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媽媽們的育兒實踐：找幾個朋友“一起做媽媽”真的現實嗎

文/張楠茜

編輯/雪梨王

從外地出差回到成都，程蘇雅第一件事就是去朋友家接回4歲的兒子洋洋。前一天洋洋在幼稚園吃了太多薯條，再加上有點兒着涼，剛回到家，就發了燒。

程蘇雅是攝影師，也是一個非婚的獨撫媽媽。

對她來說，到成都定居是個折中的選擇。此前，她帶着4歲的兒子洋洋在北京和湖南老家都生活過。但北京的房租程蘇雅難以獨自承擔，老家的教育資源則相對落後。去年，她決定帶着洋洋到成都落戶。為了讓兒子入讀還算不錯的國小，她已經看好了學區房。

成為一名母親，從孕期開始，就要開始經曆無休無止的考驗。而如果是一名非婚媽媽，意味着要憑一己之力單挑全部考驗——一個人在待産室忍受宮縮的陣痛，給自己的手術通知書簽字，一個人換尿片，一個人遛娃，一個人送他上國小；到了叛逆期還要理智地告訴他煙和酒意味着什麼，在他因為失戀大哭時在旁邊給他加油鼓勁……

非婚生，顧名思義，是指沒有婚姻關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這一人群在西方國家占了很大比例——根據經合組織資料，2018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為41.3%，法國為60.4%。美國則是39.6%。目前，中國尚無關于非婚生子女的統計資料。但近幾年，很多非婚媽媽們開始出現在新聞裡，深圳、上海非婚媽媽争取生育保險也一度引發廣泛關注。

在婚姻制度之外養育孩子是一種什麼體驗，又會面臨怎樣的挑戰？傳統的育兒模式和家庭模式之外，是不是還存在其他可能性？有關家、家人、婚姻是不是還可能有更廣泛的定義？在我們的走訪中，包括程蘇雅在内的三位母親，正在踐行和嘗試更為多元的育兒模式。也許她們最終不得不向現實妥協，但嘗試的過程都讓她們不同程度地改變并成長着。

程蘇雅剛給洋洋洗完澡，小朋友很開心_張楠茜攝

“要”

胖嘟嘟的手指按在地圖的一條道路上，另一隻小手緊緊拽着媽媽的大手，洋洋沉浸在看地圖的快樂當中。細細端詳了一會，他擡頭對着媽媽笑，眼睛眯成了月牙，奶聲奶氣地告訴媽媽，找到了家的位置。

洋洋喜歡地圖。在成都這座城市，公園門口的石雕地形圖，地鐵站裡盤根錯節的路線圖，幼稚園牆上的手繪地球，都會吸引他跑過去。每到這時，程蘇雅也會跟着停下腳步，兩人一高一矮，并排站在巨大的地圖前，耐心地辨識各種顔色和圖形的标志。

洋洋的出現是個意外。2017年夏天，程蘇雅發現自己懷孕了。前男友明确表示不想要這個孩子，她卻有些猶豫。

程蘇雅獨自到醫院做産檢。她躺在床上，醫生拿着黏糊糊的儀器在她的肚子上滾來滾去，對面超大的高清螢幕上，顯出孩子的樣子——一個生命在一團黑暗中跳動，還沒成型的手腳似乎在歡樂地舞着。

程蘇雅是個很“硬”的女人——至少她自己是這麼形容的。她拍攝同志艾滋病感染者、吸毒女性、跨性别者、鋼管舞女郎，她獨自背着碩大的攝影包，從城市、農村的犄角旮旯把他們找出來，她想要呈現出這些邊緣人群的愛與痛。她來自親情淡漠的家庭，此前從來沒想過要孩子和結婚，想得最多的就是離開家鄉，去遠方一個人生活。

可就在看到孩子輪廓的那一刻，程蘇雅的眼淚突然就流出來了。她感受到了兩個生命之間的連接配接，她渴望保護肚子裡的孩子。醫生說，恭喜你要當媽了，以後不能這麼輕易流淚、敏感脆弱了哦。

