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被遺忘的戰争”：曆史溯源及背後的大國因素

作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劇變，蘇聯解體不但給整個世界政治局勢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和沖擊，也造成了歐亞衆多國家的“誕生”和版圖變動，并造成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地緣政治問題。

俄烏兵燹，已經持續5月有餘，造成數萬人傷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無疑是其中背景最為複雜、沖突最為劇烈、波及範圍最為廣泛的沖突和沖突。

然而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烏克蘭的時候，另一場背景和起因相似的局部戰争也在同時進行着，卻似乎被世人所遺忘了。那就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之間再起武裝沖突。

對沖的民族主義

亞美尼亞人是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在公元11世紀之前，在亞美尼亞高原建立過數個政權，周旋于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波斯、阿拉伯、突厥等勢力之間，始終保持着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

1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在曼奇科特戰役中擊敗東羅馬帝國，改變了亞美尼亞高原上東西方勢力的平衡。在之後的曆史上，除在蒙古統治時期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地位之外，亞美尼亞多數時間内淪為被征服者和附庸的地位。公元1453年，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淪于奧斯曼土耳其；次年，奧斯曼土耳其吞并西亞美尼亞。至16世紀初，與薩菲波斯瓜分了亞美尼亞，将絕大多數亞美尼亞人置于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

亞美尼亞使徒教會是世界上最早實作“一國一教”“一族一教”的基督教國教組織，其教義和之後的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主流教派均有不同，這種宗教上的特異性使得亞美尼亞民族盡管在多數時候處于附庸和被征服的地位，但始終以這種宗教上的主體性保持了民族主體性，避免被“同化”的命運，獨特的宗教信仰也成為之後亞美尼亞民族主義和獨立運動的精神基礎。

是以，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亞美尼亞人在基于宗教信仰的“米特勒”制度下，保持着相當的族群獨立性，并在帝國中有着相對特殊的地位。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

1828年，沙俄在戰争中擊敗波斯，雙方簽訂《土庫曼恰伊條約》，波斯将東亞美尼亞和阿拉斯河以北的領土割讓給沙俄，沙俄取代波斯，成為亞美尼亞棋局中新的玩家，開始與奧斯曼土耳其對弈。

沙俄在得到東亞美尼亞後，以“基督教保護者”的身份，對東亞美尼亞一直遭受波斯壓制的亞美尼亞民族主義運動采取支援态度，并希望以此引發連鎖反應，牽制并削弱奧斯曼土耳其，在穩定從《亞德裡安堡條約》中攫取利益的同時，進一步在衰弱的奧斯曼帝國身上擴大戰果。

而奧斯曼在第八次俄土戰争戰敗，被迫簽訂《亞德裡安堡條約》之後，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境内的亞美尼亞人擺脫了庫爾德諸埃米爾的壓榨，改善了生活條件，同時因為希臘人受到猜忌，而部分取代了前者的地位，社會層級有所提升。

但當奧斯曼在1878年第十次俄土戰争失敗之後，情況急轉直下，鼓吹“大土耳其”思想的青年土耳其黨人逐漸坐大，蘇丹也開始嘗試剔除帝國内部那些“大土耳其”道路上的絆腳石。蘇丹阿蔔杜勒•哈米德公開說：“奪取魯米利亞和希臘，歐洲人砍斷了帝國的雙腳；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埃及的淪喪，又使帝國失去了雙手。現如今，他們想通過煽動亞美尼亞人奪走我們最重要的部分，并撕碎我們的内髒。這将是徹底毀滅的開始，我們必須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力量與之抗争。”

随着奧斯曼帝國的版圖日漸萎縮，大量人口在土地淪于俄國之後，進入所剩無幾的奧斯曼領土，進一步加劇了亞美尼亞人生存狀态的惡化。

而在這一過程中，源起自俄控東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運動也席卷了整個奧斯曼帝國境内，産生了武裝反抗奧斯曼，建立獨立的亞美尼亞國的主張。

“肉爛在鍋裡”

在亞美尼亞民族主義運動中，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以下簡稱納卡地區）地區的地位非常特殊，這裡是1828年波斯割讓給沙俄的東亞美尼亞的一部分，居民中亞美尼亞人比例超過90%，也是亞美尼亞民族主義運動重要的發祥地之一，自然也是反奧斯曼情緒最強烈的地區之一。

與之恰恰相反，相鄰的阿塞拜疆地區卻基于語言、宗教方面的聯系，表現出親奧斯曼的态度。奧斯曼帝國将俄國境内的阿塞拜疆人視為一股反俄的力量，對俄國境内的阿塞拜疆人進行滲透、籠絡，也讓外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族群和阿塞拜疆族群彼此對立，互相仇視。

是以，從大國博弈的角度來看，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裡，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這兩個民族實際上是沙俄和奧斯曼土耳其互相撬動對方邊緣版圖的工具和支點，而俄土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略角力，也讓作為工具的亞阿兩族結下了深深的仇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土耳其在高加索方向的進攻遭到沙俄的迎頭痛擊，慘遭失敗，按照戰争走向，俄國在戰後會得到包括亞美尼亞在内的整個外高加索地區，但俄國革命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給了奧斯曼土耳其一個相對溫和的結局。

