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6日星期天早上，一個身材瘦小、剃着光頭、外表看上去平淡無奇的60歲老人，穿着一件幹淨但破舊的長袍，踏上孟買沿岸的丹迪海灘，在海裡簡單沐浴一番之後，彎下腰在海灘上捧起一把鹽。鹽的品質很差，混合着沙子，幾乎無法食用，但這個姿态卻象征着他向一個帝國發起了挑戰。
1869年10月2日，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在沿海小鎮博爾班達爾，這個小鎮位于孟買以北200英裡處，少數鎮民見證了他的出生，沒有人意識到他的出生會對印度的未來産生深遠的影響。甘地晚年習慣地被人們稱為“聖雄”，意為偉大的靈魂。甘地出生于一個曆史悠久且享有盛譽的中産階級家庭——以英國的标準劃分屬于上層社會，而且這個家族世世代代為博爾班達爾的進階官員服務，誰能想到偉大的靈魂竟然誕生于這樣的家庭？孩童時代的甘地與常人并無不同，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同階層、同時代的人慣常接受的教育，大部分課程使用英語教學。雖然甘地并不笨，但他的學習成績平平，甚至在一場比較重要的考試中不及格。他的家人都是正統的印度教徒，定期去寺廟參加宗教儀式，但甘地發現自己對宗教儀式一點都不感興趣。“我不喜歡宗教儀式的浮華和排場。”他後來坦陳道，而且沒有理由相信，在浮華的宗教儀式下面，能發現更吸引自己的本質的東西。不過當涉及自己的外表時，他并沒有完全放棄浮華和排場。1888年，他前往倫敦求學3年，他在軍用物品商店裡挑選了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西裝。就像他的一位同胞不以為然地指出的那樣，“相比于學業，他似乎對時尚和輕浮的裝飾更感興趣”。這一點并不完全屬實，實際上，甘地是一個勤勉的學生，并獲得了律師資格。他生活樸素，從未放棄過素食主義原則。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特别關注種族問題，或者立志成為鬥士，更沒有迹象表明他會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摧毀英屬印度的根基。
人們普遍認為甘地的轉變源于在南非期間發生的一件事。他在南非度過了職業生涯的前14年。抵達德班之後，他無意中購買了一張前往比勒陀利亞的頭等車票，他剛坐下來，同車廂的一位白人乘客便向列車長提出抗議，随後他就被扔在了馬裡茨堡火車站的月台上。（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同車廂的白人乘客對甘地的出現并未表示異議，列車長厭惡地說：“哦，好吧，如果你願意和一個黑鬼待在一起的話……”）發生這樣的事情并非不可能，但甘地不太可能對種族偏見感到驚訝，他肯定之前就深有體會。出于本能，他總是公然反抗占少數的白人對占多數的黑人的無端迫害。根據這一原則，他應該明知自己會被趕出這節車廂，但他偏偏坐在這節車廂裡。（有趣的是，甘地即便不是将全部精力，也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提高南非印度人的待遇上——他不可能對南非本土黑人的苦難視而不見，但這顯然沒有過多地引起他的注意。）
在南非，甘地逐漸形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必須同不公平的現象做鬥争，不應該遵守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但是不能訴諸暴力：不管以誰的生命為代價赢得的獨立都不值得擁有。甘地寫道：“如果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不應以殺害或傷害他人為代價得到它，而應該通過死亡或甘于折磨來獲得它。”我們并不能說，當甘地離開南非傳回印度時，南非印度人的生活比他剛踏上南非時有了明顯改善，但他至少喚起了人們的意識。自由主義的新時代尚未到來，但許多政壇要人，尤其是南非未來的總理斯密茲将軍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注意到種族問題的嚴重性。
在南非，甘地意識到種族偏見與英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系，由于種族偏見，本土人不得擔任任何政府要職。講英語的人似乎沒有南非的荷蘭人後裔那麼狹隘，但這仍然是一個“他們”反對“我們”的問題，英國人當然是“他們”，針對的是作為有色人種的“我們”。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初在孟買登陸時，他絕對算不上英帝國的宿敵。他認為英國給予了印度很多，而且還在繼續給予，但他也對英國的諸多統治政策進行了譴責。他寫道：“印度的英國政府，引發了現代文明即所謂的撒旦王國，與古代文明即所謂的上帝王國的鬥争。”1919年4月，當戴爾将軍血腥屠殺阿姆利則手無寸鐵、進行和平集會的群眾，造成近400人死亡時，撒旦王國才出面幹涉。雪上加霜的是，一位英國教師和傳教士舍伍德小姐遭到襲擊，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内，如果印度人想要經過舍伍德小姐遇襲的地方，必須匍匐前進。這件事比戴爾将軍的大屠殺更讓甘地感到不安，後者隻是“造成了數百人傷亡”，但前者試圖“扼殺印度人民的靈魂”。比起其他事情，這件事讓更多的印度人不再支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也讓甘地更加堅定了推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心。
