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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号：80-942
✪ 張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導讀】近期，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事件引發全球關注。作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執政風格。這些人格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對外政策偏好。
作為改革型上司人，安倍自比“戰鬥型政治家”，在發揮上司力時積極主動，以目标為指向。
安倍權力欲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
在核心人際關系層面，安倍政權呈現明顯的“小集團”色彩，一度注重任用“側近”人士。
他既重“面子”，也要“裡子”。當“面子”與“裡子”相沖突時，後者優先。
影響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長州藩”的精神滋養，也有“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産”，其求學、入職、特别是從政的錘煉也不容忽視。
在具有“外溢”效應的國家重大政策問題上，安倍既在戰略上固守“核心”，又在政策上相對務實。
總體來看，安倍具有複古的國家觀，他身上既有鷹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對外強硬的一面，又有現實主義者極度務實的一面。
安倍的政治宿願是擺脫“戰後體制”，為此緻力于推動戰略與決策機制的“雙轉型”。
他重經濟，但更重外交與安全保障，目的是讓日本成為一個全面崛起的大國。
2020年，新冠疫情襲來，安倍借東京奧運會推動日本經濟的計劃徹底破滅，随後“病遁”下野。當時
外界普遍認為，安倍仍有三度拜相的野心。
他扶持對自己威脅不大的菅義偉上台，菅義偉内閣處置新冠不力倒台後，他又扶持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上台。
但岸田文雄不願做安倍的提線木偶。此後，安倍與岸田，一個在野、一個在朝，唱起對台戲。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下野後，為保持其影響力，不斷炒作台海議題，甚至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造成台海局勢緊張。
此番安倍遇刺，可能将引發日本政壇大地震，至于後續影響，還要看案件審理，以及自民黨内部博弈。
本文原載《外交評論》2017年第6期，原題為《韬晦之“鸷”：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韬晦之“鸷”：
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
▍安倍是誰：成長經曆與人格養成
在馬基雅維裡筆下，理想的君主必須是一隻辨識陷阱的狐狸，同時又必須是一頭威懾豺狼的獅子。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知名作家伯恩斯的《羅斯福：獅子和狐狸》也曾獲多項殊榮。
那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呢？
浮現在我眼前的一個字是“鸷”。美國知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傑拉德·柯蒂斯曾使用“謹慎的鷹派”（Cautious Hawks）來形容安倍。被稱為安倍“國師”的岡崎久彥，其座右銘正是“鸷鳥不群”。在安倍與岡崎合作的《守衛國家的決意》一書中，岡崎也曾以“鸷鳥不群”來形容岸信介并以此勉勵安倍。
“安倍心中住着一個岸信介”，曾經二十餘次采訪日本原首相岸信介、堪稱日本學界“岸研究”第一人的東京國際大學名譽教授原彬久一語中的！安倍晉三的母親——安倍洋子也持此觀點，稱安倍在“政策”上像外祖父岸信介，而在“政局”上更像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
安倍晉三，本是一個碰巧出生在政治世家的“普通人”，其資質和正常人沒有任何不同，起初也不懂政治，甚至進入社會後還一度想得過且過人生。但曆經作為“政治豪門”的原生家庭有意識的培養并在社會的熔爐中不斷錘煉，使得安倍既有岸信介般對主要政治目标的“執着”，又有晉太郎般在處理人際關系時的“練達”，有理想主義甚至空想主義的一面，又有極度實用主義的一面，是一個看似沖突的人、一隻深谙“韬晦”術之“鸷”。作為“鸷”，自當志在青雲，有他心中真正想要的東西（亦即通過安倍所說的“真的保守”來最終“擺脫戰敗”），但因時空所限，又不得不暫時、政策性地收斂鋒芒，步步為營，以待時機。作為新生代政治家的安倍，戰後出生，冷戰後當選國會議員，新千年後方成為日本首相，與戰前出生、經曆戰争、帶着甲級嫌犯的罪名入獄，出獄不久即投身政界，成為一代首相，被稱為“昭和的妖怪”的岸信介，以及曾擔任黨政要職、距首相“寶座”隻有一步之遙的“悲情”政治家安倍晉太郎有着不同的人生經曆與政治際遇，三人所處的時代也不能簡單類比。
安倍究竟是誰？
安倍晉三，1954年出生于東京都。“盡管我們這代人常常被稱為‘冷漠的一代’但由于是在外公、父親都是政治家這樣的家庭裡長大，長期耳濡目染，我與同輩人相比總還是對‘國家’有更多的意識。”
1960年至1973年，安倍先後在成蹊國小、中學、高中就讀。1977年，畢業于成蹊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不久，安倍便開始了在美國的求學生涯。回國後，入職神戶制鋼所，又奉命到公司駐紐約事務所研修。據他回憶，通過工作從前輩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特别是“跟美國人打交道不能傲慢、但更不能低聲下氣。即使對方年長位高，也要以平等的立場對等交往。”結束在紐約的工作後，安倍開始在兵庫縣加古川工場坐辦公室，參與提高産品品質與工作效率的業務管理。
職員生活很充實，但父親的一句話改變了他的命運。安倍稱他真正“以政治為業”始于1982年。就在那一年，安倍晉太郎被任命為中曾根康弘内閣的外相，當時安倍晉三在總公司出口部工作。一天，在上班前被父親叫住。
晉太郎：“給我當秘書吧。”
晉三：“從什麼時候開始？”
晉太郎：“明天！”
晉三：“我還在公司上着班呐，這也是每年負責幾十億日元的一份工作啊。”
晉太郎：“我開始做秘書的時候，一天之内就把報社的工作辭了。”
事出突然，雖對父親的話頗感意外，但這畢竟是安倍腦海中曾經動過的念頭之一，于是很快就做出了決斷。“但我不想給公司添麻煩，開始去外務省上班後，每天就在事情忙完了或空閑時仍去總公司，完成交接與善後工作。當時我28歲。”父子的一番對話，言簡意赅，耐人尋味。一則，晉太郎對兒子的希望與栽培躍然而出；二來，在父親面前，安倍至少表面上并不是一個“叛逆者”。他順從了父親的安排。
中曾根任首相時，曾連續四屆讓安倍晉太郎當外相，長達3年零8個月。開始外相秘書人生後，安倍即頻繁随父親出訪世界各地。“父親外訪39次，我随行20次。”
1993年，繼承父親的“票田”，安倍首次當選衆議院議員。這一年，細川護熙組閣上台。在安倍看來，自民黨出現了分裂，在衆議院選舉中失去了過半數議席。在接下來的首相提名選舉中，敗給了标榜“非自民”、七黨一派擁立的細川。自1955年兩大保守政黨合并以來，執政38年之久的自民黨最終失去了政權。安倍出生時，是日本“55年體制”建立前的一年。他又在這一體制終結的1993年，即出現非自民黨聯合政權時成為國會議員。在自民黨下野的一年間，安倍自稱學到很多東西，自民黨從蛻變到再生的過程，也使他本人經曆了一次精神洗禮。
