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騙婚二十多年後，她崩潰在一個眼神裡

作者 | 舒忻

來源 | 人間theLivings

ID | thelivings

“任務”、“玷污”這幾個字刺痛着任清的神經，以至于十幾年後，任清說起這幾個字，還是忍不住反射性地揪緊自己的胸口，把那塊藍色囚服攥成一團。

每年到了12月各大公司開始忙年底總結的時候，律所反倒空閑下來，到了中下旬，法院基本不再立案的時候，更是如此。

有案子的律師出庭開庭，沒案子的，主任就帶頭遲到早退。

周一我去律所拿資料，剛要走的時候被主任喊住了：

“正好法律援助中心分下來一個案子，被告一直沒請律師，還有一個多星期就開庭了。

我看了下，事實很清楚、沒疑點、難度不大，你看下資料，到時候去開庭。”

資料上的被告人叫任清，45歲，是一個高中生物老師，被起訴的罪名是故意殺人罪，被害人是她的老公。

從資料上看，任清始終配合警方的調查，沒有争辯意圖，看起來觸動也不多。

我的腦海裡頓時浮現出一個冷靜、理智，甚至有些冷酷麻木的“女強人”形象。

可拿着資料越往下看，越發感到疑惑：

按理說，任清有體面的工作、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還有一個即将從重點大學畢業的兒子，看起來人生幸福圓滿，但她卻在這個年紀成了一樁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還不請辯護律師——

正常的刑事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主動委托律師，律師從偵查階段就可以介入了。

可這件刑事案卻被法院分派到法律援助中心找代理律師，一般來說，這要麼是被告人經濟或者身份條件不允許，不能請；要麼就是出于種種原因，可以請但不想請。

我了解主任說的“沒有難度”的這句話，但為了嚴謹，還是決定下午拿着會見函去看守所，确認任清沒有别的隐情和訴求。

看守所在老城區，是一棟老建築，會見室的鐵門生了些許鏽斑，白色的牆面也有些發黃。

會見室非常簡陋，隻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被一道透明的玻璃牆隔開。

穿藍色囚服的任清就坐在玻璃牆的後面，帶着手铐的雙手穩穩地擱在椅子前面的隔闆上。

她幾乎是一坐下，就再三地對我說“抱歉”，說自己不知道不請律師法院也會分派，“給你造成麻煩真的很抱歉！”

我與任清四目相對，才發現她與我想象中的“女強人”形象截然不同——她個子不高，瘦弱，一頭齊耳短發，偏小的鵝蛋臉上還有一對窄窄的雙眼皮。

不知道是因為長相沒有攻擊性還是職業是老師的緣故，氣質顯得很溫婉，隻是臉上的神情有些憂郁。

如果不是提前看了資料，我很難相信這樣的女人會殺人。

我問任清有沒有什麼訴求或者想補充的。

“沒有，什麼結果我都接受，我現在很輕松。”任清溫聲細語地說，“現在，我每一天才是在為自己活，雖然可能沒幾天了，但好歹等了這麼多年，我自己總算是掙到了。”

我的内心突然湧起一陣心酸，心想：

任清如果能早一點拿出魄力離婚，也不至于殺了丈夫才能得到這可悲的自由。

不過，我又覺得自己不該這樣想，我不是她，也不知道她曾經經曆了什麼。

既然當事人沒有什麼訴求，這場會見基本就可以結束了，但任清突然開口，問我有沒有時間聽她說一些陳年舊事，态度依舊很溫和。

為了這次會見，我特意趕到老城區，辦好手續後還在大廳裡排了半個小時的隊，想着來都來了，眼下也沒有别的事要辦，于是就答應了。

大學畢業後，任清來到這座城市，成了市區某學校裡的一名實習老師。

當時，和她一起搭班的同僚當中，有個男老師叫陳建國，他比任清大3歲，認識不到1個月，陳建國就對漂亮、善良的任清展開了猛烈的追求。

陳建國教國文，寫得一手好字，每星期都會送任清一首自己寫的情詩；那個年代，流行時裝不便宜，可陳建國也會第一時間買來送給她；陳建國每天還會等任清，按時接送她上下班，十足十的紳士做派。