“做完B超回去，其實就已經做了決定，心裡有點喜悅，但有點沉重。”程蘇雅說，這是她三十歲人生的轉折點。她知道，将來一個人養孩子，要面對各種歧視和壓力，可能沒有任何人幫忙，可能會丢掉工作，會很辛苦，但她還是決定留下他。

和程蘇雅一樣，苗子也從來沒想過讓一個孩子進入自己的生命中。

苗子懷孕是在2019年，前男友比她小八歲。剛開始也願意一起撫養孩子。但是他的工作和情緒都不穩定，苗子要照顧自己和肚子裡的寶寶，還要照顧他。最後她決定由自己來養育寶寶。

孩子在苗子的身體裡長到第七周時，她第一次看到了彩超圖——照片裡是個模模糊糊的嬰兒，“有點像漫畫裡的人。那時候覺得，要的話，是對自己整個人生、還有對人本身的肯定。不要的話，我想我會很糟糕。“她在2020年對《城市畫報》的記者回憶說。

她給孩子取名叫“阿超”，意思是“超出來的部分”。她還記得阿超被護士從保溫箱抱出來時小小的、皺巴巴的樣子。她開玩笑說，他就像一個身體和精神都極其與衆不同的朋友，并且特别需要照顧。

有阿超之前，苗子過得無拘無束、窮且自由。她從美術學院服裝設計系畢業，開淘寶店、改造舊衣服，都是基于熱愛。她也随性地玩樂隊，最讨厭刻意排練。她和身邊的朋友們大多過着沒有存款的生活，每個月的收入從幾百元到幾千元都有，剛好夠用就行。

但是選擇留下孩子的那一刻，苗子強迫自己改變了生活節奏——她戒了煙，不再晝夜颠倒地熬夜；她學着自己做菜煮飯，三餐規律；從來不為錢發愁的她變得很焦慮，擔心負債的生活、無法負擔阿超的生活，她甚至開始計劃着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對梁曦薇來說，做出“留下孩子”的決定，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那是20年前。

梁曦薇中學時的日記，其中一條就是20歲前生個乖靓仔_受訪者供圖

她和孩子的爸爸談戀愛三年，因為種種原因，最終她決定分手，獨自生育和撫養孩子，分手後，彼此都再也沒有聯絡。“我的孩子是愛的結晶，隻是愛沒能延續下去。”梁曦薇說，自己當時幾乎沒有做太多心理鬥争就決定生下孩子。前不久，她翻到中學時候的日記，上面寫着很多願望，第一條是“願世界和平”，還有一條就是“在二十歲前生個靓乖仔”。

她也還清楚地記得臨盆的日子——剛好是2002年的世界杯期間。早上，她獨自做完産檢回家，晚上，巴西對陣土耳其的半決賽剛開場，她就見紅了。陣痛有規律地襲來，每次都讓她幾乎生不如死。

淩晨兩點，她躺在産床上，手腳都插着管子，等着進行剖腹産。麻醉師剛準備紮針時，主治醫師突然叫停，接着把梁曦薇放平，讓她試試宮縮時用力。沒想到她一使勁，孩子順利出來了，床尾的護士驚叫中差點沒接住孩子。如釋重負，梁曦薇居然感覺渾身是勁兒。沒躺多久，她就自己起床上廁所。在醫院走廊上來回踱步時，還聽到窗外球迷看重播時傳來的歡呼聲。

“我一點都不想哭，甚至興奮得想大笑，跳起來大喊一聲‘我生了個兒子’。”

梁曦薇某日的朋友圈，和兒子讨論科學精神：“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世俗

實際上，在決定生下孩子時，梁曦薇就知道自己需要繳納一筆昂貴的罰款——“社會撫養費”。這筆錢要罰父母雙方，但她不想給孩子爸爸造成後續的不良影響，提出自己來承擔所有。

社會撫養費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與計劃生育制度相生相伴，多年來一直有存廢之争。自2016年“全面兩孩”正式落地以來，全國30個省份修改了計生條例，一些地方陸續取消了非婚生子的社會撫養費。到了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提倡實施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

因為兒子的出生地和她的戶口沒在同一個區内，梁曦薇一邊在多個部門之間奔波，一邊努力工作掙錢，她希望讓自己和兒子活得更有底氣。兒子快6歲時，她交上了數萬元的社會撫養費，給兒子落了戶，順利讀了國小。