從政之後，安倍一度順風順水，短短數年就登上權力頂峰，出任首相。作為名門之後，盡管他在政治上仍顯稚嫩，但安倍卻憑借頗為有效的政治運作及祖輩父輩苦心經營的人脈而平步青雲：1999年出任衆議院厚生委員會理事、自民黨社會部會長，2000年司職内閣官房副長官（第二次森初期、改造内閣），2001年内閣官房副長官（第二次森改造内閣）、内閣官房副長官（第一次小泉初期内閣），2002年内閣官房副長官（第一次小泉改造内閣），2003年自民黨幹事長，2004年自民黨幹事長代理兼黨改革推進本部長，2005年内閣官房長官（第三次小泉改造内閣）。2006年，出任自民黨總裁、第90代首相。這一年9月21日是安倍52歲的生日，從1993年當選國會議員算起，安倍作為政治家的生涯隻有13年。在保守的自民黨中，資曆如此之淺的總裁是罕見的。從日本曆史上看，戰後也從未出現過這般年輕的首相。
然而，2007年安倍即因“朋友内閣”成員不斷爆出醜聞及身體原因黯然辭去首相。在新版《通向美麗的祖國》中，安倍坦陳：“作為政治家，我是個經曆過重大挫折的人。”下野五年，身邊絕大多數人都反對他再度出馬，認為勝算難料。“如果選舉失敗，就連一介政治家也當不成了。”但幾度思想鬥争之後，安倍下定決心參選。2012年9月成功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12月終成第96代首相。2014年12月和2017年11月，繼續“安倍一強”勢頭，連續擔任第97、98代首相。
影響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老家“長州藩”的精神滋養，也有“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産”，其求學、入職、特别是從政的錘煉也不容忽視。
（一）“長州藩”的精神滋養
如果說伊勢神宮所在的伊勢市是日本人的精神聖地，那麼老家山口縣則是給安倍提供源源不盡滋養的心靈故鄉。山口縣古稱長州藩，遠古時曾與北韓半島相連，與之有着密切的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
明治維新前，長州藩曾長期秘密積蓄實力，被譽為維新的孕育地。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曾在這裡興辦私學，主持“松下村塾”，培養了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領袖。吉田素有明治維新精神導師之譽，被梁啟超稱為維新之首功。但值得警惕的是，其思想中具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成分，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響。
山口縣的政治家們，通過血脈代代相傳，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其中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義一、岸信介、佐藤榮作及安倍晉三等先後出任首相，人數如此集中，居全國之首。另外，安倍的父親晉太郎，也曾被視為距首相寶座最近的人。
山口出身的政治家，被稱為“長州幫”。他們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多數持國粹主義立場。不管是挑起甲午戰争、殖民北韓的伊藤，策劃發動中日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的山縣，決定吞并北韓的寺内，“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田中，還是戰後執行親台反共路線的岸與佐藤，大體都是如此。這裡還記載着19世紀末中華民族屈辱的一幕。山口縣的下關亦稱馬關，甲午戰争後，李鴻章在這裡與伊藤簽署了對中日兩國均有深遠影響的《馬關條約》。
（二）“岸DNA”與晉太郎的“遺産”
明治維新雖然推翻了封建統治，但很大程度上又保留了封建因素，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便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一例。戰後至今，特别是岸、佐藤、安倍三大家族，牢牢把持着這裡的選票。三大家族或互相聯姻，或互贈養子，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牢固的關系網。
岸信介，原系佐藤秀助之子，由于過繼給岸家，得名岸信介。其胞弟就是同為日本戰後首相的佐藤榮作。岸以優異的成績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不顧周圍人勸說，堅持考取農商務省公務員。1936年任“僞滿洲國”工業部門要職。1941年任東條英機内閣商工相，戰争期間積極推行戰時經濟統治，為侵略戰争募集資金。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他為甲級戰犯嫌疑，收押東京巢鴨監獄三年。北韓戰争爆發，美國政府改變了占領方針，決定扶植日本，将其扶植為遠東的防共基地，對收容在押戰犯多數不再嚴加追究。美軍将領看到一份材料上載有岸就塞班島戰役與東條發生過争執，便以此為由免除對他的起訴。1948年，岸雖獲得人身自由，但也被剝奪公職。從巢鴨出獄後，他曾用漢詩抒懷：“鬱屈三年意始伸，還來今日萬象新。誰雲國破山河在，滿目是正天下春。”1952年岸被解除“整肅”，開始正式回歸政界。1954年，他擁護鸠山一郎組成民主黨，任幹事長。1955年，積極促成保守大聯合，任自民黨幹事長。1956年，任石橋湛山内閣外相。1957年2月，石橋因病辭職，岸代理首相一職，後繼任首相。
岸内閣力圖解決的最大課題是對《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他認為舊條約規定日本要向美國提供基地，美國雖有承諾，但沒有保護日本的義務；有關基地的使用，也沒有與日本協商的義務。岸緻力于修改這一條約，他利用在衆議院的多數席位，在19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表決前一天，國會和首相官邸被33萬示威群衆重重包圍。
童年期與外祖父相處的記憶，在安倍心中顯得格外深刻。當時他剛6歲，還沒上國小，和弟弟岸信夫正在外祖父家玩。牆外的示威者高喊着“反對安保”，并把石頭和擰成捆點上火的報紙扔進牆内。在安倍看來，遠處示威遊行隊伍的口号聲就像廟會祭祀時的伴樂，十分有趣。于是他和弟弟也嬉鬧着，跺着腳沖岸信介喊：“反對安保！反對安保！”安倍父母拿孩子也沒有辦法，隻好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責備說，要喊“支援安保！”安倍後來回憶說，外公當時微笑看着他，很愉快的樣子。
除了修訂《日美安保條約》，岸還有另一謀劃，那就是修憲，其野心與能力之大，加之警惕其戰前的經曆，就連黨内也發生了反對運動。于是，他隻能止步于修改《日美安保條約》了。看到強力的岸内閣倒台，冷戰中的曆屆自民黨的上司人對憲法、安保條約等重大政策都不再敢動手。主張制訂自主憲法的自民黨把重心聚焦于經濟增長。這也獲得了國民的支援，為自民黨長期執政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從幼年起，岸就是安倍的偶像，是一位“隻考慮國家未來的赤誠政治家”。安倍曾這樣評價外公：“他能毅然面對社會上喧嚣的非難，其泰然處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為之感到自豪”。應當說，作為母親，洋子通過有意識地帶兒子和岸多走動來往，也為那時的安倍建構了一個值得尊敬并學習的外公形象。
