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隆基倉皇離開長安，是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三日黎明，天剛蒙蒙亮，細雨籠罩着都城。
李隆基走得匆匆，随行隻帶走了貴妃姐妹、嫔妃、皇子、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高力士，以及親近的宦官、宮女。至于那些沒被通知的宗室貴戚和重臣，就這樣被遺棄在長安。
就在幾天前，棄長安還不在李隆基的選項之中。這位塵世的至尊，盛世的締造者，執掌唐帝國長達四十四年，之前他的帝王生涯可謂一路平順。即便在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起兵的消息傳來時，李隆基君臣上下也是一派“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的超現實樂觀。其後雖然又遭遇了洛陽失守的噩耗，但李隆基還有他寄予厚望的名将哥舒翰，大唐誰不知“北鬥七星高，哥舒夜帶刀”，更何況，還有潼關天險和二十萬大軍。
然而，就在平叛形勢看似一片大好之時，天寶十五載六月初八，帶病禦敵的哥舒翰在靈寶西原之戰中意外慘敗，二十萬大軍幾近全軍覆沒。六月初九晚，潼關落入叛軍之手，長安失去了最重要的軍事屏障。
潼關失守當晚，李隆基在長安沒有等到“平安火”，也就是潼關前線傳來的報平安烽火，業已知道大勢不妙。他維持了半年多，在任何挫折下都可以自洽的現實扭曲力場，終于在這一晚轟然崩坍。
六月十日，李隆基在長安城東邊的興慶宮召見了右相楊國忠，楊國忠首次提出了“幸蜀之策”，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幸蜀是楊國忠的主意，蜀地也是楊國忠刻意經營的勢力範圍，這都沒錯，但李隆基此時很可能已決定棄長安而去，不過他自己不友善提，他需要的正是楊國忠精準地揣摩上意，以及提供具體逃亡路線。
六月十一日，楊國忠召集百官于朝堂，正式通報了潼關失守的敗訊，讓群臣出主意。百官被急轉直下的軍情吓得驚慌失色，相顧垂淚，問起應對之策，皆唯唯不對。此刻，隻有監察禦史、跟随哥舒翰守潼關的大詩人高适站了出來，建議立即實行緊急動員，動用宮廷最後的錢财儲藏，招募長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員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長安，“未為晚”。高适的建議雖然在軍事上未必有可行性，但這卻是長安朝堂中獨一無二的勇氣。惶遽的百官紛紛反對，卻計無所出。自安祿山起兵以來就唱各種軍事高調的楊國忠，此時先否決了高适的長安保衛戰提議，沮喪溢于言表地說：“兵已入關，事不及矣。”繼而抽泣着推诿責任：“我們很多人十年前就開始反複預言安祿山必反，但陛下就是置若罔聞，今日之禍，絕非我這個宰相之過。”
高适保衛長安的建議有沒有現實操作性？如果李隆基不走，長安能否守得住？
從當時唐軍和叛軍的實力對比來看，長安有希望守住，但李隆基多少要冒“君王死社稷”的風險。叛軍名将崔乾祐雖在靈寶西原之戰擊敗哥舒翰，占領了潼關，但實際上兵力有限，可能就隻有兩三萬人；在河北戰場上，郭子儀、李光弼出井陉（今河北省石家莊市井陉縣），顔真卿守平原（今山東省德州市平原縣），這兩支軍隊活躍在安祿山大後方，牽制了大股叛軍兵力，郭李組合又剛剛在嘉山（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之戰中大敗史思明，斬首四萬級；在中原戰場上，張巡堅守雍丘（今河南省開封市杞縣），魯炅固守南陽（今河南省南陽市），叛軍久攻不下；安祿山自定都洛陽後，基本上就停止了親自征戰，還需要大量兵力拱衛都城；安祿山看似攻城略地，但戰線過長，對占領區基本隻構成點與線的弱勢支配，連在河北大學營都沒有形成面的控制，兵力分布更接近脆弱的一字長蛇陣……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叛軍短期内無力對長安進行大規模進攻。
