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渾身乏力的青年栽到在芒果樹下，地上的芒果雖然飽滿卻疲塌塌地布滿蒼蠅（坦尚尼亞作家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博西》）；老人和孩子坐在垃圾場裡，發現了從飛機運下來的罐頭和空牛奶盒，想象白人在飛機上敞開了吃（馬拉威作家史蒂夫·奇默穆伯《垃圾場》）；人們用“在這座殘酷的城市，你會餓死的”互相提醒，也明白許多人都在挨餓，即使挨餓至死也無人惦記（南非作家埃塞基耶爾·姆法萊勒《咖啡車女孩》）。
在譯林出版社近期重版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裡，饑餓既是真實發生的事件，也作為比喻而廣泛存在着。小說主角也經常是需要尋找出路的人，不管他們是小偷、妓女、窮人還是邊緣人，都需要在殘酷的生活中幸存。這不僅要求他們能夠暫時找到充饑之物，而且需要持續地長久地為填飽肚子努力。
《非洲短篇小說選集》由奈及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與澳洲學者C.L.英尼斯編選，收錄了非洲現代到當代短篇小說作品，作者包括諾獎得主古爾納、納丁·戈迪默以及著名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
婦女的饑餓
在饑餓遍布的非洲書寫裡，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女人與饑餓的關系。在男人以養家之名離開之後，女人成為忍饑挨餓的主體，同時也肩負起為家人尋找食物的責任。她們以自己的軀體滋養着自己生育的子女，更加深刻地體會着生命延續的意義。
加納小說《南方傳來的消息》完全由對話構成，主要的說話者是剛剛當上外婆的婦女。她才剪完外孫的臍帶，女婿就在半夜告訴她，他将要離家南下割草，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讓一家人活下去。這次道别讓她想起，在她剛剛産下女兒的時候，她的丈夫也突然告知她，他将遠赴南方的戰場參與别人的戰争，英國人雇傭他們跟德國人打仗。他問她是否聽說過戰争，“我們沒有聽說過戰争嗎？買罐頭魚、煤油和布之類的東西不難嗎？”她問道，婦女們整日裡想的是如何充饑，找到這些東西的難度并不亞于戰争。可是丈夫還是離開了，不久南方傳來消息，丈夫死在了别人的戰場上。如果妻子也去南方，跟政府的人證明她是未亡人，可以領到一大筆錢，但她沒有去——她要的是他的人，而不是拿他的身體兌換金子。最後外婆說，上面人承諾的罐頭魚和布沒有實作，他們又說将來的孩子會有很多罐頭魚和布的，但現在她要去上街把果子都換成錢，給一家人買一條最大的熏魚。
外婆誕下女兒，女兒再産下外孫，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發生離别的時刻。外婆已經意識到這其中的輪回，懷孕、出生、死亡、疼痛接下來又是死亡，隻有不再懷孕，才不會有出生與死亡。多年來，她的女兒是她唯一産出的孩子。她也以産出生命的肚子與子宮醞釀悲傷與驚訝，南方傳來的消息在她幹癟的肚子上點燃了火焰，“火苗一次又一次往上冒，子宮變得幹枯，”好在女兒的生命力極其旺盛，“就像一條小河遭到幹燥的熱風襲擊一樣”，她的奶水被女兒吸幹了。她憑借充實起來又幹枯的肚子感覺生命與時間的循環，也更了解挨餓與飽腹，她詢問離家的男人為什麼要去别人的戰場打仗，為什麼要離家掙錢，她賣掉的爛果子也能換來食物。