如果說岸從精神層面塑造了安倍，晉太郎則給成年後的安倍提供了在處理“政局”時為人處世的樣闆。在安倍看來，擔任秘書之前，父子之間談話的次數屈指可數。由于當了父親的秘書，父子才開始有了作為政治家與秘書、父親與兒子密切接觸的機會。
近距離觀察晉太郎的外交，特别是對美、蘇等大國開展的外交，令安倍晉三記憶尤深。他認為，父親的課題是推行“開創性外交”。當時，美國裡根總統與中曾根首相之間的“羅一康”關系十分有名，而父親與舒爾茨國務卿也建立了深厚的信賴關系。日美關系在此期間十分友好，正是這些不同層次的信賴關系發揮了作用。同樣，在日蘇關系上，安倍曾陪同身患胰腺癌的父親見到戈爾巴喬夫，親眼見證了作為“開創性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民黨與蘇共之間的黨際交流。在安倍眼中，這是一場搭上性命的終極外交，晉太郎的體重從72公斤減到了57公斤。在與戈爾巴喬夫會面前，為使身體看上去壯一些，晉太郎在西裝裡面套了兩層内衣，又在兩層之間墊上東西，然後出院了。“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在正式場合露面。此後一個月，父親走了。”“為實作自己的目标，政治家不能澹泊無為”，作為政治秘書的安倍晉三，這句話是“我從父親那裡得到的寶貴訓教”。
（三）學習與工作經曆
安倍晉太郎與妻子洋子育有三子。長子寬信，次子晉三，三子過繼給洋子的哥哥岸信和做養子，取名岸信夫。寬信之名，耐人尋味。“寬”取自安倍的爺爺安倍寬，而“信”則取自岸信介。可見，作為長子，原本被家族寄予厚望。
安倍就讀的成蹊學園由國小、國中、高中和大學四部分構成，安倍和大哥在這裡度過了他們的學生時代。之是以就讀于此，主要是由于岸信介從成蹊學園看到了當年吉田松陰開辦松下村塾的精神，因而大力推薦所緻。
實際上，寬信對政治并不熱衷。與哥哥相反，安倍晉三卻對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但即使這樣，剛上高中時，當聽說英國有一個政黨叫“保守黨”時，安倍曾驚訝萬分。有一次老師在台上講課，提出應以1970年為契機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當時，安倍對安保條約也不甚了解，但還是堅決反駁了。他向老師提出：“新條約當中也有經濟條款，是主張日美經濟合作的”。他曾聽岸說過，安保條約中有促進日美經濟合作的内容，這對日本發展有重大意義。老師面露不快，急忙将話題岔開。整個班上批判的矛頭，似乎對準了安倍。由此，安倍逐漸強化了一種認識，叫嚷革新、反政權的那些人，他們對内容都不做深入思考就加以批判，真是不可思議。上大學後，安倍全面研讀了《日美安保條約》，進而确信“這是一個對日本的未來生死攸關的條約”。
當上父親的秘書後，尤其是與之相處的最後一年，看到父親“賭上性命也要做事”，安倍遂下定以政治為業的決心。從1982年起直到晉太郎去世，安倍晉三一直作為秘書緊随身邊。長期的秘書生涯，不僅讓他有時間繼承父親的人際關系，也使許多政治家們有時間來熟悉安倍晉三的人格、性格和政治風格。安倍曾稱：幸運的是，我從秘書時代，就接觸到很多優秀知識人的思想和理論。當時，特别是岡崎久彥和中西輝政的主張，對安倍影響較大。拿岡崎來說，晉太郎任外相時，岡崎是外務省的局長，安倍專門學習過他的《何謂戰略思考？》等書。任國會議員後，安倍開始頻繁參加各類年輕議員學習會，積極讨論關涉日本的各項重大議題。經與謝野馨推薦，作為國會議員一期生的安倍還參加了民間人士葛西敬之組織的“合宿”。每年聚一到兩次，每次選擇一個課題，徹夜讨論。不管是憲法、财政還是外交，最後都歸結到要建設“備受尊敬的日本”這個主題上來。
▍安倍的人格特質
以上列舉了安倍成長的經曆，影響其人格形成的因素，有助于我們“按圖索骥”，歸納其作為“人”的基本特征。
（一）性格類型
政治心理學關于性格的研究，對剖析安倍的政治性格有一定借鑒意義。基于《總統的性格》一書的分析，可從對工作投入程度和享受總統職位的成就感兩個次元，将上司人分為四類：主動積極型的上司人屬于工作狂，也享受作為最高上司人的職位；主動消極型則對工作熱情投人，但似乎不太喜歡上司人職位；被動積極型不太熱心工作，而又喜歡總統一職；被動消極型，既不熱情工作，也不享受職位的待遇。上述實用的劃分，對于我們認識安倍的性格、工作風格和政治行動提供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架構。從第一個次元來看，安倍屬于主動積極型。他相信隻要努力，不僅能改變事務的發展方向，也能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的命運。
安倍的積極主動，還展現為他能立足大的戰略視野進行綜合判斷，注重把目标分解，謀求逐個實作。自2012年底再度出山執政之後的這五年，他對工作傾注了莫大的熱情，非常專注與投入。“首相動靜”的各項資料，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實施“俯瞰地球的外交”，安倍也如願成為曆屆首相出國通路次數最多的一個。從第二個次元來看，自第二任期安倍開始享受上司人職務所帶來的滿足感。其自信心增強也是展現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安倍完成了外祖父及父親未能完成的“遺志”。同時，他還奠定了一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政權，擺脫了自小泉純一郎執政後“一年一相”的局面。通過在選舉中大比例的獲勝，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扭曲國會”的格局。另外，在其格外在意的國内輿論層面，安倍也長期保持了比較高的支援率。
（二）政治觀與信條
安倍曾坦言“我不是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的’（liberal）”，而是“保守主義”，更進一步說是“開放的保守主義”。他說，從小就知道外公岸信介被人稱為“保守反動的權力化身”、“政界的黑幕”。大概是源于人人皆有的“逆反心理”，安倍對“保守”一詞，一直懷有特别的親近感。他進而表示，保守不是意識形态，而是思考日本以及日本人時的一種姿态。不僅對現在和未來、而且對生活在過去的人們我們也都負有責任。換言之，百年、千年來，在日本漫長的曆史中産生、形成的傳統為何得以儲存下來？對此常有真知灼見，這才是“保守主義”的精神。
安倍的政治信條，是做“戰鬥型政治家”。他将曆史上以及現在的政治家分為兩大類型，即“戰鬥型政治家”與“不戰型政治家”。所謂“戰鬥型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為了國家、為了國民而敢做敢為、不畏指責。所謂“不戰型政治家”，就是雖然贊同你的說法，但也不敢大膽表達出來而成為衆矢之的。他認為，無論在哪個時代，“戰鬥型政治家”都是少數。自從初次當選衆議員以來，安倍就經常勉勵自己，要做一名“戰鬥型政治家”。“這并不是說要魯莽行事，而是要傾聽國民的呼聲”，“為日本，要把話講出來”。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安倍“同鄉”吉田松陰所喜愛的《孟子》中的一句話。在安倍看來，在獨立深入思考後，如果認定自己沒有錯，那就要不畏批判，勇往直前。在國會接受質詢時，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悼詞中的一句話：政治家是憑信念而動。“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條”，“即使一千萬人反對那也在所不惜。”