2017年夏天，程蘇雅生孩子時已經不需要再繳納社會撫養費。但她還面臨着其他壓力。懷孕七個多月時，她挺着大肚子回了老家準備生産。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沒有結婚證，無法在北京的社群醫院建檔生子。

在此之前，失業讓本不寬裕的她雪上加霜。所在機關得知她非婚生的情況，拒絕為她提供産假和生育津貼（指對職業婦女因生育而離開工作崗位期間，給予的生活費用，按工資标準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她和人事部争取過，“生育保險一直都有參加，憑什麼不給我應該有的福利？”但是卻被拒絕。眼看肚子裡的孩子越來越大，她不得不被動離職。

“我要生個孩子，但是對方不要”，回到距離北京1700多公裡的湖南小縣城，程蘇雅告訴父母。父母看着她，總覺得她像是被負心漢抛棄了的可憐女人。直到她生産，父親都不敢正視她的肚子——她從卧室走到客廳來坐坐，父親會走開，避免直接交流。

程蘇雅和很多人聊起過“非婚生”這件事，她希望讓這個龐大的，卻一直被忽視、被邊緣化的人群得到正視。可不論什麼職業——藝術家、詩人、攝影師，還是她在老家的同學朋友，都天然地抱持相同的觀點，認為“非婚生”是可憐的，不負責任的，被抛棄的。

一向叛逆的苗子也受夠了這樣的眼光，她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來打破親朋好友對她固有的期待和污名化。

她的父母在潮汕生活多年，有着濃厚的家庭觀念，對她也一直有着“結婚”的期待。苗子懷孕後回到老家，有親戚串門，她隻能躲在自己的房間裡，散步也要等天黑後才出門。

2019年9月，懷孕五個月的時候，苗子決定給自己和朋友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與空氣結婚”的婚禮。

婚禮在充滿上世紀80年代複古氣息的舞廳舉行。五顔六色的彩燈、水晶球燈讓整個空間流光溢彩，舞台螢幕上播放了苗子前不久拍的視訊。

當時在婚禮現場的《城市畫報》記者記得，苗子穿着清潔阿姨在垃圾桶撿來的白色婚紗，和朋友們一起去醫院做B超；在教堂門口，把一束教師節捧花當毽子踢向空中；她和一群朋友在街上跑着，自由自在。

“我的婚禮應該是處于正在定義中。有一些人認為是婚禮，有一些人認為不是，也有一些人正在想是不是。我以經曆一場婚禮的想法，用我的方式去經曆。”苗子後來告訴《城市畫報》，她用這樣盛大熱鬧的方式，給了父母對于婚禮的期待，也是自己對于現實桎梏的一次出逃和掙脫。

苗子在揭陽老家，和幾個村裡的姐妹一邊帶娃一邊做一些服裝改造設計_受訪者供圖

在那天錄制的視訊裡可以看到，來參加婚禮的朋友很多。大家穿着顔色鮮豔、裁剪奇特的服裝，演出了一場根據潮劇《十仙慶壽》改編的戲劇——“苦啊！字字句句畫作血和淚，生育是痛苦還是自由，打開語言的通道，我是超出來的部分，做好成為人的準備，大腦産生最初的意識，我已經可以分辨出早晨、下午和晚上”，苗子在舞台上唱着。

苗子的父母最終都沒有來到婚禮現場。哥哥和兩個堂哥倒是來了廣州。一個堂哥給了她紅包就走了。另一個堂哥則在婚禮中途要回去趕車。隻有苗子的哥哥坐在台下看完了整場婚禮，此前幾年和此後幾年，他都一直默默支援着苗子。

對程蘇雅來說，除了被污名化和可能面臨的經濟問題，她還擔心過孩子的心理健康。此前在老家，朋友們聽說她要生下這個孩子，都持反對态度，認為孩子在沒有父親的家庭裡長大，會出現心理問題。因為要做一則非婚媽媽的報道，程蘇雅在懷孕期間認識了梁曦薇。動身去廣州找梁曦薇的路上，她也揣着這個問題。