如果單論兵力，李隆基随時可以在長安和關中地區臨時征集數萬軍隊，但唐軍保衛長安最大的弱項還是募兵缺乏訓練和實戰經驗，無力招架安祿山的百戰精兵。不過，時間站在李隆基這一邊，有了足夠的時間，臨時募兵可以得到訓練；更重要的是，西北邊軍正在源源不斷地入京勤王。事實上，長安失守僅四個月後，唐肅宗李亨就委派宰相房琯組織了規模浩大的反攻長安之戰，反擊縱然失利，但已然證明了唐軍元氣恢複之速。
也就是說，隻要叛軍一開始沒有凝聚足夠的戰略決心，集中主力對長安進行大規模進攻，拿下長安的時間視窗将很快關閉。而安祿山稱帝後進取心驟降，傾全力進攻長安并不是一個易于做出的決策。而唐軍在挺過初期的不利态勢之後，随着募兵的成長和勤王邊軍的抵達，成功守住長安的可能性将與日俱增。李隆基需要的是時間、勇氣和運氣。
但這些站在高适角度的沙盤推演都沒太大意義，顯而易見的是，楊國忠以下的百官已喪失了固守長安的所有勇氣。不過，此時誰也不願意承擔放棄都城這個重大的政治責任，當天的會議也莫衷一是，未達成任何具體的方案。最關鍵的是，李隆基也絕不願冒為社稷而死的風險，畢竟，他為了保命，連逃出長安都操作得那麼匆促和暗昧。
很快，潼關失守的消息就從朝堂傳遍全城，長安鼎沸，士民掠擾奔走，卻不知何去何從，繁華的世界之都在幾個時辰内就變得蕭條凋敝。危急關頭，楊國忠及百官極度缺乏擔當的政治态度不僅惡化了局勢，更是令人心無可依靠。
楊國忠罷朝後，回到位于宣陽坊的家，找到南韓夫人、虢國夫人姐妹，讓她們入宮勸說李隆基從速棄長安幸蜀。
六月十二日，李隆基來到興慶宮中的勤政樓，向百官宣布親征，但此時既無“百官”，更無“親征”：百官朝者十無一二，都在忙着找自家的出路，而到這時候，在場官員誰還會相信李隆基的漂亮話？
百官無人輕信親征的話術，李隆基可能也沒那麼在乎，他成功掩飾了自己即刻逃逸的意圖，從百官到長安城的居民，沒有多少人會想到自己的皇帝會跑得如此之快。
宣布親征的當天下午，李隆基就從興慶宮移駕“北内”。“北内”位于漢代未央宮的舊址，在唐代宮城外的西北方。當天夜裡，李隆基又特命龍武大将軍陳玄禮秘密整頓禁軍，厚賜錢帛，挑選了良馬九百餘匹，做好了棄長安的一切準備。
第二天一早，在數千禁軍的護衛之下，李隆基一衆秘密從禁苑西門延秋門離開，向着渭水便橋行進。途中，楊國忠建議燒毀長安用來儲藏錢帛的左藏庫，李隆基或許對捐棄長安百姓有些歉疚，叫停了火燒左藏庫，理由是“叛軍如果得不到這筆錢，一定會對長安百姓橫征暴斂，倒不如就把左藏庫留給叛軍，以免百姓受苦”。
天剛亮，李隆基一行就渡過了便橋。為阻叛軍追擊，楊國忠下令燒橋，李隆基歎息說：“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特地派高力士殿後滅火。
就事論事，楊國忠這兩件事做得并無大錯，當然李隆基本着人道主義或愧疚的勸阻更沒有錯，不必刻意弄成什麼善惡互現。
此時，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李隆基逃遁的消息。一早，還有不少大臣依舊到興慶宮來上朝，在宮門口，他們還聽得到計時的更漏聲，衛兵也儀仗俨然。但等到宮門開啟，内宮裡的人四散奔逃，被撇下的大臣們才知道皇帝已經不在興慶宮。頓時，宮中嘩然，繼而整個長安城陷入自相驚擾的狂亂中，“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争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又有人趁亂焚燒城中府庫，留守的崔光遠和邊令誠一邊組織救火，一邊派人武裝維持城中治安，一口氣殺了十幾個人，長安城才稍稍恢複了一些秩序。
此時叛軍還遠在潼關觀望，不敢貿然進軍長安，但長安城已未戰先亂。
辰時（上午七點至九點），逃亡隊伍來到了位于鹹陽的行宮望賢宮。鹹陽縣令不知去向，沒有任何官吏出來接駕，直到中午，困蹙的李隆基一行都沒吃上飯，還是楊國忠到市集上買了幾個胡餅才讓李隆基有飯可吃。當地老百姓也獻上了一些他們平日吃的粗砺食物，多少會有些難以下咽，但餓壞的皇孫們卻争搶着用手捧着吃，“須臾而盡，猶未能飽”。據說一些随行官員還被迫宰殺馬匹充饑，砍伐行宮樹木煮食馬肉。唐人筆記《安祿山事迹》甚至營造了一個過于聳動的極端場景：李隆基坐在樹下休息時，突然産生了自殺的念頭，也就是所謂的“有棄海内之思”，高力士覺察後，抱着李隆基的腳痛哭，這才打消了他輕生的閃念。