在另外一篇坦尚尼亞小說《尋歡之夜》裡，行路的男人“光顧”了一個帶着孩子的女人。女人的孩子生病了，她祈願他能快點好起來，做媽媽的乖乖小士兵。他疑問為什麼要做士兵，她說，因為他們不挨餓也不會生病，但是他們挨槍子啊。男人說，“像這樣沒有名頭地受着煎熬還不如死了呢。”她回應道，“利利索索地一槍打破腦袋，也比這樣餓着病着慢慢拖到死要好！”行路的男人後來才知道，孩子的父親正是當兵的，他去烏幹達打仗生死未蔔。男人偶入女人的房間，女人生活是由求生本能驅動的，她已經被剝奪到隻剩下一具身體：她生下了孩子，又靠着身體掙錢來喂飽孩子。對她來說，隻要孩子的赤裸生命沒問題——不挨餓不生病就已經十分好了，可即使這樣都很難實作。在這樣凄楚的情境下，男子的尋歡之夜并不太歡樂。更糟糕的是，他醒來發現孩子的身體已經冰冷了，慌忙想要在放下幾張票子後離去。由于不想被卷入哀悼之中，他盡量不驚動女人，因為她一醒來就會發現，孩子已經沒了。
兒童的馴服
對小說中的許多人來說，幸存的法則是适應與馴服，這包括消磨掉自身原有的好惡，清楚地認定前路渺茫。從農村到城市尋求未來的女人沒有找到工作，受到誘惑成為了酒吧女郎，結果發現在這裡愛和生活都是艱難的（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片刻榮耀》）；受過教育的新娘在滿心期待舉行結婚儀式時被親戚們訓誡，總有一天生活會讓她栽跟頭，因為她滿腦袋學識卻目中無人，本不适合做一個好妻子，聽到親戚這麼讨厭自己，懷有六個月身孕的新娘感到大受打擊（南非作家貝西·黑德《結婚快照》）。
以兒童視角寫作的小說用天真的形态展現了這種被馴服的痛苦。莫三鼻克小說《爸爸，蛇和我》以烈馬還是溫馴的馬為比喻，顯現了對窮人現實清醒卻無可奈何的認識。父親教導兒子，烈馬會被人一槍射死，溫馴的馬被會人使喚，然而它們每天都在死去。在蘇丹小說《一把椰棗》中，“我”跟着爺爺去看佃戶馬蘇德收椰棗，過去這片土地都是屬于馬蘇德的，不過之後大部分都賣給了爺爺。“我”被馬蘇德所說的“不要砍掉椰棗樹的心”所打動，看到爺爺向佃戶讨賬的場景，聽見了他嗓子眼的咕嘟聲，“仿佛羔羊被屠宰時的粗粝嘶鳴”。兒童相信，椰棗樹與人一樣也能感到苦樂，而此時的佃戶隻能如椰棗樹一樣任人宰割。這令“我”想要将剛才吃下去的椰棗全部嘔吐出來，同時感到對爺爺極大的憎惡。
南非小說《獄中回想》展現了抵抗馴服的少年從少管所出獄的全過程，“我”讨厭被當作紳士口中的“社會問題”，也自認不想像那些體面人一樣過活，在酒吧裡大談政治或是開着美國汽車用英語說廢話，他拒絕這種充滿同情的改造和空洞的教育，所能做的就是“給體面人一拳”，接着繼續混迹于一群好鬥的流浪漢之中。結局當然是他再次面臨審訊，隻要他不說話，審訊就會一直持續。在古爾納的小說《博西》裡，朋友博西擔心自己的姊妹淪為妓女、鄉鄰成為乞丐，而不幸的是，事情确實如同他料想的那般發生了。小說裡的“我”對博西訴說：
“你妹妹僅僅充當了一個注腳，沒人為她流下一滴淚。你也是，你和我，我們看着鄰居淪為乞丐，賣掉女兒換回鲨魚肉，也會坐視不理，也會一笑而過。那些人專橫地騎在我們頭上，來教我們如何溫順。”
當然，《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中也有從窮人的對立面作為切入點的作品，比如索馬裡小說《魔咒政府》。自稱精靈附體的女人用不可思議的魔咒控制了人群，她曾想出一個點子讓人們由饑餓通向馴服，這個點子竟然幫她赢得了長久的威望，以花樣百出的魔法将人們控制得動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