（三）上司風格
伯恩斯在其著作《領袖論》中，将領袖在發揮上司力時的表現，劃分為道德型、政治型、知識型、改革型、革命型、英雄型、輿論型、群體型、政黨型、立法型、行政型等。上述類型又可概括為兩種基本型，即改革型與交易型。說起改革型，原首相小泉純一郎與此比對度較高。由于其獨特的執政理念與處事風格，被稱為“一匹狼”。為了順利實作改革目标，他往往把反對者統統推向對立面，或直接樹為敵手。比如，因郵政民營化而不惜與自己的母體——自民黨決裂，為吸引輿論的關注，甚至提出了“砸爛自民黨”的口号。與小泉相比，安倍往往顯得魄力不足，看似缺少原則。其中，當選首相後讓小泉時期的退黨人士複黨也為人诟病，并一度影響到内閣支援率。但安倍的強硬，更大程度上是骨子裡的。家族的政治基因已足夠強大，從政受挫的經曆也刻骨銘心，使得安倍在平和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顆推動政治社會變革的心。在“擺脫戰敗”的旗幟下，做了曆屆内閣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即使是第一任期，也推動了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制訂《教育基本法》等。第二任期後，他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訂《國家安全戰略》、新《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通過“新安保法”，在安全政策領域大幅突破了以往曆屆首相的立場和作為，包括自己的外祖父。當然，安倍身上也有交易型的一面。他曾明确表示：“我經常被批判為鷹派，關于這一點，我從不在意。為了確定國民的生命和财産，國家的和平與穩定，這才是目的。作為手段，我會根據形勢，并不排除從左翼到鷹派的之間的選擇項。”在近五年的執政活動中，安倍這方面的特點尤為明顯。
（四）權力需求
政治家追求權力，無可厚非。安倍對權力的渴望，也是逐漸被激發出來的。外祖父的黯然下台，父親的“出師未捷身先死”，家族的抱負與遺憾對安倍的影響是巨大的。當選首相，完成長輩未竟的政治課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安倍無法擺脫的“宿命”，正如母親洋子所說，安倍是“宿命之子”。2007年以患“潰瘍性大腸炎”的名義黯然離開首相官邸，2012年再度入主，這“一落一起”的經曆，使安倍對權力的了解和渴望都更勝一籌。
按照安倍的說法，2012年考慮再度出山競選自民黨總裁時，除了妻子安倍昭惠，其他人幾乎一片反對意見。但在一番理性評估後，特别是傾聽了黨内及鄉黨對他的評價，安倍還是毅然決定出馬。如果沒有旺盛的權力需求（或者是通過行使權力來證明自己），也許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安倍了。
（五）人際關系風格
由于曾在美國長期學習，自稱受個人主義觀念的影響，安倍有時也不分地位、長幼，直抒己見，想着隻要想法正确就能被立即采用。是以，起初也有評價說他有些“傲”。但從政後，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吸取了岸處世的教訓。長期跟随晉太郎做秘書的職業曆練，也使得他比較注重人情練達這一從政的要谛，在不改初衷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與周邊搞好關系，以助其成事。
在核心人際關系層面，安倍呈現明顯的“小集團”色彩，與親朋同學互相幫襯。在一些問題上，安倍還是能聽進去勸的，這點與執意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有很大不同。當然，“聽勸”的前提是他認為與自身主要目标并不沖突。安倍擔任首相後，特别是第一任期，許多舊交紛紛進入政府甚至入閣拜相。是以，安倍内閣還被外界戲稱作“朋友内閣”。
（六）面子”與“裡子”
安倍的邏輯是，既要“面子”，也要“裡子”。當“面子”與“裡子”相沖突時，後者優先。特别是在重大外交場合，無論是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的“一路小跑”，還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時的謙恭，安倍的這一特質展現得淋漓盡緻。以上場景往往被外界所诟病，但這都是問題的表象。如果以此判斷安倍示弱，那就大錯特錯了。這與日本人處理人際關系時特有的細膩有關，但對安倍而言，在更大程度上都是有利于實作目标的手段。
▍安倍的對外政策偏好
在具有“外溢”效應的國家重大政策問題上，安倍既在戰略上固守“核心”，又在政策上相對務實，進而形成他個性鮮明的對外政策偏好。
（一）是否修憲以及以何種程式修憲
在安倍看來，修憲是實作日本恢複獨立的目标。這也是外祖父岸信介促使兩大保守黨合并的重要誘因之一，目的是要讓日本恢複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安倍之是以緻力于解決岸未能解決的這一重大課題，有三個具體的理由：其一，憲法是駐日盟軍總司令短期拟就并強加給日本的；其二，從昭和到平成，從20世紀到21世紀，時移世異，特别是第九條等條款，已經跟不上現實的需要了；其三，要有“用我們自己的雙手制訂與新時代比對的憲法這一首創精神”。
關于修憲，通過分析安倍最近的一系列發言，其相關偏好可概括為：（1）自民黨建黨精神之一是倡導“制定自主憲法”。是以，作為建黨以來的目标，修憲至今始終都是黨的競選綱領之中。在本次大選中，安倍首次将其定位為競選綱領的支柱、主要項目之一，并提出了四項修憲内容；（2）修憲不受所設日程的限制。2017年5月安倍提出要以2020年為目标，目的是為了使讨論更加活躍。首先是“在憲法審查會上，各黨都拿出修憲方案，認真開展建設性的讨論”，這一點非常重要；（3）今後，“我們會按照競選綱領中的基本思想，針對具體的條文草案在黨内開展讨論。将自民黨内深入讨論之後的彙總方案遞交國會憲法審查會。然後，在國會開展讨論，增進國民了解”；（4）修憲，需要獲得三分之二議員的贊成方可創議。執政黨方面已經獲得了三分之二的議席。“雖然我們已經連續3次大選都獲得了三分之二的議席，但我認為我們不應拘泥于執政黨或是在野黨，而應為獲得廣泛的共識而不斷努力。在此基礎上，我們會不斷努力以獲得國民的了解。”
（二）是否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參拜靖國神社，反映了安倍錯誤的曆史觀。2013年12月，二度執政一周年的紀念日，安倍赴靖國神社正式參拜。随後，他抛出了早已拟好的“首相講話”，列出幾條理由來為其行為辯護：第一，目的是向為日本獻出生命的人表達尊崇的心情，同時祈禱冥福、祝願永久和平；第二，向“英靈”彙報政權一年來的表現；第三，無意傷害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第四，對參拜靖國神社演變為政治與外交問題表示遺憾。