到了廣州，她把問題抛給了梁曦薇。後者告訴她，十年前，她甚至因為這個問題焦慮地找過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告訴她，“孩子生來沒有父親的陪伴，也許是他的人生缺憾，但是不妨礙他追求完美。而且完美的人生并沒有絕對的定義。”

這段話支援梁曦薇一路走了過來。她的兒子已經成年，會說四國語言，成績優秀，還有熱愛的美術專業。程蘇雅小心翼翼地問他，你會不會想去了解、認識未曾謀面的父親？他很大方地回答，“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沒有存在過的人。”

梁曦薇用部落格記錄下兒子生活的點點滴滴，這些幸福的瞬間還在繼續發生

“一起當媽媽”

堅持自己熱愛的攝影工作，意味着要出差，有時不能陪在孩子身邊。接兒子到成都前，程蘇雅認真地和他進行過一次談話。

“如果要跟媽媽一起，就要去成都。媽媽要工作，又要照顧你。有時候要出差不在家，你要學會堅強，我們一起勇敢戰勝困難。當然，你也可以繼續跟爺爺奶奶在老家，他們會陪着你。”洋洋點了點頭，好像聽懂的樣子，他沒怎麼考慮就選擇要跟媽媽一起住。

程蘇雅在成都有幾個好朋友，洋洋認她們做“幹媽”。她租住在一位朋友家附近，也是考慮到出差的時候，朋友可以幫照看孩子。她們之間逐漸形成社群互助的關系——其中一位幹媽有愛心、很仗義，每次都盡心盡力帶洋洋，自己仿佛也變成一個鬼馬的小孩，和他一起玩；還有一位幹媽學播音主持出身的，很會逗孩子，秒變卡通動畫的配音，經常逗得洋洋捧腹大笑。

苗子則在懷孕期間就想象過和幾個朋友“一起當媽媽”，那是一個更進一步的計劃——所有願意養阿超的人組成一個家庭，就叫做“超家族”，大家熱熱鬧鬧地生活在一起，和親人成為朋友，和朋友成為親人。

最初有這個念頭是因為，在她懷孕後，周圍的一些朋友沒有勸她打掉孩子或逼問她到底要不要孩子，而是關注她的日常需要，比如會問“你在哪裡”“幾時去醫院”“醫生怎麼說？檢查結果怎樣”“睡得好不好”。

阿超出生後，等到疫情緩和，苗子回到廣州開始踐行“超家族”計劃。她和幾個朋友，加上阿超，住在一棟老房子裡。因為是以阿超為名義借住的房子，苗子主張，大家排班帶阿超，每天安排好每個人的任務——誰做飯、誰洗碗、誰帶阿超玩耍。但在實踐中，尤其涉及到養娃，所有細枝末節都可能出現分歧。

有人想帶阿超出去逛材料市場，但苗子擔心市場裡空氣差、對寶寶不好，不希望他們去；苗子找來育兒百科書，希望大家都讀一下1到3歲的育兒守則，但有人卻沒重視這件事。日常讨論中，朋友們會提到共同帶孩子模式當中，權利平等、去中心化之類的問題，但苗子隻關心阿超喝的奶，是不是45攝氏度水沖的三勺奶粉。在這些小小分歧當中，每個人的情緒也會互相影響。

一起養育阿超的實踐沒能持續很久。而曾經互幫互助的一些親人朋友，因為很多原因各奔東西。

采訪中提及這些，苗子感到有壓力。她擔心僅憑她單方面的叙述，不能全面展現事情全貌，也希望其他人能被看到和被聽到。“就像我現在接受了采訪，母親這一身份就會在我身上烙得再深，是以很無奈的是，我接受的采訪越多，她們就會離我越遠。”

苗子在揭陽老家，和鄰裡姐們們一起創業。做娃衣的生産，也拍微電影_受訪者供圖

如今，她和伴侶豹媽一起，帶着阿超在老家揭陽生活。阿超22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了幼稚園，但顯得比其他小孩更自立，個子也更高。苗子則和村裡的一些其他婦女一起創業，做娃衣，也一起做展覽和拍短電影。經曆過養娃初期的混亂後，他們的生活逐漸平靜，獲得了某種秩序感。

