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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作者:光明網

演講人:吳中勝 演講地點:贛南師範大學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六月

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吳中勝贛南師範大學教授,江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贛南師範大學分中心研究員,全國優秀教師、江西省“雙千計劃”人選、江西省百千萬工程人選、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理事。

“家訓”是指家庭内部的規訓,即父祖對子孫、家長對家人、族長對族人的直接訓示、親自教誨,也包括兄長對弟、妹的勸勉,夫妻之間的囑托等。在大陸古代,作為一種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維系和發展一個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紐帶。

文體視角

《說文解字》:“訓,說教也。”可見,“訓”是一種行為方式,具體來說是一種說教授道的行為。追溯“訓”體之源,其最早被命名為文體,應是出現于《尚書》之中。《尚書》是堯至周期間政事言辭之彙編。孔安國撰《尚書序》中提到:“典、谟、訓、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選》卷四十五),即指《尚書》中的六種“各司其職”的文體。作為“尚書六體”之一,最初的“訓”也是依傍政治而生。這是“政事之訓”,記載着有關執政規律的訓誡,有君主對王位繼任者和臣下的訓示,也有臣子對君主的規勸。随着社會的發展,“訓”體大緻經曆從“政事之訓”到“家教之訓”的轉變,同時在與其他文體的互滲過程中,其内涵邊界不斷擴大。

基于“訓”在廣義上的說教之義,那些以說教訓誡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訓”體文。就以《尚書》來說,其中有很多篇目雖不以“訓”為題,但就其内容來看實為“訓”體文。正如孔穎達所說:“《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随便為文。”

總的來說,不論是以“訓”為名的“訓”體文,還是雖未冠以“訓”名,但實為“訓”體的文章,都展現出“訓”作為一種上古文體的特點,在古代發揮着一定的社會功能——政治規訓的作用。是以“訓”作為一種文體,最初是“因事而立”,是為當時的政治需要服務,作為一種“王室政訓”的同時,本身也行使着一種“王室家訓”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家訓的先河。

不論是先秦時期的“诰”“令”“箴”“銘”等帶訓令說教性質的文體,還是之後興起的“誡”文,都在其文體的功能和性質上與“訓”體異名同功。此外還有“規”“令”等文體,也常被用在“教誡訓示”的場合之下,與“訓”體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發源于政治上的诏令文,是一種古代的政治應用文體。《文心雕龍·诏策篇》說:“戒敕為文,實诏之切者”,劉勰認為告誡的文辭,就是诏令中最為切實的一種。和“訓”“誡”一樣,當“令”從“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為“家令”,開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職責。而“規”本身就有“無規矩不成方圓”的規範性含義,《說文解字》:“規矩,有法度也。”就是說“規”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吳曾祺《文體刍議》:“此體古無所師,唐人以意為之。後人每有規條、規約之目,亦是此意。”這些規條、規約其實就是一些“規勸”“規訓”等教誡、告勉之辭,在古代,“規”常常出現在家庭、書塾等地。長者對幼孩言談舉止進行規範的條約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規約——家規。“令”包含着更強的強制性意義,“規”則有更大的限制性,但作為文體,它們都和“訓”一樣,發揮着教誡告勸的社會作用,廣義上都可視為在“訓誡”體範疇之内。中國古代的文體有着豐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斷地發展變化,而且各種文體之間又常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訓”與“箴”“誡”“令”“規”等文體,産生于不同的“特定場合”,卻有相似的社會功能。在中國古代,文體的複雜多義和不确定性使文體之間的界限模糊,上述幾類文體之間就很難劃分出清晰的界線,“訓”與“箴”“誡”“令”“規”等都是具有“教誡”功能的實用文體,其實常常被視為同一種文體。

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顔氏家訓》。資料圖檔

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顔氏家訓》書影。資料圖檔

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廣西柳州柳江區穿山鎮高平村,志願者為村民書寫家訓家規。新華社發

古代家訓文化源流探微

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濂江書院,國小生們在聽講解員介紹有關朱熹講學的故事。謝貴明攝/光明圖檔

家訓之訓

傳統家訓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國人千百年來積累的教育觀念和人生智慧。“家訓”一詞最早出現于《後漢書·邊讓傳》:“髫龀夙孤,不盡家訓。”意為“父母的教導”,即家教。家訓根植于中國深厚的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國人獨有的治家規範。那些蘊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興家的智慧也是維系中國古代千千萬萬家族經久不衰的“傳家寶”。

寬泛地說,隻要是教導子孫後輩如何修身齊家的言辭和文字都是“家訓”。像周公的《誡伯禽書》、曹操的《内戒令》、諸葛亮的《誡子書》《誡外甥書》、司馬談的《命子遷》、陶淵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訓”。唐、宋以後,出現大量韻文形式的家訓,如杜荀鶴的《題弟侄書堂》、陸遊的《示兒》,以及邵雍的《誡子吟》《教子吟》《教勸吟》等。