錯誤的史觀導緻錯誤的行動。聯系到安倍曾堅持認為的“侵略未定論”，之是以選擇參拜靖國神社，說明他從心理上并不認為這一舉動有根本性的錯誤。另外，他曾稱“甲級戰犯”這種說法本身就不正确，本質上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即使不妥，但這也是日本“内政”，别國無權幹涉。他認為，各國有按照本國的傳統、文化進行祈禱的方式，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加上安倍2013年的那次參拜，給中日關系造成了極大困擾。特别是安倍的參拜，中韓等戰争受害國抗議自不待言，美國對此也正式表示“遺憾”，向日方表示不滿。即使在目前“安倍一強”的格局下，也應看到，在日本外交決策過程中還是比較重視“統一”輿論這一點。在輿論（特别是精英輿論、美國輿論）不利于自己的情況下，安倍有可能在政策上作出一定調整。
在該問題上，岡崎久彥曾明确建言安倍。岡崎認為，安倍提出“擺脫戰後體制”，有兩大目标：一是曆史問題，二是安全保障問題（與修憲也緊密相關〉。這兩大目标都很重要，但不能同時追求“兩隻兔子”，否則國内外壓力太大，得不償失。岡崎的建議是，應首先分出先後次序，先求實惠，等實惠到手再尋名譽。結合近三年的情況綜合判斷，應當說，安倍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岡崎的建議。是以，在正常情況下，安倍作為首相很難再去正式參拜。而如果安倍選擇不再參拜，這對今後的政權（不管今後上台的人是誰）也會形成示範效應。
（三）戰略性外交
一是“俯瞰地球儀的外交”（Diplomacy that Task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Map），這是安倍對“戰略外交”更為形象的表述。其“就任首相以來，一直開展俯瞰地球儀的戰略性外交”。“我凝視着地球儀”“在心中描繪着地球”。在他看來，所謂“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其含義是指作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不是隻關注與周邊各國的雙邊關系，而是要像注視地球儀那樣俯瞰整個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制支配等基本價值觀，開展戰略性外交。
二為“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安倍将“積極和平主義”比作日本全新的“自畫像”，認為這是今後代表和引導日本的一面旗幟。2015年7月9日，他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緻辭時曾稱，“自從我執政以來，就一直高舉基于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旗幟”。在第68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演說時，安倍首次提出這一“基本思想”。他表示，“日本将與以往一樣，不，鑒于世界愈益籠罩在悲劇之中，将作為更勝以往的、和平與穩定的力量而存在。以與國際社會的協調為支柱，以大陸努力為世界的繁榮與和平做出的無可置疑的業績和不可動搖的評價為根基，舉起積極和平主義的嶄新旗幟。”為什麼要奉行“積極和平主義”呢？以下結合具體案例，對安倍的思維邏輯稍加梳理。案例A：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現場。假設日本的自衛隊與另外一國、X國的軍隊并肩作戰。這時突然發生X軍遭到攻擊的事态。X軍向在附近駐屯的日本部隊發出了救援請求。然而，日本的部隊卻無法開展救援。因為根據現行日本憲法的解釋，在此對X軍進行救援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案例B：以公海為例。假設在日本近海中，航行有數艘美國海軍的宙斯盾艦，與日本的宙斯盾艦互相協助，正為有可能發生的飛彈發射進行防禦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由于這些軍艦和船隻将其全部力量過度集中于飛彈防衛方面，而針對來自上空攻擊的防衛力量卻變得相對薄弱。正當此時，美國宙斯盾艦突然遭到飛機的空襲。即使日本的軍艦和船隻擁有再強大的力量，都無法救援美國軍艦。因為，一旦實施救援，便構成了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根據現行憲法的解釋，屬于違憲行為。要解決案例A、B中現實與憲法的“扭曲”，安倍認為有必要對憲法做出修改，作為第一步，要推動制訂新安保法。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閣會議作出了完善新安保法基本方針的決定。而此次閣議決定的“基本思想”，就是安倍強調的“積極和平主義”。
作為“俯瞰地球儀的外交”與“積極和平主義”重要抓手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近期，随着特朗普訪日，這一表述成為描述日本新外交戰略的熱詞。2017年11月6日，安倍與特朗普确認将從東亞到非洲建立基于“航行自由”和“法治”的秩序。其實，早在2016年8月27日，安倍在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開幕式上的緻辭中就正式提出了這一戰略構想。他指出：“穿越亞洲海域和印度洋，來到内羅畢就會知道連接配接亞洲與非洲的其實是一條海上之路。”“給予世界穩定與繁榮的正是這自由開放的兩大海域、兩大陸彼此結合産生的偉大動力。”“将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的交流活動建構成與武力和威懾無緣的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之地，并使其富饒。日本有這個責任。”出台這一戰略的緣起，是基于安倍對世界格局的判斷，他認為接下來是“印度—太平洋世紀”，要由日本和美國一同帶領前行。其構想邏輯是：在“東亞→南亞→中東→非洲”這一“長鍊條”上，從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開發、人才培養等入手擴大日本的參與度，使之成為安倍經濟學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新戰略也關涉安保。日本将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洋秩序，希望建立四國戰略對話，把合作具體化。未來還将加入英法，建構更加廣域的安保合作機制。此外，新戰略有抗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的意圖。
（四）對美認知與政策偏好
安倍曾表示，“我個人與美國的相遇，要追述到在加利福尼亞渡過的學生時代。”當時他住在凱瑟琳・戴爾・弗朗西斯夫人家裡，她做的意大利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她開朗親切，深受大家的喜愛。她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朋友，這讓安倍感到十分驚訝。由此，他當時就覺得美國是“了不起的國家”。
紐約，對安倍來說是一個難以忘懷的地方。30多年前，他剛成為公司職員的時候，就在紐約事務所工作。他表示，“與公平開放的人們在一起度過的刺激歲月，今天仍在我心中占據着特别的位置。”
應當說，留學美國，得以親身體驗美國社會生活，這段經曆對安倍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安倍也常常以“美國通”自居。他認為在美國外交傳統中，對獨立宣言、憲法所倡導的理想，主要表現為三種思考模式：一是孤立主義；二是相對于理想更為重視國家利益，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三是基于理想主義、福音主義的使命感，要将美國憲法的理念向全世界推廣的思想模式。在不同的時代，這三種模式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式與力度也有所差别，但卻一直存在。基于這一邏輯，他也許并不認為特朗普政權在美國曆史中是非常特殊的政權。