那個曾經在倫敦如魚得水，衣着光鮮亮麗，表面西方化的甘地終于消失了。對他來說，服裝的意義已經遠超服裝本身，他身上裹着的腰布不僅是用印度本土生産的手織布制成的，代表着他對印度廣大群眾的認同，而且他認為，手織布是每個印度人應該并且能夠生産的東西。對甘地來說，自己織布就是自力更生，隻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印度令人壓抑的貧困問題，一些村民不僅能夠有衣穿，還會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甘地認為，英國有意壓制印度棉紡織業的發展，以確定蘭開夏郡的棉紡織廠擁有足夠的市場，這種看法并非毫無道理。必須糾正這一錯誤，不過甘地那些經驗更加豐富、更深谙世故的同僚發現，他對紡織車的癡迷可以說有些荒唐。為了響應甘地的号召，尼赫魯盡責地紡了幾碼布，但私底下認為這種做法純屬浪費時間。利用現代化的機器能夠生産出質優價廉的棉布，為什麼要回到遠古時代，将印度排斥在現代大機器生産之外？從經濟角度來看，尼赫魯的看法無疑是正确的，但甘地不是也不想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他關注的不是經濟上的繁榮，而是印度農民的精神和驕傲。兩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甘地的看法更具奠基意義。
英國人從未真正了解過甘地，丘吉爾指責他是“煽動叛亂的騙子”認為他與印度總督一起喝茶用餐的樣子令人作嘔。但是到1931年，就連丘吉爾也不得不承認，比起以前，甘地變成了一個更令人敬畏的人物。甘地将聖人的理想主義和苦行主義與一個成功的、不擇手段的律師的狡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不僅讓他的同胞感到驚訝，也讓英國人感到費解。他極力倡導非暴力主義，讓英國人相信，和他那些公開煽動叛亂的同僚比起來，他是一個相對安全的人物。不過随後他們便意識到，他比國大黨中的任何激進分子都更能破壞英國的殖民統治。
甘地在緻印度總督歐文勳爵，也就是後來的哈利法克斯伯爵的信中，用極為清晰的邏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親愛的朋友，”他在信的開頭這樣寫道，作為一個正派嚴肅的總督，對方并不喜歡這樣的稱呼。他寫道，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一種詛咒，但這并不意味着英國人比地球上的其他人更糟糕。不過，英國人憑借“漸進的剝削制度和極其昂貴的軍事和民政管理體系使數百萬沉默的人陷入貧困”。總督自己就是最顯著的例子，總督的日薪是700盧比，是印度人平均工資的5000多倍。英國政府強加在印度人身上的稅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承受範圍——“英國政府設計的體制似乎就是為了盡可能地壓榨每個人的價值”，其中最糟糕的便是鹽稅。從這一刻起，甘地就緻力于廢除，至少是減少鹽稅，他認為這是對印度最貧困群眾的最無情的剝削。“窮人每天吃的鹽要比富人多得多，想到這一點，你就會意識到，鹽稅對窮人來說是更加沉重的負擔……它摧毀了窮人健康和道德的基礎。”就像衣服一樣，鹽是廣大農民能夠看到、接觸到的最熟悉的東西，擺脫外國人的統治、言論自由、選舉權，這些都是值得為之奮鬥的目标，必要時可以為之犧牲。不過，甘地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明白對于絕大多數印度人來說，這些目标不過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沒有任何關聯，鹽卻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印度的各大海岸盛産鹽，從理論上說，除了政府授權的鹽商之外，私自采鹽都是違法的。但英國政府深知，想要監管如此廣闊的地區根本就是癡人說夢，是以隻能偶爾加強監管來恐吓潛在的罪犯，對于大部分私自采鹽的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随意處罰的非法采鹽隻能滿足一小部分印度人的需求，鹽稅才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鹽稅沒有大幅度減少，他們就不需要擔心這些私下裡無關緊要的違法行為。然而，公開反抗就是另一回事兒了，這不僅威脅财政收入，還有損英國政府在印度的權威。如果甘地隻是偷偷地在孟買附近的海灘上采幾把鹽，根本沒人會關心。但當他公然違抗法律并大肆宣揚時，對英國統治的威脅就變得顯著且意義重大。