但之前的模式是徹底失敗了嗎？苗子不這麼覺得。她現在作為母親更加放松了，學着把自己的心态放開，“不再那麼把所有擔子都往一個人身上攬”。

豹媽也在反思，多人養娃最核心的問題，是要有明确的角色分工，最好形成文字規則。實踐中，每個人都要明白責任和邊界是什麼，否則就會陷入無盡的困惑當中，不斷搖擺。

豹媽也會覺得，名義上的“愛”不重要，重要的是愛成為一種直接行動。她們沒有實作某種固定的家庭類型，但多元家庭可以是一個個具體的瞬間，每個人都可以立刻去做。“互幫互助可能就融入在某種看似平常的氣氛當中，超越原子化核心家庭的瞬間，有時就發生在村口的一場舞蹈中。”豹媽說。

到現在，仍然會有少數朋友定期過來，和苗子、豹媽一起帶阿超，他們的一些行李長期就擱在苗子家。還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在關注着阿超。他們都是阿超的家人。

大家一起出行遊玩，從左到右：豹媽，武漢來的朋友辛恒，超醬，還有鄰居小朋友可兒_受訪者供圖

一個跟苗子同台演出過的朋友，平時話不多，不太愛談論自己的生活，隻說在快餐店做廚師。知道阿超的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問候苗子，每次隻有幾個字“最近好嗎？”然後發個紅包過來，堅持讓苗子收下。“阿超是大家的，不隻是你的。”他說，這是幫阿超湊學費。

還有個東北的朋友到揭陽，很想幫忙帶阿超，但他一點都不懂照顧孩子的方法。有一天，大家一起去潮汕的城隍廟拜老爺。朋友突發奇想，說我來拜拜阿超吧！于是六個月大的阿超坐在廟門上，朋友對着他拜了拜。沒想到阿超也拜了回來。

“如何在傳統的家庭制度之外生活，仍是一片處女地，要在探索的過程不斷重新檢驗，重構關于家的理念，以及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本就是很難的。”苗子的朋友、關注性别議題的電台主播Alexwood說。

去年，在苗子實踐多人養娃模式時，梁曦薇正為兒子填報聯考志願而失眠。和梁曦薇一起揪心的，還有兒子的保姆一家——二十年來，保姆阿姨是她獨撫的最大支援。

因為工作原因，梁曦薇經常出差。兒子從兩個月大，就由阿姨幫忙照顧。

阿姨和梁曦薇的母親同歲，喜歡小孩，也有照顧孩子的一套方法。她家廚房窗邊有一個角落，所有孩子都坐在小凳子上，規規矩矩地吃飯，盤子分格有五顔六色的蔬菜和肉。吃完飯，孩子們自己拿杯子接水。到點可以看電視，但也要準時睡覺。

有了阿姨照看孩子，梁曦薇很大一部分育兒壓力被分擔了出去。她能夠安心工作，從公司的普通職員做起，一路做到高管。她經常獨自出行，也帶孩子出國旅遊，拓寬他的視野和胸懷。

每次她給兒子買一個限量版樂高的同時，也會給自己買一個包。孩子是以能知道，媽媽工作賺錢也是為了自己，父母和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都值得擁有各自精彩的人生。

改變

“我其實更喜歡過父親節，我比多少父親更爺們兒，才能撐住我和兒子走這一路。”梁曦薇說。

但總有人聽說她是非婚媽媽後的第一反應，是覺得她可憐。“沒有老公就一定可憐嗎？沒有爸爸就一定可憐嗎？每天都有老公打老婆、父親虐待孩子的事情發生。”梁曦薇很慶幸，自己當年自認為有能力一個人負擔起做媽媽的責任，并且一如既往地堅持下來了，“任何職業都存在行業趨勢、市場變化所帶來的困境。無論有多難，不管孩子是男是女、或醜或美，母親這個職業仍然是你真正向往、并期望為之付出努力的明确目标。”

