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東說史
1944年8月的一天中午，安徽泾縣周家屯，一家名叫隆興的飯店，有點反常。
都下午2點多了，早就過了飯點，别的飯店冷清了，隻有這家人還挺多，店鋪周圍還遊動着幾個鬼鬼祟祟的漢子。
店裡，已經有十幾名全副武裝的日軍埋伏，等待“大魚”落網。
不一會，一個身材魁梧，臉龐黝黑的中年人出現了，他就是日本人要抓的“大魚”。
此人名叫文國才，5年前就參加了新四軍，是新四軍49旅55團的一名偵察員。
眼下，他的任務是進城購買藥品，他的幾名戰友在戰鬥中負傷了，因為沒有消炎藥，傷口已經潰爛，買藥刻不容緩。
而購買的藥品，已經由地下組織放到了聯絡點——隆興飯店。
文國才雖然參加新四軍已經5年，但他原來在軍部當通信員，剛當偵察員不久，對這裡并不熟悉，和聯絡員也沒有見過面。
他來飯店，隻能通過暗号和老闆接頭。
走進店鋪，他就覺得氣氛有點不對，老闆一個人在那裡坐着，陰沉着臉。
文國才想，也許老闆遇到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才如此不開心。
他沒有多想，說出了接頭暗号：砂鍋。
聽到暗号，老闆還沒有反應，從包廂呼啦一下沖出幾名日本兵，将文國才團團圍住。
原來，飯店的老闆已經暴露，當了叛徒。
文國才一看，糟了，自己很可能有來無回。
但他一想，聯絡員也就是飯店老闆并不認識自己，而接頭暗号又是口頭語，自己是不是八路軍，日本兵并不一定吃得準。
他告訴自己，不能亂分寸，要盡量跟敵人周旋。
文國才極力保持鎮定，打算盡量讓敵人消除對他的懷疑。
他裝作很恐懼的樣子，瑟瑟發抖地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張“良民證”，說：“太君，俺可是良民……”
果然，文國才的樣子麻痹了日軍小隊長，他問飯店老闆：“他的，到底是不是新四軍？”
飯店老闆說：“他可能就是新四軍。”
日軍小隊長一揮手，對自己翻譯官說：“你的，審訊的幹活，将他的身份搞清楚。”
“是，太君！”一個戴着禮帽的家夥對日軍小隊長來了個立正，然後來到文國才面前。
看到這個認賊作父的翻譯官，文國才又憎惡又仇恨，恨不得上前将他撕碎。
但身份沒有暴露，不能沖動，自己現在是一個膽小怕事的老百姓，怎麼能發怒呢？
他點頭哈腰地對翻譯解釋說：“我确實是良民，母親有病，買砂鍋熬藥，找不到日雜店，我才到飯店問問這裡有沒有砂鍋。”
文國才的解釋滴水不漏，但翻譯官早就看出了他的身份。
他看得出，眼前這個“農民”身份存疑，起碼是接受過軍事訓練的人，無論是走路的姿勢還是言談，和普通百姓大相徑庭。
最關鍵是，剛才文國才遞出“良民證”的一瞬間，翻譯官敏銳地觀察到，他的食指明顯要粗一些，那是常年扣扳機造成的。
既然眼前這個人很可能是新四軍，翻譯官心裡有了數，知道該怎麼做了。
翻譯官裝作懷疑文國才的樣子，在審問了一會之後，上前貼近文國才，依次搜他的上衣和褲子口袋。
文國才裝作怕癢的樣子，如此一來，翻譯官笑了，幾個日本兵也條件反射，笑了起來，小隊長也哈哈大笑。
這時候，翻譯官忽然止住笑，靠近文國才的耳朵，悄聲說道：“沉住氣，别暴露！”
大家都在笑，隻有一個人沒笑——飯店老闆、聯絡員。
他非常着急，腦子轉得飛快，開始思考：如果日本人認為眼前的人不是新四軍，今後又抓不到真正的新四軍，日本人一定會說自己撒謊，欺騙了他們。
那樣的話，自己會很慘，肯定會失去利用價值，被日本人殺掉。
不行，無論此人是不是新四軍，都要一口咬定。
他走到日軍小隊長面前說：“太君，我認識此人，他就是新四軍！”
此言一出，小隊長臉上笑容凝固了，他陰沉着臉對翻譯官說：“你的，繼續審訊，讓他老實交代！”
文國才暗暗叫苦，這次怕是在劫難逃。
死不可怕，這樣死得太窩囊。
再說，日本人還沒有趕出中國，就這樣死了也不能瞑目。
就在這時，翻譯官再次來到他跟前，問自己是不是新四軍，在新四軍裡幹幾年了，這次來執行什麼任務。
一邊問，翻譯官一邊給文國才使眼色。
文國才納悶，這翻譯官到底是什麼來頭？
其實，即使翻譯官即使不這樣暗示，文國才也會咬緊牙關不說。
但隻要翻譯官認定自己就是新四軍，自己怕是兇多吉少。
自己的命運就在翻譯官手裡，就看翻譯官怎麼做了。
翻譯官裝模作樣審訊之後，到日軍小隊長面前，用日軍哇哩哇啦開始彙報。
随着他的彙報，日軍小隊長緊繃的臉開始舒緩，不住地點頭。
文國才雖然聽不懂日語，但他從中能看出來，翻譯在盡量淡化這件事，為他解除嫌疑。
果然，日本人雖然沒有将他釋放，但也沒有繼續審訊，更沒有對他用刑，而是将他關進了囚禁農民的房子。
進去之後，文國才一問才知道，日本人關押這些人，打算讓他們當漢奸。
相對來說，這裡的看守沒有那麼嚴，逃跑的幾率大大增加。
想到此，文國才開始尋找機會逃跑。
他發現，這間房子隻有兩扇小窗戶，上面還加了鐵栅欄，要想逃跑隻能在牆上挖洞。
然而，自己和被關押的人卻手無寸鐵。
就在這時候，翻譯官再次來到監獄“提審”文國才，他從袖口中掏出一把兒童玩耍的小鐵鏟迅速遞給了他。
文國才一見大喜，讓幾個老百姓作掩護，隻用了一晚上，就在牆上挖了個洞，帶着大家在黎明前逃離虎口。
回到隊伍後，文國才繼續抗日，直到日本投降，之後又參加解放戰争，新中國成立後到紹興地方工作。
無論走到哪，文國才都想着幫他脫身的那名翻譯官，但再也沒有見到他。
文國才不但不知道翻譯官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對方的來曆。
文國才認為，他應該是隐蔽戰線上的一名同志。
因為地下工作紀律嚴明，都是單線聯系，除了上線和下線，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其真實身份。
可能是抗戰勝利後，這名翻譯官又打入了國民黨内部，也可能回到隊伍，參加了解放戰争。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因為身份暴露，而被日軍殺害了。
不管怎麼說，在文國才心中，他一直活着，沒齒難忘。
1985年，文國才退休之後還在尋找他，卻一直未果。
在革命戰争中，許許多多隐蔽戰線的戰士作出重大貢獻，卻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但他們的功績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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