陳振孫推崇《顔氏家訓》,在《直齋書錄解題》中稱“古今家訓以此為祖”,這是從狹義角度來說的。陳振孫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因為從家訓史來考察,《顔氏家訓》标志着中國古代傳統家訓的成熟,是曆代家教的典範。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創“家訓”文體,是第一部以“家訓”命名的訓言體著作,堪稱“家訓之祖”。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文化興起,家族意識日漸濃厚。選官制度有重要變化,由兩漢時期的“察舉制”,變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門第是主要依據。人們更加重視“家風”“家聲”和“家學”。《顔氏家訓》在《教子》《治家》《風操》等章節中就談到了涵養優良家風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廢于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就把治家與治國并論。《涉務》開篇就提到:“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士人君子,要能夠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會的事情,高談闊論、紙上談兵,是愧對俸祿和官位。“家訓”是中國古人特有的治家規範,也是中國文學特有的實用文體。

家教傳統

中國自古就善于總結家族興衰的經驗和教訓:“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是以為子孫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風,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許多人從封建倫理道德的角度去了解,而我認為這句話更重要的内涵是說,每個人要盡自己的“職份”,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好父親應該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員也各盡其“職份”,這樣就“齊家”了,推而廣之,天下就太平了。《禮記·大學》:“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也是這一理路。

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講過一個故事:

昔者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寑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淮南子·人間訓》)

孫叔敖是楚莊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領地,但他偏偏選擇“寑丘”,那個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醜,誰都看不上。但是後來呢?選擇肥沃領地的其他功臣的後代很快都消亡了,隻有孫叔敖的子孫儲存下來。因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是以會争鬥,貧瘠的土地沒有人想得到,是以沒有性命之憂。

複旦大學陳正宏教授寫了一本書《血緣:〈史記〉的世家》,世家是什麼呢?就是一些世代興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興盛,一個家族之是以長期存在,有精神層面的構成元素,在培養優良家風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曆之兄也。季曆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曆。季曆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史記·吳太伯世家》)

《史記》“世家”第一篇《吳太伯世家》,講了一個兄弟謙讓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兒子,他倆還有一個弟弟叫季曆,季曆有個兒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歡。周太王很想把王位傳給姬昌,那就要想辦法把自己的位子先傳給季曆。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當時的蠻荒之地去了,讓弟弟季曆可以放心地繼承王位。後來季曆果真繼承了王位,他的兒子姬昌也繼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後來有名的周文王。這就是吳氏家族“德讓”的故事,後代吳氏家訓中多有“德讓”的訓辭,許多地方的吳氏家族的祖廳門楣上就有“德讓遺風”四個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泰伯》)說的就是這種謙讓美德。

“丁醜,崔柕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柕殺莊公’,崔柕殺之。其弟複書,崔柕複殺之。少弟複書,崔柕乃舍之。”(《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太史三兄弟,面對篡位的權臣崔柕,齊太史堅守史官的職守,堅持寫下“崔柕殺莊公”,崔柕就把齊太史殺了。齊太史的弟弟繼任史官,又這樣寫,崔柕又把他殺了。齊太史的小弟弟接着任史官,又堅持這樣寫,崔柕害怕了,隻好放了他。齊家三兄弟堅守的是史官的實錄精神,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不虛美,不隐惡”(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贊》)。這種實錄精神,不僅是一種史學精神,更是一種職業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氣歌》中“在齊太史簡”說的就是這個典故。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是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是以為之若此。’……成王長,能聽政。于是周公乃還政于成王,成王臨朝。”(《史記·魯周公世家》)

這個故事是說周武王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周成王年紀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這種情況,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務,這就給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顧天下人的流言蜚語,等周成王長大成人,就還政成王。這個時候天下人終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無私。司馬遷稱這個故事為“揖讓之禮”。(《魯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贈君一法決狐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周公旦的這種精神,是一種擔當精神,也是一種信守諾言的品格。

上面所說的謙讓、盡職、守信,是古人認為立身處世堅守的基本道德規範,也是許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條。

家規家訓的目的不在于“軌物範世”,而是“整齊門内,提撕子孫”,正因為是對同宗同祖的親人們說的話,是以比較真誠,比較可信,所謂“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顔氏家訓·序緻》)就拿《顔氏家訓》來說,這部書一共有20篇,有序緻、教子、兄弟、後娶、治家、風操、慕賢、文章、名實、涉務、省事、止足、誡兵、養生、歸心、書證、音辭、雜藝、終制等,涉及家庭内外、士人立身處世等多方面的内容。對于後世而言,在明确其固有的曆史局限的前提下,其中有許多思想内容,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

不要溺愛小孩:“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诃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複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顔氏家訓·教子》)

善擇友:“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說明“君子必慎交遊焉”。(《顔氏家訓·慕賢》)

勸學:“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讨論貨賄,工巧則緻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則不能穿劄,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顔氏家訓·勉學》)

盡忠守職:“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軍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興造之臣”。“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于六途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顔氏家訓·涉務》)

居安思危:“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顔氏家訓·涉務》)

