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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文物都是一個時代一種文化的印記，透過文物觸摸曆史的溫度和厚度， 曾侯乙編鐘赫赫有名，心中仰慕已久，卻不知藏有多少秘密等着我們去探尋 ，它是屬于誰的？屬于什麼國家？除了奏樂還有什麼作用？ 這套編鐘究竟有何神奇之處以至古人對其如此重視?撥開曆史迷霧讓我們一探究竟。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諸侯互相傾軋的時代，也是一個百家争鳴、文化空前繁榮的時代；一個群賢畢集的時代：世界上，釋迦牟尼、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等橫空問世；在中國，老子、孔子、墨翟、莊周等相繼登場，然而，有一個人，他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産，是那個時代罕有的瑰寶，堪稱驚世之作，他就是曾侯乙。
西周末期，周室漸衰、諸侯并起，與曾國相鄰的異姓諸侯國楚國亦在這一時期快速崛起從公元前706年起的上百年間，楚國野心勃勃，接連吞并數個周邊小國，唯有北邊曾國獨存，國君 曾侯乙出身正統，精通禮樂，善于外交，頗有聲望，一天曾侯 乙接到了來自楚王的贈禮——青銅镈鐘，這件镈鐘先是被懸挂于曾國的，而在曾侯 乙去世之後，它又替換了陪葬的一套大型編鐘中位于正中央的一件，與曾侯乙一同長眠地下，這一系列舉動都頗具政治意味，而這套編鐘也正是今日名揚海内的曾候乙編鐘。
戰國曾侯乙編鐘是戰國早期大型禮樂重器，國家一級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縣（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現藏于湖北省博物館，為該館“鎮館之寶”，是我們目前所出土的，儲存最完好，鑄造最精美的一套編鐘。戰國曾侯乙編鐘鐘架長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編鐘共六十五件，分三層八組懸挂在呈曲尺形的銅木結構鐘架上，最大鐘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渾鑄、分鑄法鑄成，采用了銅焊、鑄鑲、錯金等工藝技術，以及圓雕、浮雕、陰刻、髹漆彩繪等裝飾技法。距今2400年前生産力并不高 ，曾侯乙編鐘做工如此精美，體量如此之大的樂器，先人的智慧讓我們深深震撼，站在它面前仿佛穿透時空與曾國國君曾侯乙來進行對話。
戰國時代，諸侯奢靡享樂之風盛行，他們已經不滿足于肅穆莊重的西周雅樂，更多變的音樂風格、更豐富的樂器種類，舞台之上，金石和鳴、絲竹同奏宴席之中觥籌交錯、賓主盡歡，對于戰國諸侯而言，宮廷宴飲是如此頻繁，其排場又是如此奢靡。
編鐘是先秦時代的一種組合樂器，通常是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多枚青銅鐘編列成組，可以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在先秦時期，編鐘和編磬，是貴族祭祀、宴樂、典禮等場合使用的重要樂器，在古代禮樂儀式中具有主導作用。編鐘通常為青銅鐘，編磬則主要是石制，兩者搭配，古稱“金石之音”。
曾侯乙編鐘是目前考古發現所見最大的編鐘組合。全套編鐘共六十五枚，分八組，懸挂在銅、木做成的三層鐘架上。其中，上層三組十九件為鈕鐘；中層三組三十三件為甬鐘，分短枚、無枚、長枚三種樣式；下層為兩組大型長枚甬鐘，十二件；另有镈（bó）鐘一件。最大的一件編鐘通高一百五十二點三厘米，重兩百零三點六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二十點二厘米，重二點四公斤；比編鐘體量更為驚奇的是，“一鐘雙音”：一個鐘可以敲出兩種聲音，正面敲出來的叫正鼓音，側面敲出來的叫側鼓音。鐘體、鐘架和挂鐘構件上面有3700字銘文，是當時關于音樂文化的備忘錄，這些銘文不僅标注了各鐘的發音律調階名，還清楚地表明了這些階名與楚、周、齊、申等各國律調的對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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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的考古發掘轟動了全國及海外，這件稀世文物以一種開放的姿态進入研究者和公衆的視野，曆經數十載的研究學者們一緻認為，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重大發現，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現了人類智慧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隻見其形，不聞其聲，不算認識編鐘，要讓這件絕無僅有的樂器“活”起來。