目睹逃亡路上的種種不堪，李隆基當着老百姓掩面而泣，有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此時，有一個叫郭從謹的老人家進言說：“安祿山包藏禍心也不是一天了，但陛下就是視若無睹，還殺掉那些指證安祿山的忠臣。我還記得當年宋璟為宰相時，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太平。而這些年，大臣們不說真話，隻知道迎合陛下，阿谀奉承，是以陛下對宮廷外發生的事一無所知。言路不通之時，我就知道必會有今天這樣的大亂，但我這樣的草野之臣的憂慮又怎麼能傳到陛下耳中呢？事不至此，我又哪裡有機會當面向陛下說這些逆耳忠言呢？”
如此痛切的批評，沉溺在盛世君王人設中的李隆基已經太多年沒有機會聽到。不知是真心痛悔，還是裝作接納谏言，李隆基對老人家說：“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無論如何，一個帝王，落難時分能放低姿态已經實屬難得了。
李隆基的逃亡的，除了淚水與慌亂，一路看上去也挺正常，沒有大的事件發生。然而，一個潛在的巨大風險正在醞釀：逃亡隊伍沒帶什麼吃食，這一路全然指望沿路官府接駕供應，在鹹陽和金城兩縣，食物供應已經開始意外頻出，所幸有驚無險，但前路一旦出現更大的供給意外，就随時可能引發斷糧危機。斷糧，對于一支正在流亡的隊伍而言，心理上的壓力幾乎是摧毀性的。
二
攻陷潼關後，安祿山沒有想到李隆基會跑得這麼快，出于謹慎，他還傳令剛剛擊敗哥舒翰的崔乾祐止兵潼關，這樣拖了十天，六月十九日才派遣愛将孫孝哲帶兵進入長安。
孫孝哲在叛軍中以“果于殺戮”聞名，一入長安就大開殺戒。安史之亂爆發後，李隆基殺掉安祿山質于長安的長子安慶宗洩憤。為了給兒子報仇，安祿山指使孫孝哲血洗李唐宗室。孫孝哲專挑李隆基的近親下手，在崇仁坊集體屠殺了王妃、驸馬、郡主、皇孫不計其數，其中還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國長公主。楊國忠的二兒子楊昢是李隆基的驸馬，時任主管外事接待的鴻胪卿，很可能也死在了屠戮中。孫孝哲還在城中搜捕、殺戮楊國忠和高力士的親信、安祿山的宿敵八十三人。對那些追随李隆基流亡的大臣，更是幹脆“誅滅其宗”，連襁褓中的嬰兒都不放過。最殘忍的是，孫孝哲在殺戮時采用了“刳其心”和“鐵棓揭其腦蓋”這兩種方式。在大清洗的這段時間裡，長安城提前體會了韋莊在《秦婦吟》中用來描寫黃巢之亂的名句——“天街踏盡公卿骨”。
安祿山除了要命，還要錢。叛軍入城前，長安各大府庫和權貴大宅已經被亂民趁亂搶劫過一波，甚至還有人騎驢恣意闖入皇宮大殿，連李隆基特别保護下來的左藏庫也差點被付之一炬。安祿山對此極為不滿，視作自己的錢被搶了，便下令孫孝哲以搜尋被盜财物為名，派兵大肆搜捕長安城三天，搶掠民間錢物無數。長安騷亂，再遇大劫。
除了血洗長安，安祿山建在洛陽的大燕朝廷，倒是對“識時務”的唐朝舊臣敞開懷抱歡迎，“自餘朝士皆授以官”。
五十六歲的王維在長安被俘時，隻是一個中層官員吏部給事中而已。可能是為了避免就任僞職，王維曾“服藥取痢”，假裝自己失聲不能言。但王維委實是詩名過盛，隐隐有盛唐“詩壇第一人”的氣象，安祿山專門派人将他接到洛陽，拘于普施寺，不知道是用了什麼強力手段，總之還是逼迫王維落水做了大燕朝的官，繼續做給事中。
安祿山酷愛歌舞，自己也是胡旋舞的高手。他将數百名長安樂工，以及樂器、舞衣，連同舞馬、犀、象都運到了洛陽。在安祿山于凝碧池舉行的一次大型酒宴上，當舊日唐宮音樂響起，梨園舊人唏噓不已，相對泣下。有一名叫雷海青的樂工悲不自勝，摔碎樂器拒演，西向長安方向恸哭不已，以示不忘舊主。安祿山怒不可遏，令軍士将雷海青綁在宮殿柱子上，肢解示衆，聞者莫不傷痛。
拘禁中的王維也聽說了這件事，有可能是好友裴迪探監時轉述的。王維在悲憤中表明了心迹：
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裡，
凝碧池頭奏管弦。
——《凝碧池》
僅過了一年多，當唐軍光複洛陽後，王維作為陷僞“貳臣”，本要遭到遠貶的重懲，但《凝碧池》中的故國之思卻成為王維的減罪證據，讓他逃過了此劫。不過，也有人懷疑，《凝碧池》一詩是王維和裴迪事後僞造出來的，為的就是過失節這一關。