任清從小生活在一個傳統家庭裡，幾乎是在“高壓”的環境中長大的，和父親的嚴厲相比，陳建國的溫柔體貼、層出不窮的浪漫，令她非常心動。

很快，任清就“淪陷”了，與陳建國确立了戀愛關系。

戀愛後，陳建國不僅沒有懈怠，反而對任清更好了，周圍的人都覺得他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任清也覺得自己剛步入社會就得遇良人，是十足的幸運。

沒多久，男方家裡就開始催婚，陳建國是家中的長子，陳母覺得兒子的年齡已經不小了，應該早點把終身大事辦了。

任清覺得有些倉促，陳建國表示了解，說自己尊重任清的意見：“我媽那邊我去解釋，等你想結婚的時候，我再第一時間求娶。”

戀人的這份尊重，令任清感念不已，可陳母不罷休，又接連催促了好幾次。

任清不忍陳建國夾在中間兩邊為難，想着自己遇到這麼好的男人，沒什麼好猶豫的，“兩人心意相通，早一天、晚一天結婚又有什麼關系？”

就這樣，戀愛3個月，相識才半年，任清就和陳建國領了結婚證，正式結為夫妻。

婚後的生活最初一如任清的想象，平淡而又溫馨。

家裡的大小事，陳建國多讓任清做主，自己很少發表意見，對于任清的想法、做法，陳建國大都很配合，隻有兩件事他一直不肯讓步——

首先是要孩子的問題，任清覺得自己大學畢業不久就結了婚，教學工作還不夠熟悉，如果立即懷孕生孩子，難免會更加手忙腳亂，想等等再要，可陳建國卻想馬上要，越快越好。

他說母親等着抱孫子等很久了，既然結了婚，就該早點滿足老人的心願，而且趁老人腿腳友善，還能幫忙帶一帶。

還有就是陳建國說夫妻就該互相信任，不肯将二人的工資合用：“反正錢最後肯定都用在了家裡，咱倆各自支配自己的錢，合在一塊都受拘束，沒必要。”

這兩件事都遂了陳建國的意，他們各用各的工資，任清也在婚後2個月就懷孕了。

兒子陳旭的出生，讓任清覺得這個家庭終于圓滿了，但不久之後她就發覺丈夫有些不對勁：

陳建國和自己的交流越來越少，有時候在家兩人一天都說不上幾句話。

任清試着提起什麼話題，但總會被陳建國三言兩語給打發了，有時他還不耐煩：“我上班累了一天，就想安靜歇會兒。”

