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的藝術曆程始于西方，最終歸于傳統，“東方馬蒂斯，現代八大山人”的稱謂便是對他藝術生涯最佳概括。丁衍庸用強烈的個性和獨特的人生練曆将具有深層差異的東西方民族文化相融合，令兩者共通的藝術精神得以展現，為中國油畫締造新風貌。
丁公于70年代以人體為題材的作品僅有5件，十分罕有，本作即為其中之精品。畫面描繪了一對相擁而坐的戀人形象，其中男子雙手環抱着右側女子，面部醒目的單眼目視前方，向觀者傳遞着個人化的情景叙事，更在畫面中營造出夏加爾筆下戀人場景的浪漫氛圍。
與夏加爾柔和而富有詩意的畫面基調不同，丁衍庸大膽運用野獸派的自由筆法，使人物形象突破了實際形态、空間尺度的桎梏，以自由肆性的線條、熱烈鮮亮的色彩傳達出潛藏在人物身軀中的原始生命力，如雕像般簡練的造型帶有馬蒂斯、畢加索繪畫中的情感重量。
油畫是丁衍庸藝術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居港三十年間，油畫創作從未間斷，60年代至70年代初丁衍庸的藝術創作進入成熟期，在此期間丁氏作畫至為勤奮，本件創作于1969年的《橘色仕女》便是其中最為經典的代表作品之一。
“馬蒂斯歸馬蒂斯，丁衍庸歸丁衍庸。”丁氏的線條來自于書法與金石的訓練，并對其内涵心領神會。丁氏在20多歲時就定下清晰而明确的藝術理想和探究的對象，即将野獸派馬蒂斯的率意筆緻、八大山人為代表的大寫意傳統與象征原始審美意念的古代玺印相結合。
對丁衍庸來說，革新并不是一味的将西方的形式手法照辦挪用，必須先立足于傳統民族的文化根基，即“意在筆先”的寫意傳統。為此，他将八大山人的拙樸、徐渭的豪放意氣，通過色彩張力的經營，轉化于《楚霸王》中項羽和虞姬的人物形象塑造之上，展現出「類物象形，立言盡象，筆簡意不簡」的氣韻。這種東西交彙的廣袤視野，既延續了藝術家在1949年之前所追尋的「單純」而「原始」的藝術理想，同時展現了他在50年代後專注于水墨創作的過程中，對野獸派主觀精神的表現、對自由空間的處理的進一步開拓，通過不斷深化對文人畫的了解，以傳統的大寫意精神引領油畫創作，進而将油彩顔色的豐沛活力發揮出水墨淋漓般的畫面效果，以此改變了早期人物創作的單一線條和平面化造型，以頑童般的诙諧與天真，展現出對人性本身的揶揄與思辨。
融古鑄今，應乎無窮：繪畫與書法的博弈
丁先生常說，畫之為物須具有三“性”，一是個性，二是時代性，三是民族性，有個性的畫方能獨往獨來，一空依傍。有時代性的畫，方能與時代相接合，突出畫家所處時代之精神，然後方非為古人之餘唾。有民族性的畫則可保民族畫風于不墜，不然徒向異族異域，取其皮毛，又怎可出人圍範，強合西畫之貌于國畫之中，即可取悅好新奇者于一時，然終為識者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