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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7歲時,被授予“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書法家”

著名書法家、金石篆刻家高式熊于2019年1月25日早晨安詳辭世,享年98歲。

高式熊生于1921年,是浙江鄞縣人。他曾是中國書協會員、西泠印社名譽副社長、上海市書協顧問、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上海民建書畫院院長、棠柏印社社長 。其父高振霄乃晚清翰林太史、新中國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書法家。

高式熊書法作品

他幼承家學,書法得到父親親授,20歲時獲海上名家趙叔孺、王福庵指導,擅篆刻、書法及印學鑒定,書法出規入矩,端雅大方;後又喜摹印作,對曆代印譜、印人流派極有研究,27歲加入西泠印社成為當時最年輕會員。

其書法楷、行、篆、隸兼擅,清逸灑脫,尤以小篆最為精妙,與篆刻并稱雙美。還著有《西泠印社同人印傳》、《高式熊印稿》等專著。作品多次在國内外展出、發表。

高式熊書法作品

2018年中國文聯專門設立“中國文聯終身成就藝術家”榮譽稱号。中國書法家協會結合書法界實際,經中國書法家協會七屆主席團三輪民主投票推選,并報中國文聯準許,授予高式熊、張海“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書法家”。

當時對高式熊的評語是:“97歲的老人,閱盡滄桑,見證了現、當代書法篆刻發展之曆程。其書風印風,以趙叔儒、王福庵為根基,出規入矩,典雅高邁;一筆一劃,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無我”姿态達“有我”之境界。

幾十年來,他潛心書藝,心境超然,遠離塵嚣,人書俱老。在當代書壇,其為人治藝,藝德兼修,為年輕一代書家樹立了典範。”

高式熊書法作品

高老雖然九十多歲,但一直耳聰目明,反應速度較快,且極具童心。因長得似俄羅斯人,故而得了個“伊萬諾夫”的綽号,對此高式熊生前說:“我去日本的時候,他們說我長得像是畢加索的兄弟,還讓我和畢加索的畫像一起合影呢!”

高式熊

除了書法金石,他也愛好收藏名牌相機、原子筆等。高老身上有一股活力,他九十多歲還學開汽車,非常随意,他平時也喜歡拍照片,抽雪茄。活得比年輕人還要有朝氣。

高式熊篆刻作品

高式熊不僅篆刻、書法造詣精深,也是著名的印泥制作大師,曾受教于西泠印社早期社員,著名書法、篆刻家,收藏家魯庵印泥創始人張魯庵先生,得張先生真傳。

張魯庵1962年臨終前,将“魯庵印泥49号秘方”托付給高式熊,叮囑其務必将魯庵印泥的制作工藝傳承下去,并将此秘方捐獻國家。

高式熊書法作品

由于種種原因,魯庵印泥原有的其它55号配方下落不明,“魯庵印泥49号秘方”成為魯庵印泥唯一傳世的“血脈”。經過高式熊先生多年奔走呼籲,魯庵印泥終于被上海市政府準許為“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産”,并報送“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高先生也随後表示将把“魯庵印泥49号秘方”無償捐獻給國家,其高風亮節令人感佩。齊白石先生曾長期使用高式熊的印泥,并能保證五十年不走色。

高式熊書法作品

有評論家曾經評價,趙叔孺、王福庵的作品不屬于高式熊,丁敬身、吳讓之的作品也不是高式熊的替身,高式熊就是高式熊,高式熊的“熊樣”沒有另一個書法篆刻家的作品能夠替代,而是貼上了他個人标記的“高氏”作品。在工穩妍秀又質樸一路的書法篆刻作品領域,高式熊的作品保留了他的個性化的成份。

高式熊書法作品

90多歲的高式熊閱盡滄桑,見證了現、當代書法篆刻發展之曆程。其書風印風,以趙叔儒、王福庵為根基,出規入矩,典雅高邁;一筆一劃,一刀一刻,由技入道,以“無我”姿态達“有我”之境界。幾十年來,他潛心書藝,心境超然,遠離塵嚣,人書俱老。在當代書壇,其為人治藝,藝德兼修,為年輕一代書家樹立了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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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式熊訪談錄