除了《凝碧池》以外，王維這次可以涉險過關，更靠的是弟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王缙曾出現在王維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中。當然，像王維這類位階不高的文臣，在戰亂中不過是随世浮沉，對安史政權也沒什麼“貢獻”，與陳希烈和張垍這樣的宰相級降臣又豈是一回事？
王維被拘時，杜甫很可能也成了叛軍的俘虜。潼關失守後，杜甫先是将家人安頓在鄜州（今陝西省延安市富縣），然後隻身去尋覓李亨的流亡朝廷，不料途中意外遭遇叛軍，被俘押往長安。杜甫不僅官階很低，而且此時的詩名遠不能和王維相比，是以并不被叛軍所重視，沒有被押往洛陽，而是作為普通俘虜留在了長安，看管也說不上嚴格，可能算是半拘禁狀态。
杜甫在此期間拘于長安的證據之一是，他在長安寫過一首思親之詩：
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月夜》
在長安，杜甫還碰見了一名刀口餘生的李唐宗室，這個年輕貴胄在叛軍的追捕中東躲西藏了一百餘天。當然，這也不排除是杜甫在《哀王孫》一詩中的藝術虛構：“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三
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祿山起兵那天：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九。
但對于長安這座城市和生長于斯的上百萬居民而言，盛世完結于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三日，他們的皇帝在這一天棄城而去。
長安在古代世界的最後華彩，也定格在這一天。這是漢高祖的長安，漢文帝的長安，隋文帝的長安，唐太宗的長安；文景之治的長安，開皇之治的長安，貞觀之治的長安，以及，開元盛世的長安。
從棄長安這一天起，長安再也回不到世界之都的地位，也再不是任何一個盛世的主角。
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三日之前，長安是什麼？
長安首先是一個空間概念，是唐帝國的都城，因為唐帝國是世界帝國，又成為世界之都；但長安又是一個時間概念，長安就是盛世，盛世就是長安，中國帝制時代的三大盛世有兩個植根于長安。
盛唐的名字就叫長安。
盛唐的長安城，肇始于隋文帝時代。楊堅決定定都長安後，發現漢長安城屢經喪亂，殘破日久，便“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裡置新都”，這裡“川原秀麗，卉物滋阜”。楊堅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主持營建，将新都命名為“大興城”，僅用了一年時間就初具規模。
到了盛唐時代，這座已易名回“長安”的都城，已經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座城市，可能還創下了人類古代社會的城市規模之最。唐長安城占地約84平方公裡，不僅超過了漢長安（36平方公裡）、北魏洛陽（54平方公裡）、明清北京（62平方公裡），更是遠遠超越了古代西方大都會羅馬（20平方公裡）、君士坦丁堡（14平方公裡）。
長安人口則更有争議性一些，按照最通行的說法是百萬人口，嚴耕望先生估計長安人口總數一百七十萬至一百八十萬，考慮到中古時代的城市容納力，五十萬到六十萬的說法也自成邏輯。無論長安有無百萬人口，“長安城的非生産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頭大身子小、基礎很不穩定的城市”。這可能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背景，其無法自足的城市特性，決定了孤立意義上的保衛長安從來就是淩虛蹈空，也暗示着即使在盛世，長安的脆弱性也是與生俱來的。