經嘗試編鐘的音樂性能非常完美，可以用它來演奏古今中外的名曲。出土後三個月的建軍節一場史無前例的曾侯乙編鐘原件演奏音樂會在随州一處禮堂舉行，開篇曲目《東方紅》緩緩奏響，禮堂裡肅穆安靜，熟悉的旋律，卻由沉睡了2400餘年的曾侯乙編鐘奏響覺着尤為奇妙。接着《楚商》《一路平安》《歡樂頌》《國際歌》，小鐘空靈、甬鐘圓潤飽滿、大鐘雄渾，曲畢現場掌聲雷動、氣氛十分熱烈。
從出土到樂理發掘再到演奏傳播，讓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編鐘“活”起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譚盾為慶祝香港回歸，雪百年國恥，張揚民族精神，作交響曲《1997：天地人》，以現代各種演奏敲擊樂的方式結合傳統的演奏法為編鐘譜寫新曲，顯得大氣磅礴，中華編鐘樂團用了（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編鐘）表現最時髦的主題。
“器以載道，國人造物，不止停留在實用層面，而是通過器物傳達出一定的審美情趣和精神境界。研究曾侯乙編鐘樂理，破解曾侯乙編鐘的“一鐘雙音”原理，來自于其獨特的鐘型——“狀如合瓦”。像兩片瓦扣合在一起，編鐘上有兩個不同的振動模式，再通過鐘壁的厚薄，來控制聲音的高低。研究人員複原研制編鐘，精益求精，不懈努力，更多編鐘複制件得以走向全國甚至國際。
近年來，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連同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以及湖北省歌劇舞劇院，3支編鐘演奏團體，因不同的研究側重點，進行着相似的工作性質——将“活起來”的編鐘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地。17年聯合山東煙台一家樂器公司，釋出了一款新型編鐘——将傳統的打擊樂器編鐘“變身”通過鍵盤為接口的普通樂器，可以被鋼琴和電子琴演奏者演奏。有人認為，由于編鐘鋼琴化，完全可以讓中國的編鐘進入世界各大城市的音樂廳、教堂、音樂學院，編鐘能像鋼琴一樣進入普通家庭變成一種可能。
而曾侯乙編鐘更是成為一個文化符号，深深烙在中國發展的軌迹中，在曾侯乙墓發掘現場的原址上，一座精美的博物館巍然矗立，向世人展現着腳下土地的悠悠曆史，出土四十餘載的曾侯乙編鐘還很年輕，而曆經歲月的曾侯乙編鐘，也終于煥發出新的光彩。
近些年大陸考古事業取得豐碩成果，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曆史時期考古等各時段的田野發掘工作都有新發現、新進展，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文明程序、文化交流等重大課題提供了豐富翔實的資料。
那麼考古發掘是為了誰?不隻是為專家、為研究，更重要的是為群衆，走群衆路線這恰恰展現了與改革開放同步的對待文物保護的新态度，想讓展覽和文物“活”起來，就要脫離專家視角，站在觀衆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構思故事。真正的保護應該是依靠當今的科技手段和業内人士的努力，來實作在群衆中更深遠地傳承與傳播，增強人民群衆的文化獲得感，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們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曆史研究，更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曆史文化滋養 ，文物展覽正在從精品展向叙事展轉變，不隻是把好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而且要講好文物背後的故事，推介文物所蘊含的曆史價值、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科技價值和時代價值，曾侯乙編鐘就是讓文物“活”起來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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