兒子一到三歲時，最喜歡去公園和遊樂園，玩累了要抱抱，不肯坐推車。梁曦薇再累也要把他抱回家，因為沒人可以搭把手。後來她找到辦法，每次出去玩都叫上幾個喜歡孩子的朋友一起，自己留着體力收拾最後的殘局。

在梁曦薇看來，教育就是言傳身教。她熱愛并努力工作，兒子也有了很好的學習習慣——從國小就知道在學校完成作業，每個學期都拿全勤獎。她畫畫、看書、下棋，愛看電影、說流利的外語，兒子也都一起參與。兒子從國中開始自學日語，學習成績永遠穩定在11名，聯考獲得心儀高校的提前批錄取，聯考日語考出了126分的高分。

剛上幼稚園時，兒子也問到過爸爸。梁曦薇告訴兒子，他是最親的人，但人的感情是非常不确定的，因為一些事情沒法走到一起。十四五歲時，兒子告訴她，學校有同學抽煙喝酒。梁曦薇沒有直接警告他，而是跟他聊起煙草、酒精的發源，有多少種類、哪些成分，她希望兒子可以自己做出判斷。

兒子将近成年時，她主動和他開了一次正式家庭會議，議題是關于生父和追讨撫養費的權利告知。她讓兒子慢慢考慮，要不要提出法律訴訟。10多年前，梁曦薇的律師就一再堅持，讓她代孩子提出訴訟，她卻沒有這樣做。

梁曦薇告訴兒子，之是以此時召開這個會議，是因為法律規定一旦過了18歲，就不能再追讨該項權利。而兒子作為成年人，有權利知道自己作為訴訟主體，擁有哪些權利。她也跟兒子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如果追讨，可能會出現哪些情況。無論兒子将來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她都會盡力支援。

但最後，梁曦薇和兒子都有默契地讓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在他們看來，不确定的那個人和那些事情，他們已經不在乎了。

“無休止的考驗隻有自己去面對、應付、承受。也隻有你，才能通過這一系列的洗禮，成就自己和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梁曦薇寫道。

苗子也能明顯感受到自己的變化。她曾經像一名“暴亂分子”，讨厭秩序，非常自我，反對一切組織化的事物。但是自從有了阿超，改變“像爬山虎一樣細密地占據了她的所有生活”。

當時去采訪她的《城市畫報》記者還記得，一開始她像所有準媽媽一樣，愛上了孕嬰的軟體。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軟體，觀察肚子裡的寶寶有什麼變化，想象肚子裡的孩子從一小顆葡萄，漸漸長成了小香瓜一樣大。

聽慣了迷幻搖滾的她，也會點開龐麥郎的《夜曲》，希望肚子裡的阿超能和她一樣在音樂中感受到月光落下的溫柔。當然，最終她還是決定“做自己”，聽回原來自己喜歡的音樂，因為“我決定不去揣摩他的想法，揣測到最後也是我自己的想法”。

她願意一直做阿超的朋友，她不僅要成為媽媽，也要繼續做苗子。她認為，媽媽不是鋼鐵俠，不必一個人承擔所有，媽媽的重負，應該被分擔。

洋洋的手工作品，按下電源可以發光

洋洋也讓程蘇雅變得柔軟了。她對待親密關系能夠走得更深入了——以前從不接受和男友同居，到現在可以和戀人一起面對柴米油鹽。在從小重男輕女的父母面前，很多事情她也不會再去較真了。

這并不是說磨平了她的棱角，她仍然是那個雷厲風行的攝影師，做着自己熱愛的事業，在男性為主導的行業裡打拼着。不管出差多麼頻繁，隻要工作一結束，程蘇雅第一時間一定要飛到兒子身邊。她為此坐過淩晨一兩點的飛機，回到家看到兒子熟睡中的樣子，她就覺得值了。之前洋洋跟父母在老家的時候，她每天雷打不動要和兒子通視訊電話。他一定是她哄睡着的。

現在成都家裡的牆上，貼着程蘇雅拍攝的大幅影像作品和洋洋的畫作。其中一幅是粘貼畫，藍色的天空和綠草鮮花中，棉花和紐扣粘成的兩隻綿羊，一大一小、一前一後穩穩地走着。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程蘇雅、洋洋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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