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的艺术历程始于西方，最终归于传统，“东方马蒂斯，现代八大山人”的称谓便是对他艺术生涯最佳概括。丁衍庸用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练历将具有深层差异的东西方民族文化相融合，令两者共通的艺术精神得以体现，为中国油画缔造新风貌。
丁公于70年代以人体为题材的作品仅有5件，十分罕有，本作即为其中之精品。画面描绘了一对相拥而坐的恋人形象，其中男子双手环抱着右侧女子，面部醒目的单眼目视前方，向观者传递着个人化的情景叙事，更在画面中营造出夏加尔笔下恋人场景的浪漫氛围。
与夏加尔柔和而富有诗意的画面基调不同，丁衍庸大胆运用野兽派的自由笔法，使人物形象突破了实际形态、空间尺度的桎梏，以自由肆性的线条、热烈鲜亮的色彩传达出潜藏在人物身躯中的原始生命力，如雕像般简练的造型带有马蒂斯、毕加索绘画中的情感重量。
油画是丁衍庸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居港三十年间，油画创作从未间断，60年代至70年代初丁衍庸的艺术创作进入成熟期，在此期间丁氏作画至为勤奋，本件创作于1969年的《橘色仕女》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
“马蒂斯归马蒂斯，丁衍庸归丁衍庸。”丁氏的线条来自于书法与金石的训练，并对其内涵心领神会。丁氏在20多岁时就定下清晰而明确的艺术理想和探究的对象，即将野兽派马蒂斯的率意笔致、八大山人为代表的大写意传统与象征原始审美意念的古代玺印相结合。
对丁衍庸来说，革新并不是一味的将西方的形式手法照办挪用，必须先立足于传统民族的文化根基，即“意在笔先”的写意传统。为此，他将八大山人的拙朴、徐渭的豪放意气，通过色彩张力的经营，转化于《楚霸王》中项羽和虞姬的人物形象塑造之上，展现出「类物象形，立言尽象，笔简意不简」的气韵。这种东西交汇的广袤视野，既延续了艺术家在1949年之前所追寻的「单纯」而「原始」的艺术理想，同时体现了他在50年代后专注于水墨创作的过程中，对野兽派主观精神的表现、对自由空间的处理的进一步开拓，通过不断深化对文人画的理解，以传统的大写意精神引领油画创作，从而将油彩颜色的丰沛活力发挥出水墨淋漓般的画面效果，以此改变了早期人物创作的单一线条和平面化造型，以顽童般的诙谐与天真，展现出对人性本身的揶揄与思辨。
融古铸今，应乎无穷：绘画与书法的博弈
丁先生常说，画之为物须具有三“性”，一是个性，二是时代性，三是民族性，有个性的画方能独往独来，一空依傍。有时代性的画，方能与时代相接合，突出画家所处时代之精神，然后方非为古人之余唾。有民族性的画则可保民族画风于不坠，不然徒向异族异域，取其皮毛，又怎可出人围范，强合西画之貌于国画之中，即可取悦好新奇者于一时，然终为识者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