甘地一直醞釀着“食鹽進軍”運動，首先，他寫信給總督，将自己的意圖公之于衆，公然違抗法律。歐文勳爵隻是禮貌地表示遺憾，認為甘地提議的行動不可避免地會擾亂社會治安。甘地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此，是以這種無關痛癢的警告反而更堅定了他的決心。他宣稱：“我要向法律宣戰！”1930年3月12日清晨，甘地帶領少數支援者步行240英裡前往阿拉伯海沿岸的丹迪小鎮，他本以為自己很快就會被逮捕，他的殉難會激起印度人民前所未有的憤怒，不過英國當局并沒有如他所願。不管最初的意圖是什麼，他還沒有什麼出軌的行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動，隻有當他公然違抗法律時，政府才會出面幹預。即便幹預，他們也不想迎合甘地想引起轟動的初衷。
甘地的這次“食鹽進軍”運動由大約80個人陪同，這是根據身體狀況、忠誠度，最重要的是自律精神嚴格挑選出來的。沿途村莊的支援者時不時地要求加入隊伍，不過沒走多遠就被勸了回去。甘地并不想組建一支令英國當局感到恐慌和威脅的隊伍，而且為最初的80人解決食宿、飲水的問題已經夠艱巨了。雖然參與這次運動的人數很少，但他們卻代表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隊伍中有穆斯林、有錫克教徒，還有至少一名基督教徒，當然隊伍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人數最多的是印度的賤民。這次運動足以讓印度的高種姓驚掉下巴，而且他們也不能接受。他們終其一生都在被教導避免接觸賤民，一旦和賤民接觸，他們就視之為玷污和侮辱。甘地毫不在乎這些。當隊伍在沿途村莊夜宿時，甘地有意将賤民介紹給當地的顯貴們認識，并確定他們和隊伍中的其他人一樣受到同等待遇。這支隊伍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印記：為了表達對甘地的支援，村莊裡許多為英國政府服務多年的公職人員紛紛辭職，留下了一個個權力真空，威脅着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基礎。
60歲高齡的甘地是隊伍中年紀最大的，事實證明，他也是最強壯的。印度總督十分沮喪，他對印度的國務大臣說：“這個人意志力驚人，一定能順利完成這次計劃。”“别人總是告訴我，他的血壓很危險，心髒也不好。”歐文勳爵一直希望甘地能死在途中，或者至少中途入院也好：“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隻可惜甘地并沒有讓他如願，随着隊伍的行進，他似乎越來越矍铄，這位不屈不撓的鬥士為了完成非凡的使命日夜兼程，他的行動不僅吸引了全印度人的關注，而且還遠不止于此。“在這場正義反抗強權的鬥争中，我希望能獲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援。”他宣稱。到達海邊的那一刻，他實作了自己的目标。
4月5日傍晚，在經過24天的長途跋涉之後，這支隊伍抵達丹迪小鎮。由于最後幾天甘地允許其他支援者加入，是以隊伍急劇膨脹，幾千名熱心的支援者加入進來。第二天清晨，甘地走到海灘上抓起一小把鹽。“萬歲！救世主！”沙拉金尼·奈都夫人高聲喊道。站在甘地一側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則沒有那麼虔誠，“我們最終隻能生産一些有害身體健康的東西，但是我們勝利地揮舞着這些價值連城的東西……這些東西的好壞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們挑戰了令人厭惡的鹽法。”實際上，甘地當時抓起的那一小把鹽以1600盧比的價格拍賣，為自由主義運動提供了更加強大的經濟支援。
誠然，“食鹽進軍”并不會直接使英屬印度獲得解放。耗費的時間超過十五年，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印度終于赢得了獨立。那個時候，雖然精力、活力和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差不多，但甘地已經垂垂老矣。“食鹽進軍”比其他任何單一事件，甚至比阿姆利則大屠殺更能引發全世界對英屬印度的關注。20世紀30年代初，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内仍屬于自然秩序，大多數美國人似乎對帝國主義深惡痛絕，但這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而且他們也不太關注這個世界偏遠地區發生的事情。英國詩人吉蔔林曾輕蔑地把印度人稱為“沒有律法精神的小民族”，在英國本土，也有很多人認為他們沒有權利将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這個民族。不過這樣的人寥寥無幾。對于大部分英國人來說，他們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向印度普及優越的西方文明。“食鹽進軍”以其自律、決心和和平的方式，堅決而公開地反抗英國的統治秩序，許多英國人第一次開始質疑，他們的同胞是否有權利踐踏這個古老而廣袤的文明。尤其是甘地，在這次運動之後被奉為印度人民的英雄，17年後，這個被溫斯頓·丘吉爾稱為“煽動叛亂的騙子”的人，才真正變成最後一任印度總督路易斯·蒙巴頓真正喜愛甚至敬佩的人物。“食鹽進軍”極大地提高了他在全世界的地位，雖然沒有摧毀卻撼動了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