問:您是西泠印社的元老了,是否能首先談談您的從學經曆以及您與西泠印社的淵源關系。

高式熊:

這些見諸各種報刊文章都已很多了,最好西泠印社能把它都整理出來,有什麼不足或不準确的,我再來補充改訂。

這裡,我就簡單地說一說。我出生書香世家,父親高振霄是晚清進士翰林,我從小受家庭熏陶,《說文解字》寫過好多遍,後看見家裡有許多印章石頭,就想着要刻了,那時大概十五六歲。我家并無人刻印,我隻是喜歡,無師自通,刻着玩而已。趙叔孺先生和我家一直較熟,1941 年,我21 歲時拿了自刻的印章去向他請教,趙先生就向我介紹了他的學生張魯庵。趙先生說:“張魯庵藏的印譜很多,你可以去看。有一部印譜很好,你一定要有,就是《黃牧甫印譜》。”看來趙先生囑咐過張魯庵了,沒多久,張魯庵到我家來,就送給我這一部兩冊的《黃牧甫印譜》。他對我說:“你喜歡刻印,我家藏有許多印譜,你可過來看。”那年他42 歲,正好大我一倍。他每次帶來一大包印譜,開個清單,送到我家,看完了我打電話去,他再給我送來,這樣看了有兩年多,他收藏的四百多部印譜我幾乎全都看了。

高式熊篆刻作品:茶之略

我認識王福庵先生也是在21 歲那年。趙叔孺、王福庵、張魯庵三人,我差不多是同一年認識的。王福庵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他住四明村3 号,離我家很近,是以與我家來往頻繁。

我刻印并未向他正式拜過師,隻是叫他“王老伯”。他經常到我家來,看我刻印。我有許多印也是寫好了印稿,拿去請他看過後再奏刀的。

王福庵先生對我比對他的學生還要嚴格,有些字稍覺不妥,就要重新考證,解惑釋疑,一絲不苟。我們雖不是師生關系,但比師生還親密,在篆刻藝術上,他對我的幫助最大。

我一生都沒有受過那種老師與學生間授課式的指導,我從王福庵先生那裡受到的教益,都是通過平日交往、耳濡目染得到的。

什麼叫老師?這就是老師。首先是我想學,去求學,我到王福庵先生家裡去求教,就是上課,我就是這樣學下來的。我有緣結識王福庵、張魯庵這樣的名家,是我的幸運。

1947 年重陽節,我随丁輔之、王福庵乘火車到杭州,參加了西泠印社補行40 周年紀念活動。随後,丁、王二位前輩就介紹我加入了西泠印社。當時合影中的立者右邊第4 人就是我。

1947年秋,印社舉辦補行四十周年紀念活動時社員合影

圖中立者右邊第4位為高式熊

問:張魯庵對西泠印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西泠印社藏品的大半都是他捐獻的,但現在年輕的篆刻愛好者對他知之不多。

高式熊:

我不止一次地呼籲過,對于篆刻界,張魯庵是不可忘卻的人,他對西泠印社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西泠印社應該大力宣揚他,要樹立這樣的榜樣。這絕不僅僅是出于我自己的感情。

張魯庵是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老社員。他久居上海,是上海的小K,有房地産。他在上海開有藥鋪,叫“益元參号”,在南京路的哈同大樓裡。他還是杭州張同泰藥店的老闆,他的家族是杭州四大家族之一,當時的杭州張同泰藥店我也曾去過。張魯庵對經營藥店沒什麼興趣,卻把所有的興趣都放在了收藏印譜、印章之中。他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張魯庵的老師是趙叔孺,還有丁輔之、王福庵、陳巨來、方介堪等名家都是他的朋友,他篆刻的眼光當然好。張魯庵有那麼多印譜,但決不自秘,他要我為他編寫一部《張魯庵所藏印譜目錄》,這是我在上世紀50 年代時編就的,每一本印譜的尺寸、版本、何人作序、出版時間都一一詳記,編成後油印成冊,分送同好。