長安城由北及南，由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宮城居于長安城中央的最北部，最早的太極宮稱作“西内”，李世民在城外東北隅修建的大明宮被稱作“東内”。李隆基即位後，又将自己位于東市東北角的藩王潛邸擴建為興慶宮，緊貼東面的外郭城城牆，自開元十六年（728）正月起正式成為玄宗時代的大唐政治中心，号稱“南内”。興慶宮最有名的建築是開元年間修建的花萼相輝樓與勤政務本樓，特别是花萼相輝樓，号稱“天下第一名樓”。
在玄宗時代之前，唐代的東宮是一個真實的實體存在，位于太極宮的東部但又獨立于太極宮，是皇太子政治特權的象征。但李隆基即位後改變舊制，令太子不居東宮，天寶年間的李亨居所實際上并非符合原來規格的獨立建築群，而是居于“乘輿所幸之别院”，也就是興慶宮的一角。太子的“去東宮化”，實質上就表明李亨在天寶朝逼仄局促的生存狀态，而東宮的崛起與突圍，則成為安史之亂後大唐政局丕變的一大主題。
長安城最大的特點就是所謂的“裡坊制”。整座城市被縱橫交錯的街道劃分為一百多個長方形的街區，稱作“裡坊”，被白居易形容為“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城中最重要的一條道路是南北向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據說寬達一百五十五米，縱貫全城，當時也稱天街，是全城的中軸線。
整個長安城共計一百零八坊：東西十二橫街、南北九縱街将全城劃分為一百三十個網格，宮城和皇城占據了中央北端的十六格，商業中心東市和西市各占了兩格，那麼隻剩下了一百一十格，這就是初唐的一百一十個裡坊。李隆基即位後，在開元年間用興慶坊等兩坊之地建興慶宮，故長安在盛唐時代共剩餘一百零八坊。長安一百零八坊，“實際猶如大城内的一百零八座小城”，官員貴戚宅邸、普通居民住宅、各宗教寺觀、官府衙署、酒肆旅店，都分布在裡坊之中，裡坊就是長安的精華所在。
盛唐的官紳勳戚除了在長安城内占有豪華的宅院以外，不少人還在城外近郊的風景秀麗處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線，其次在城東灞、浐兩河附近以及藍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較集中”。樊川最著名之地是号稱樊川八大寺之首的興教寺，玄奘大師舍利塔栖靈于此；辋川絕佳處是作為中國文人精神聖地之一的王維别居，王維與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寫下了《辋川集》二十首。
沒有人的别居比李隆基的更華麗。長安城以東約六十裡處，是倚骊山、面渭水而建的華清宮（原名溫泉宮）。從開元初年到天寶十四載（755），李隆基幾乎每年十月都要到華清宮遊幸，歲盡始還長安興慶宮，王建有詩雲“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禦路無塵埃”（《溫泉宮行》）。據說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行幸華清宮四十次左右。
李隆基與楊玉環定情于華清宮，正是在李楊戀的照映下，華清宮在天寶年間愈加成為大唐的第二政治中心，說是盛唐“冬宮”也不為過。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十五日，李隆基正是在華清宮的溫泉水中聽聞了安祿山起兵的鼙鼓聲。
長安的盛世，終結于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三日，李隆基的出長安日。
但若往前追溯，可能要一直回溯至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那個叫張九齡的嶺南人被罷相時。
這是一個經典的丘吉爾式情境：“這不是一個結束，這甚至不是一個結束的開始，這至多隻能算是一個開始的結束。”
【摘自：《棄長安》 張明揚/著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