在安倍成長和從政的經曆中，日美同盟特别是作為其基礎的《日美安保條約》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同時，他父親任外相時，最為重視的也是日美關系。是以，安倍基于家傳，對搞好日美關系是有自信的。特朗普競選成功後，安倍迅速啟動對美人脈，開始全面收集關于特朗普的各種資訊，赴美與特朗普見面。這一事例也顯示出安倍内閣靈活多變的特點。安倍認為，要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成為貫徹自由、法治的和平海域，必須加強日美同盟。作為手段之一，日本需要充實安保法制，以大幅提高“無縫”應對能力。這樣一來，自衛隊與美軍之間的合作關系将會得到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也将得以鞏固。另一手段是更好的合作機制，也就是“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他認為這是一個為構築更為堅實的和平而拟訂的曆史性檔案。
安倍這一政策偏好，也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現。2016年2月，具有官方背景的日美兩國智庫聯合釋出報告稱：2030年前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強硬和好鬥将有增無減，日美兩國的共同課題是中國問題，需強化對華威懾與應對能力。在實操層面，2015年日美兩國時隔18年重新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确認“釣魚島為日本施政下之領域”，“屬《日美安全條約》第五條承諾範圍”，“反對任何單方面損害日本對釣魚島施政之行為”。日本《防衛白皮書》透露，今後日美将共同開展演習訓練、情報搜集、警戒監視及偵察行動，強化雙方在釣魚島周邊海域的合作，提升同盟的應對能力。
随着外交檔案的解密，1960年岸信介修訂《日美安保條約》時的談判過程，現在逐漸明朗起來。安倍認為，正是那些微弱的努力才使駐日美軍由“占領軍”轉變成了“同盟軍”。該過程堪稱日本為擷取獨立而努力的過程，但日本也需要美國作為盟國而存在，也就是“戰略性”利用美國，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尚無法依靠獨自的力量確定安全。另外，從美國主動開放的市場、為世界經濟謀求自由而培養起來的戰後經濟體系中，最早而且獲益最大的就是日本。安倍表示，這種對美國的依賴狀況至今沒有改變。他的邏輯是：為保衛本國的安全做最大限度的自我努力，需要有“自己國家，自我保衛”的氣概。但如果考慮到核遏制下的地區平衡問題，或遠東地區的穩定，就仍需要維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而如果考慮到美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經濟實力以及最為強大的軍事能力，那麼日美同盟則是最佳的選擇。雖然也有人主張不能完全聽美國的，日本應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安倍認為，實際上提高日美同盟中的雙向義務，包括處理基地問題，正好能顯著地提高日本的發言權。
（五）對華政策偏好
應當說，近年來安倍政權的對華政策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其變化軌迹有短期向好趨勢，但不容盲目樂觀。
安倍認為，所謂戰略互惠關系，以往中日關系是“友好第一”，即“為了友好而友好”，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友好不過是實作國家利益目标的手段，“友好第一”是把手段目的化，這樣就本末倒置了。真正的戰略互惠關系是兩國都應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第一次執政前後，安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是以可以說，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非常圓滿的成功。安倍指出，曾有人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經濟是一種威脅。而他認為小泉的看法比較有代表性：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并不是威脅，而是機遇。甚至他還認為，實際上，日本經濟的複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鑒于中日關系具有互補性，特别是經濟關系密不可分。為了不破壞這種互補性，要緻力于解決政治問題。對此，安倍開出的“藥方”是“政經分離”。他強調不應因為政治問題而殃及經濟合作，或者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利用經濟手段。應該重視并尊重互相之間的經濟利益。如果能夠共同堅持這一原則，就可以制止或抑制兩國關系的惡化。安倍認為，為了控制雙方之間的問題，國家首腦進行直接對話是最重要的。
在政經分離原則下，安倍的對華政策偏好展現為沖突的兩面：接觸與對沖，經濟上謀求接觸，安全上實施對沖，既表明具有反對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與秩序的強烈意志與相應能力，同時又聲稱戰略互惠關系是兩國之利，為此雙方需管控海空危機，加強相關對話與合作。同樣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注重對中國博弈，施加影響。日本不斷渲染中國軍力發展及海洋活動的所謂“威脅性”，将“中國以實力改變現狀”這一主觀論調作為其涉釣戰略調整的“合法性依據”。實際上，其目的并非單純防範所謂“中國威脅”，實質是通過謀求涉釣戰術優勢，確定有利于日本的戰略态勢。
（六）對朝政策偏好
北韓問題，是安倍外交的重點之一。如果沒有北韓因素，安倍強硬的一面就不會通過媒體的報道，讓國民覺得其有“上司力”。
其實，早在1993年當選衆議院議員後，安倍就曾表示要為解決綁架問題傾其所能。在小泉主政時期，安倍曾推動作為國家意志不讓五名“綁架受害者”傳回北韓的決定，此舉得到國内多數輿論的好評，認為安倍終于讓日本外交有了主動性。此次衆議院大選，安倍最重要的抓手也是北韓問題。他曾反複表示，日本現在面臨“國難”。
下一步，對北韓是繼續施壓，還是轉而謀求對話？安倍的基本邏輯是：（1）雖然北韓今後的行動無法斷言，但無論怎樣，日本都應繼續強烈要求其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不得實施任何挑釁行為；（2）20年來的曆史證明，與北韓之間為了對話而對話是毫無意義的。日本必須結合以往對朝外交的經驗教訓來做出今後的判斷；（3）必須要求北韓通過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方式放棄所有核武器和彈道飛彈計劃。為此，有必要與國際社會聯手，通過一切手段對其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直至北韓方面提出改變政策、希望對話的請求。
