺得鄒精如從天津回甯波實屬失策，但他是老大，是以幾個弟弟都習慣順從他。當時鄒精如在天津的公司處于繁華地段，雖然生意興旺，但鄒精如不願意增加職工、擴大營業，平時看管店員，不許外出。白手起家的甯波老式生意人，遵奉傳統，拘守自謹，并無政治眼光，也無現代化經營理念。鄒逸麟對此總結說“鄒家的頹勢，雖有時局變更之外因，自身也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