重農務本:“古人欲知稼穑之艱難,斯蓋貴谷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獲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禀,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顔氏家訓·涉務》)

守道崇德:“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主張君子之德,反對“躁競得官”。(《顔氏家訓·省事》)

《顔氏家訓》是大陸較早的家規家訓,對族人的日常行為作了種種規範和訓導,對于人品修行的重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顔氏家訓·勉學》:“夫是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顔氏家訓·勉學》:“夫學者是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淩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敵,惡之如鸱枭。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對于“人己之學”,《顔氏家訓》更有明确的表述:

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顔氏家訓·勉學》)

有意思的是,顔之推提出,古今學者所謂的“為己”“為人”内涵指向有所不同,但無論古今,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我們“講論文章”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修身利行”。

盡忠報國:“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幹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緻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戒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顔氏家訓·養生》)“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顔氏家訓·歸心》)這是忠孝難于兩全的思想,關鍵時刻主張棄孝盡忠。

六朝時期中原變亂,許多中原大家族舉家南遷,在思想上仍然保持着中原文化的思想觀念。《顔氏家訓》的主導思想就是傳統的中原文化。為了在相對陌生的南方生存發展下去,這些大家族特别重視對家庭成員的教育。顔之推回憶自己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家教:“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锵锵翼翼,若朝嚴君焉。”(《顔氏家訓·序緻》)又如梁代蕭繹《金樓子》有“戒子篇”,收集了史上訓教子孫的一些善言名言,如合稷廟堂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等。

有良好的中原文化根基,又有嚴格的家庭教育,當時許多大家族人才輩出。當時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就說:“爾其缙紳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顔、謝重葉以鳳采,何、範、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文心雕龍·時序篇》)劉勰說王、袁、顔、謝、何、範、張、沈等家族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家族,出現許多人才。唐代劉禹錫有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仍然有對六朝衆多家族興衰的感懷。

客家的家規家訓

下面,集中介紹一下我們通過調查等方式搜集、整理的客家家規家訓。客家的傳統家規家訓是中國家訓文化的代表之一,蘊含着忠孝為本的家國情懷、親善睦鄰的行為規範、克勤克儉的生存智慧。

對于家庭,客家人重視“孝”的教育。如《劉氏家規》(宋嘉泰元年本)有“孝父母”列入家規總則條目:“經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居則緻其敬、養則緻其誠、病則緻其憂、喪則緻其哀、祭則緻其嚴是以為盡子職也。”《李氏家規》(清刻本)有“敦孝悌”條目:“父母之恩,天高地厚,恩情罔極人倫。十月懷胎,三朝乳哺,推幹就濕,保抱撫摩,憂疾病,聞饑飽,調寒暑,父母受盡萬苦千辛,方得子女成人長大。為子女者即幸遇父母有壽,急急孝養,難報天恩。人生時日限也,萬一錯過,殁後即披麻戴孝,三牲五鼎,竟亦何裨?”強調報父母生養之恩是人倫至極,尤其強調父母在世時就要及時行孝。

“忠愛家國”在客家家規家訓中是重點強調的内容。如《張氏家規》(清河張氏清刻本)就有“忠效國家”條目:“國家與民,關系互相。民忠國盛,國富民康。國澤黎民,民增國光。天經地義,效國理當。勸我族人,以此為尚。奉事國家,蹈火赴湯。為國穩安,戎馬扛槍,為國振興,農工學商。清政廉潔,不圖恩償。和衷共濟,不怨下上。執行政令,遵紀守綱。踴躍赴公,早完稅糧。”唐陳崇撰《義門陳氏家範二十則》有:“出勵名臣,處為碩儒。安吾作息,急乃公輸。”達則為忠臣良将,窮則碩儒善士,但無論窮達,都要急國家之所急。這正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家國情懷”的深厚積澱。

客家人與人交往重禮義、講謙和。如《謝氏家訓》(清刻本)要求:“内外親族,無論尊長同列,皆當以禮接之。毋得簡傲笑谑,不恭不敬。”台灣屏東縣南州鄉《徐氏家訓》指出:“以出入則與俱,以吉兇則與共,以燕享慶吊則時相聚處者也。若以情屬之義聯之,何在非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誼乎。苟或因小忿而生嫌,片言而構禍,鮮不以通家至好之誼而至隔絕不親矣。”

客家人因為“客居異鄉”,更加懂得生活之艱難、幸福之不易,是以十分強調勤儉治家。如《鐘氏家訓》(清刻本)有“禁遊惰”條目:“一人各尋一業,務盡其職,切不可馳骛浮華,虛閑度日也。”又有“戒奢侈”條目:“治生之道,曰開源,曰節流,開則務勤,節則務儉,不勤不儉,虧損立見,況俗尚奢華,事事不安于簡樸,非自立骨幹,必不免為習所移。噫嘻!十年勤之難豐,一旦耗之易盡,何如崇樸黜華,食用無憂不繼。”

由存留至今的客家家訓來看,古代家規家訓的确凝聚着古人千百年來的生存智慧,有跨越時空的生命力,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诠釋。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06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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