▍東京塔與“魔戒”
在《通向美麗的祖國》一書中，安倍這樣寫道：“如果說東京塔象征着戰後複興和物質豐富的話，虛幻的戒指則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價值的象征。”
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迎來了自明治維新以降國家戰略的再度轉型，擺脫“軍國主義”的束縛，張開臂膀去“擁抱戰敗”。此後，日本曾長期專注于發展國民經濟，實作了從低谷走向複興的“日本奇迹”。而奠定戰後日本繁榮的，是吉田茂任首相時倡導的以“經濟中心”、“輕軍備”、“對美一邊倒”為三大核心原則的“吉田路線”（或稱“吉田主義”），是為“東京塔”。而充當“反吉田”先鋒的，無疑是岸信介。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自立的名義下，有着濃重的“複古”成分。岸有甲級戰犯嫌疑，他從本質上并不對侵略戰争予以忏悔。反而，在錯誤史觀之下，岸急于擺脫戰敗格局，通過修憲強軍重新壯大日本，同時不忘喚起日本人的大國意志。岸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英國作家托爾金筆下的“魔戒”，既攝人心魄又能使之陷入險境。
吉田茂與岸信介，分别代表了自民黨内的兩大勢力，前者被稱為“保守本流”，而後者則被稱為“保守旁流”。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前者是一條“繁榮路線”，而後者則代表了一條“自立路線”。這兩條路線泾渭分明，但又并非完全水火不容。關鍵的問題是實作的條件。作為親美現實主義者的吉田茂與親美國家主義者的岸信介，在如何強大日本這一根本目标上，并沒有本質性的差異，所不同的是實作的途徑以及對局勢的判斷。
目前，日本正在進行的這輪新的戰略轉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執政時期。日本開始全力謀求成為一個“名實兼具”的大國。作為現任首相，安倍正緻力于落實“安倍路線”。在“安倍路線”的擁護者們看來，《舊金山和約》的締結，隻是使日本恢複了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戰後日本的架構，憲法自不待言，就連作為教育方針之根本的教育基本法也是美國占領時期制訂的。美國最初的意圖是捆住日本的手腳，防止它東山再起、跻身列強。是以，日本的國家架構必須要用國民自己的雙手從頭開始建構，隻有這樣才能實作真正的獨立。戰後70年，自民黨作為最主要的執政黨通過高速增長，出色地完成了第一個目标─恢複經濟。而國家自立目标的實作卻被延遲了。
為此，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儀的外交”與“積極的和平主義”，緻力于開展戰略性外交。為重構安保體制，日本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接連出台“安保三箭”，制定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此外，日本還調整“武器出口三原則”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接下來的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修改被占領時期制訂的《日本國憲法》。這一新的戰略性布局，核心目标是擺脫“戰後體制”，最終實作一個經濟、外交乃至軍事上“全面正常化”的大國日本。在具體實施時，日本尤為重視在外交與安保領域“糾偏”。其具體目标又可分為增強主動性外交、確定日本自身安保能力建設以及繼續強化日美同盟三個方面。日本的戰略意圖已較為明确，即通過戰略性利用美國，積極謀求自身崛起，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進而争奪東亞地區的主導權。
戰後，日本從“吉田主義”到“安倍路線”的演變，可用下圖來表示：
其中，作為“保守本流”的“吉田主義”，可用左邊較粗的線表示，而作為“保守旁流”的“岸主義”，可用右邊較細的那條線表示。而“安倍路線”，也正基于對“繁榮”與“自立”兩條路線的重新分解與內建，是新的國家戰略指南，其目标是通往新的“海洋國家”。這一新的國家戰略形态，具有以下特質：第一，主動回應來自外部世界的“沖擊”。安倍的政策邏輯是，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其表征有美國的相對衰落、中國的強勢崛起以及朝核問題凸顯，更讓其不能接受的是，日本面臨“和平衰落”的趨勢。在日本的戰略派看來，以上因素對打造新“海洋國家”戰略既是嚴峻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日本要擺脫20世紀的幻想主義，以21世紀的現實主義構築新國家戰略；第二，基于上述思考，日本要走新的大國路線。與戰後以來日本自民黨政權長期遵循的以“吉田主義”為綱的“繁榮路線”不同，新“海洋國家”戰略構想發轫于中曾根執政時期，與日本“普通國家”戰略的醞釀同步。但受内外形勢的限制，尚未形成“戰略→機制→行動”這一完整的體系。現在，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安倍手中。特别是第二次安倍執政時期，該大戰略方具規模，開始進行環環相扣的“立體化”運作；第三，以“新右傾”這一日本政界主流思潮為依托。對實作大國目标而言，“新右傾”構成“複興”後日本的核心價值理念。作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新右傾”，與作為國家戰略目标的“大國化”實際上是表裡一體的關系。
在後冷戰時期，面臨國際秩序的變革與國家戰略的深刻轉型，日本正在開足馬力探索新的外交“主體性”。
美國原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62年12月的演講中，對英國外交的迷茫，曾用譏諷的語調稱英國失去了帝國，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應該扮演的新角色。冷戰後的日本，同樣也被認為迷失了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
戰後日本外交，是在上述“吉田主義”的指導下展開的。其實，早在岸信介主政時期，日本外務省在《大陸外交的近況》的總論部分，即提出将“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國家相協調”、“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作為日本“外交活動的三原則”。從曆史的縱軸來看，“三原則”部分繼承了戰前外交中的“國際主義”、“亞洲主義”、“與英美合作”這三大系譜。從決策過程來看，這也是“官僚主導”下外務省内國際法局、北美局、亞洲太平洋局這三大主力部隊的意圖。在“外交三原則”之下，外務省又确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課題，即“與亞洲諸國的善鄰友好”、“經濟外交”及“調整對美關系”。基于對戰前外交的檢討，日本試圖通過提出“外交三原則”來确立戰後外交的坐标。但在“外交三原則”的理念與現實之間，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日本外交逐漸淪為外交“一原則”，即徹底的親美路線。