張魯庵說:我有那麼多的藏品,但不是我私有的,我一定要捐獻給國家。他叫我去找上海有關部門談,但上海方面當時不夠重視。1961 年,他又要我與北京中央文化部聯系。最終這些珍品歸藏于西泠印社,我認為是最理想的選擇。希望西泠印社能把張魯庵捐獻的文物編目整理成冊印行。

張魯庵把一生的心血都撲在了印學上,把錢都慷慨地用在了印學上,他有這個條件,他是一個為印學而不惜成本、真正慷慨的人。我還沒有遇見過像他那麼執着的人。這樣的人很少!

問:在與張魯庵的交往中,還有哪些給您印象深刻的事?

高式熊:

上世紀40 年代時,我常去益元參号内張魯庵的辦公室,那裡是他每天必去的。50 年代他身體不好後,我就常去他家裡了,每星期總要去幾次,我們刻印、做印泥、看印譜,如“西泠八家”和“徽派”,從早到晚在一起,無話不談。張魯庵喜鄧完白印,臨仿過其不少作品,我們常在一起切磋。

他把漳州印泥買來,是最貴的名牌“魏麗華”,幾十塊銀元一兩,還請了個化學工程師幫助分析裡面的成分,以便提高制作品質。他做印泥肯花錢、肯鑽研。1962 年4 月他病重住院,我去看望他,告訴他,我要到西泠印社去。沒想到這竟成永訣,回來後,他已去世了。

我學習的資料都是張魯庵提供的。在圈子裡,他藏的印譜堪稱第一,從秦漢印到流派印,我随時都可以看,這是一筆不得了的知識财富啊。像張魯庵這樣在上海收藏界中的富翁,他藏的那部《十鐘山房印譜》,當時的價格是800 兩銀子,是吳湖帆賣給他的,共有192 冊,這麼貴重的印譜他也送來給我看!

我要看趙之謙的印章,他就把印章拿出來洗幹淨,塗上墨,再填些粉,用放大鏡照着,仔細研究趙之謙的刀法究竟怎樣。現在的人哪還有這樣的眼福!他把心思都用在印學上了,真正的藏家不可能把那麼貴重的印章讓我這樣地把玩。這麼真誠的朋友我真的是沒有遇到過!

第一次認識張魯庵時,他給我做的印泥,我現在還留着。我用的刻刀也是張魯庵送給我的,這把刀是他自己用封鋼做的,刀身用胡琴弦捆紮起來,這是他的特點,手拿着比用絲線紮的要牢固友善得多,我從1941 年一直用到現在。睹物思人,這兩件遺物是我對他的紀念。

問:您為張魯庵先生遺藏捐獻西泠印社之事,不辭辛勞,來往奔波,做了許多工作。

高式熊:

作為老社員,能為西泠印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理所應當的。1962 年5 月,杭州市文化局的王樹勳、朱德班來到上海,找我商量在張魯庵去世後,動員其家屬将藏品捐獻給西泠印社之事。我與他們一起去做張家的工作,張魯庵家屬深明大義,一緻同意将藏品捐獻給西泠印社。

此後,杭州市文化局多次來人看過張家藏品。清點交接期間,我請了假,去幫助張家整理印譜等,共整理了三天,整理清點完畢,貼上封條,運去了杭州。1962 年12 月15 日,我參加了在杭州飯店舉行的張魯庵藏品捐獻大會,我代表張家家屬發了言。

為了捐獻藏品之事,當時杭州有多少人到張家來看,清點時有多少人在場,都有原始記錄和照片的,你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不清楚的,我再來補充。