1921年10月13日，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和高加索地區新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即後來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簽訂了《卡爾斯條約》。出于“羁縻”和“安撫土耳其”的考慮，後者将亞美尼亞人口超過90%的納卡地區劃分給阿塞拜疆。此後三國經曆了合并，又在1936年根據《蘇聯憲法》再次分開，使得亞美尼亞人的“聖地”徹底留在了阿塞拜疆，給日後的納卡沖突埋下了炸藥的引信。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希望這一地區能夠和亞美尼亞合并，而阿塞拜疆則希望保留這一地區。

在蘇聯時代，類似的領土劃分比比皆是。在當時的上司人看來，将A民族占多數的土地劃分給以B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國，或是在以B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國裡A民族居民占多數的區域，給A民族的加盟共和國劃分一塊飛地，或是在情況過于複雜的地區留下大段的“未定邊界”，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相反，這是聯盟平衡境内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國的一種有效手段。

這種“肉爛在鍋裡”的思想主導下，當時進行了一系列領土變動。在蘇聯解體後，出現了現在的烏東問題、克裡米亞問題、納卡問題等一系列領土糾葛，由此引發的戰争造成了成千上萬的軍人和平民傷亡，以及難以統計的财産損失。這些已經爆炸的“地雷”造成的慘烈後果，也讓那些同樣埋着“領土劃分地雷”但尚未引爆的地方，比如中亞的費爾幹納盆地和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人們提心吊膽。

1980年代後期，随着蘇聯國家控制力的下降，在納卡地區被壓制了半個多世紀的地雷終于引爆，最終變成了一場從1988年持續到1994年，沒有宣戰卻血腥殘忍的戰争，1993年10月11月，聯合國安理會分别通過了解決納卡沖突的874号和884号決議，承認阿塞拜疆對納卡地區的主權。至1994年，亞美尼亞完全控制了納卡地區，并成立了一個附屬于亞美尼亞的獨立政權。形成了納卡地區名義上屬阿塞拜疆，實際上由亞美尼亞控制的局面，為之後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高加索棄兒”的悲情時代

之後的納卡地區雖然小規模摩擦不斷，但沒有爆發大的沖突和戰争，究其原因，在于阿塞拜疆并沒有足夠的軍事優勢奪回納卡地區。在蘇聯時代，亞美尼亞人在蘇聯軍事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在解體時擁有大量優秀的蘇軍中級指揮官和熟練士官，在軍隊素質上強于阿塞拜疆。同時，在經曆了一段沉淪期之後，複蘇的俄羅斯恢複了其在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也傾向于避免這一地區發生大的軍事沖突，在亞美尼亞的軍事優勢和俄羅斯的威懾之下，納卡地區保持了相對平靜的态勢。

事情的變化出現在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關頭，主要因素首先是阿塞拜疆利用自身的地緣位置和豐富的油氣資源，逐漸扭轉對亞美尼亞的軍事劣勢，在武器裝備方面已經建立起相當優勢。

其次是土耳其再次将複興奧斯曼帝國作為其政治理想，開始染指外高加索地區，也将支援阿塞拜疆争奪納卡地區作為和俄羅斯角力的一個跳闆。

第三是俄羅斯自克裡米亞危機受到西方持續制裁，經濟低迷時又出兵叙利亞，分散了其在外高加索的軍事震懾力，影響力進一步降低。這種變化，使得納卡地區的态勢從俄羅斯壓制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逐漸變成了“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俄羅斯-亞美尼亞”的對峙，回到了19世紀末的态勢。而随着俄羅斯日漸“難以依靠”，亞美尼亞也嘗試接觸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希望引入新的制衡力量幫助自己守住納卡。

在這種情況下，2020年9月27日上午，亞阿雙方在納卡地區再次爆發大規模軍事沖突，史稱“第二次納卡戰争”。

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大力支援下攻城略地，獲得了相當大的進展，而俄羅斯則以一種奇特的暧昧态度充當了調停者的角色，顯示出俄土雙方在角力中攻守之勢變化，以及俄羅斯對阿塞拜疆依賴程度的加深。同時，亞美尼亞寄予希望的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也未能給予亞美尼亞實質性的幫助，使其不得不接受失地之痛。

2022年8月3日，亞阿雙方再次在納卡地區發生軍事沖突，沖突中值得關注的三點是，第一，雙方的沖突發生在俄羅斯維和部隊控制區域，而俄羅斯維和部隊全程“見證”了沖突過程。第二，納卡沖突爆發後，深陷戰争泥潭的俄羅斯與土耳其簽訂了一系列深度經貿合作，兩國關系非但沒有因沖突而惡化，反而進一步加深了，雙方地位也從過去的俄強土弱，變得相對平等。

土耳其的強勢介入，俄羅斯的态度變化，美國及西方的袖手旁觀，讓納卡地區的局勢在撲朔迷離的同時，兇險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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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