冷戰時期，作為外相的安倍晉太郎曾倡導“開創性外交”。安倍晉三也将父親的這一遺産作為推動外交變革的“原動力”之一。政權由民主黨向自民黨更疊後，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被确定為超越“外交戰敗”。在安倍看來，民主黨執政的三年，是“外交戰敗”的三年。他認為，民主黨之是以在外交上“失敗”，主要是在日美關系和中日關系上栽了跟頭。在對美關系上，将日美同盟與亞洲外交等同視之，犯了大忌。在對華關系上，特别是在釣魚島問題上.疲于奔命。要超越“外交戰敗”，就要構築日本外交新“三支柱”，即強化日美同盟、加強與周邊國家關系以及推進經濟外交。
與上述戰略層面的變化相适應，安倍治下的“權力形勢”（power situation）也得以重構。人有性格，政權亦複如是。安倍的個性，是其對外政策偏好的重要塑造因素。但更不容忽視的是，安倍所面臨的權力形勢，往往決定了其對外政策偏好能否實作、實作方式以及限度。
此次大選之後，安倍上司下的自民黨政權仍處于明顯的強勢位置，可以用“安倍一強”來形容。所謂“安倍一強”，有三層含義：第一，與公明黨及在野黨相比，自民黨總裁“優位”；第二，政府較自民黨“優位”；第三，首相官邸較政府内各省廳“優位”。
“安倍一強”的直接後果是，導緻政策決定過程的進一步“集權化”。其中，首相及首相周邊政治家、官僚的作用增大。這就意味着，在相對穩固的“權力形勢”中，安倍個人的因素更加突出，其個性對政策的影響也随之增大。
第二次上台執政以來，安倍政權積極推進“官邸主導”，以強有力手段實施經濟、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變革。首相官邸對各省廳的統轄能力顯著增強，全面主導主要的政治性決策。
安倍将從日本戰敗到恢複形式上獨立的那幾年，視為束縛日本的“諸惡之源”。無論是修憲，還是強軍，甚至是對侵略戰争的态度，都與東京審判以及被占領期美國對日本的改造相關。如欲“擺脫戰敗”，就要逐一破除以上因素的束縛，“拭去戰争與占領的殘渣，為新世代準備一塊潔白無瑕的畫布，讓他們得以不受拘束地揮灑出代表自己的鮮明色彩。”
經過明确的戰略目标設定，安倍政權既要經濟發展（“繁榮路線”），更要在外交特别是安全保障領域取得成果，意圖更大程度上實作日本的自立。其基本模式是以經濟促安全，即經濟發展是為了更有效地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冷戰後，在經濟與安全保障二者之間，天平不斷向後者傾斜。安倍時代，日本着力踐行的戰略重心，毋庸置疑是安全保障。當下，随着安倍的長期執政，其所設計的以外交與安全問題為切入口的宏大戰略已在逐漸落實之中，日本已推動從“消極的和平主義”向“積極的和平主義”的轉變。下一階段，安倍正在邁出新的一步，計劃改變美國制定的和平憲法特别是第九條，以最終擺脫“戰後體制”的束縛。
在具體落實“安倍路線”時，吸取第一次執政失敗的教訓，現在的安倍内閣谙熟目标管理，在節奏感拿捏方面的能力顯著增強，注意靈活使用“油門”與“刹車”，能夠果斷加速、減速。此外，不把戰線拉得過長，聚焦目标，見好就收，鎖定成果。同時，在“安倍一強”的“權力形勢”中，安倍本人意識形态與務實主義兼具，但當兩者相沖突時，務實考量居于上風，以圖打開“機遇之窗”。加上已駕輕就熟的輿論操縱術，使其制造話題的能力也得以顯著增強。
目前，在“安倍路線”之下，新的戰略拼圖即将完成，作為現行憲法所具有的“和平主義”精神正面臨嚴峻挑戰。
在政界“新右傾”主導，加之日本社會日益保守化的總體氛圍下，“安倍一強”格局仍會在一定的時期“常态化”。以此為背景，安倍表示“最為重要的就是政策的落實、落實、再落實。讓我們正視大陸所面臨的難題，共同開創日本的未來。”
然而，日本正在踐行的“安倍路線”，雖雄心勃勃，但同時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日本的總體國力已處于相對下降趨勢。這也是安倍所代表的“新右傾”勢力所不願看到和急于改變的。是以，竭力通過振興日本經濟這一硬名額來扭轉頹勢，以利強軍和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能力。同時，日本已将中國的崛起給世界體系帶來的影響作為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在美國相對衰落、可能忽視甚至無視日本的情況之下，特别是當諸如朝核問題愈演愈烈之時，日本勢必在安全上做出更大、更為自主的選擇。目前，日本已逐漸走上前台，在國内日益廣泛讨論的“強軍論”甚至是“擁核論”就是代表性例證。
以政治為業的人，大多想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事業，甚至身後名存青史。作為通過長期執政逐漸創造日本政壇“神話”的首相，緻力于做一個更加“偉大的上司者”，已經成為安倍執政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安倍究竟會把日本引向何方？後人将對其如何評價？也許，這将由曆史來最終評說。
概而言之，安倍，既有“鸷”強硬的一面，又具務實的另一面。通過長期執政，正帶領日本“擺脫戰敗”，打造一個新生的日本。在這一曆史時期，國際社會應保持足夠的警惕。明治維新後，盡管“對外協調”的思想與主張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但随着軍國主義勢力的發展，日本最終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不歸之路。這一“前車之鑒”足以令人深思。對侵華戰争與太平洋戰争日本的最終失敗，在岸信介及安倍心底，被認為存有“怨恨之情”（ressentiment）。這一深埋于心的底層認知，值得關注與研究。在警惕日本的同時，我們反而要更加重視日本，即使是目前日本“地盤沉下”之時。翻開世界地圖，日本比英國的國土面積還大，人口也更甚一籌。更為重要的是，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大國意志一直未曾泯滅，即使是在“吉田主義”得到切實執行的時期，在吉田茂看來，待日本經濟實力強大之時，強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當今之世界和中國面臨安倍這樣一位既有大國“抱負”，又獨具個性、長期執政的首相，與其“戲說”、“标簽化”，莫若正視，對其本人及所處的時代進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加有針對性的應對之策。
目前，中日關系處于爬坡過坎、轉型發展的曆史關頭，短期呈現向好之勢。這一局面得來不易，自當珍惜。中日兩國既要正視曆史，也要面向未來。既要恪守原則，也要積累互信。通過不斷加強合作，實作互利共赢。而面對日本正在發生的這場深刻的戰略與體制轉型，當代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又應秉持何種精神？我們要對政治中的人性，其本質的深邃的洞察力以及伴随公權力所帶來的危險保持敏銳的警惕性，更要對防範和遏制“惡”的國際力量、制度、規範和價值原則進行深入的探究。惟其如此，從根本上回答上述問題，也許才是值得我們自覺認知且必須承擔的曆史使命。
文章原載《外交評論》2017年第6期，原題為《韬晦之“鸷”：安倍晉三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編删，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打賞不設上限，支援文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