西泠印社在王萍擔任書記時想要恢複生産印泥,他們請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為印社做點事。我請來了張魯庵的兒子張永敏,一則他在杭州大學化工系工作,是搞化工的;二則曾幫助其父做過印泥,他也想把他所掌握的資料交給印社。我們和印社上司及有關人員一起吃晚飯,在我介紹了張永敏後,一位上司語氣輕慢地問道:“你的‘魯庵印泥’有什麼好處呀?”好像是張永敏在上門兜生意,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我按照張永敏寫的49 号配方做出的印泥,品質完全達到了魯庵印泥原有的水準。張魯庵是印社老社員,魯庵印泥隻有在西泠印社制售才最适合,上海印泥廠不适合,對此我已經說過許多次了。西泠印社自恢複以來,開理事會,發給我一本小本子,我每年用這本子作記錄,每年開會每年講,形式化,有啥用!

1963 年,西泠印社60 周年紀念活動結束後,

即組織部分社員參觀遊覽。

圖為社員在參觀新安江水庫大壩(高式熊攝)

問:請您介紹一下您創作的兩部印譜《西泠印社同人印傳》、《西泠勝迹印譜》的情況。

高式熊:

《西泠印社同人印傳》以印社同人每人為一印,邊款刻小傳,共計220 方,刻成于1948 年,那年我28 歲,當時僅拓一部捐給了西泠印社。當年王福庵先生、張魯庵、秦康祥和我常聚在一起,商議此譜的創作。

秦康祥負責撰寫所有的同人小傳,張魯庵提供石章、印泥等材料,篆刻由我負責。我寫好印稿後,拿去給王福老看,根據他的意見再作修改。王福老要求很嚴,最多的一方,我反複刻了五遍才完成,就像畢業考試一樣地精心構思,竭盡全力。這部印譜既是同人名錄,也是小傳,藝術性與史料價值集于一輯,是我們四人通力合作的結晶。

1962 年,為了向西泠印社60 周年獻禮,我們匆匆拓制了一部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傳》,由我捐給了張宗祥社長。“文革”動亂時期,這部印譜的原石我損失了不少。1955 年,由我的學生聯系上海朵雲軒,專門組織班子钤拓出版了四卷本的《西泠印社同人印傳》。此版收存印157 方、補刻印7方,合164 方。那年我75 歲,朵雲軒為此共出版《印傳》75 部。

《西泠勝迹印譜》是我三十多歲時的作品,是在王福老精心指導下完成的,許多印稿還是王福老親筆批改的,這些印稿我至今還儲存着,是我早期學習曆程的珍貴資料。這部印譜刻好後,沒有裝訂成冊,隻拓過零星的印稿,因為王福老聽說韓登安也刻了同一題材的印譜,便囑我将印譜暫緩面世,其心地忠厚,讓我欽服。

問:您是跟王福庵先生學的篆刻,因而有人認為您的印風承繼了浙派的正宗,請談談您的藝術創作觀。

高式熊:

我刻印從秦漢印出,并不是單純學浙派,浙派隻是清乾嘉年間的特殊産物,實際上浙派也是從秦漢印出來的。

像我這樣,能看到這麼多印譜的人是很少的,張魯庵能把那麼多貴重的印譜都讓我帶回去看,這是他對我的信任,同時也是我的努力精神得到了他的認可,這是互相的,我非常珍惜、決不放過這一機會。高魚占先生要我刻象牙圖章,象牙章可不是那麼好刻的,他看過我采用《禮器碑》刻的邊款後,大為贊賞,就把他藏的《禮器碑》明拓本給我看。

是以,凡是大收藏家,隻要遇到了真正的知己,他是願意拿出他的精品放心地交給你看的。我對我的學生是很嚴格的,在藝術上新一代要超過前人。有人說現在的社會是急功近利。我說一個人要有奮鬥精神,就是要出風頭,但這不是吹牛,是要拿出東西來的,要搞就搞出第一。

問:您對西泠印社的工作有什麼要求與期望。

高式熊:

西泠印社社員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印社,要拿出自己的精品來,不能有一點馬虎。在日本,西泠印社的名聲很大。我以西泠印社副秘書長的名義去日本通路時,梅舒适先生對我說:我隻要西泠印社社員,其他的頭銜都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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