那時任清覺得可能是陳建國初為人父，身份上的轉變讓他一時接受不了，而且晚上他幫忙喂奶、哄孩子，白天上課精力跟不上，回家不想說話也正常。

可等任清坐完月子、婆婆回了老家後，陳建國卻向任清提出，自己要去客房睡，任清也答應了，覺得丈夫休息好了，說不定這種沉悶的家庭氣氛就能好轉。

可自從倆人分床睡之後，陳建國每天下班回家除了吃飯、陪孩子玩會兒，到睡覺前都很少從客房出來，别說聊天，夫妻倆一天連面都見不了幾次了。

任清剛開始還會倒杯茶或者切點水果送進去，但陳建國不耐煩，說自己正在備課，不想被打擾，反複被拒絕了幾次之後，任清也就不去了。

那天，任清坐在玻璃牆後面說起這件事時，寥寥幾句就帶過了，但可能是畫面感太強，我的内心還是受到了沖擊。

可以想象，一個曾經被丈夫無比呵護的女人在生産之後突然被無端冷落，那種心理落差可能比夫妻的拒絕更令人傷心和無助。

我曾接過一個離婚咨詢，當事人剛生完二胎不久，可能有點産後抑郁，情緒不太好。

平時老公對她很好，那次發生沖突卻特别不耐煩，伸手推搡了她一把，當時，當事人懷裡還抱着孩子，雖然丈夫的舉動算不上家暴，但是她内心受傷，決意要離婚。

産假結束，任清要去上班了，婆婆又來幫忙，客房得騰出來給老人住，陳建國才搬回卧室。

在母親面前，陳建國會主動和任清說話，還是一對恩愛夫妻，可背後，兩人的關系越來越僵硬，沖突也越來越多。

任清說，自從她懷孕之後，陳建國就再也沒碰過她。

她不是沒懷疑過丈夫出軌，但兩人在同一所學校上班，如果有事根本瞞不住，而且陳建國下班之後就按時回家，實在沒有出軌的時間。

陳建國變了，戀愛時有多溫柔，婚後就有多挑剔。

婆婆在時，他從不表現自己的不滿，但婆婆周末回老家，任清做的飯不合胃口，他都會生氣。

他也不争吵，隻是将筷子摔下，再把椅子重重拉開，摔門而去，許久之後，再冷着一張臉回家。

夫妻之間，長年累月的冷戰比吵嘴打架更傷人，任清的性格原本就謹小慎微，甚至有些怯弱，丈夫的行為使她變得越來越小心。

她實在想不明白變化背後的原因，可陳建國的回應隻有一句：“你想多了，沒有的事兒，誰家的日子不是這麼過，哪有那麼些話整天說？”

任清再想說點什麼，陳建國就不接茬了。

任清過得很壓抑，但她周圍同僚、朋友都不知情，還止不住地羨慕她，說他們夫妻是“神仙眷侶”。

當年的任清還十分年輕，無法跟旁人講出自己婚姻的真相，一方面是羞于啟齒，另一方面，面對同性，她也有幾分虛榮心，不想淪為别人同情的對象或是笑柄。

這個作風傳統的女人，不追求物質享受，也不再奢求戀愛時的浪漫，隻希望丈夫能結束冷暴力，不把她當成家裡的透明人。

憋悶之中，任清想到了娘家，希望能從母親那兒得到一些了解和幫助：“這是我當時唯一的求助途徑了。”

可是她沒想到，母親聽完她的話，非但沒有安慰，還止不住地反問她：

“這算什麼呢？妮子，人得懂得知足啊！兩個人過日子，哪有和你這樣要這要那的？”

“建國要工作有工作，不嫖不賭的，擱家少說兩句話，咋就算個毛病了？”

“哪有你這樣過日子的，你還想要啥啊......”

時過境遷，任清還記得當年母親說話的樣子，她說：

“雖然母親說陳建國不嫖不賭已經很好了，但現在想來，哪怕他又嫖又賭，她大概也會讓我忍的。

我當時不懂，想着母親總還是心疼我的，結果我錯了。

在她看來，我的苦惱不值一提，用文人的話說，大概就是‘無用的矯情’吧。”

任清的母親隻是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她對婚姻的了解很簡單——嫁雞随雞，嫁狗随狗，但任清的父親是個知識分子，他應該能懂女兒的心。

父親經曆了文革，下鄉之後一直等待機會想回城，為此弄得年紀很大了，都遲遲沒有結婚，最後回城無望，才不得已和任清的母親結了婚。他

自認懷才不遇，從來沒看上過自己的妻子，打心底讨厭她的愚昧、粗俗，甚至覺得就是這個農村女人讓自己的人生跌入谷底，不得翻身。

在家裡，任清的父親就是絕對的權威，吃飯的時候，他不上桌端碗提筷，任清和母親絕不能吃，否則他會大發雷霆。

任清從小就被父親嚴加管教，功課必須是最好的，不然就會受罰。

任清說，她從小到大，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你别和你那個大字不識的媽學，絕對不能丢我的臉，我要不是當時時運不濟，絕對不是現在這樣！”

那天任清沒有告訴我，她是否把自己的痛苦告訴過父親。

我隻知道從此以後，任清就再也沒有和别人傾訴過自己的私事，她那天對我敞開了心扉，說她曾經數過：“最少的時候，（和陳建國）一個星期隻說了7句話。”

内心的痛苦慢慢地變成了麻木，最後，任清竟然習慣了，不用陳建國交代，她會默契地配合他在婆婆、親戚和同僚面前扮演“恩愛夫妻”。

不是因為心存僥幸，而是想給這段貌合神離的婚姻蒙上一層薄紗，維護自己作為女人最後的尊嚴。

然而她努力掩飾的太平，在兒子5歲的那年被徹底打破了。

那時他們準備搬新家，任清在收拾東西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被包裝得很仔細的袋子，她好奇地打開看，發現裡面有3個本子，是陳建國的日記。

陳建國的字迹依然潇灑漂亮，日記裡寫滿了他對一個人的愛戀、眷念以及離别的傷痛。

一開始，任清以為他是在記錄對另一個女人的愛，可看了幾篇才發現，這滿滿的心事不是寫給“她”的，而是寫給“他”的。

自己的丈夫是同志——他愛上了學校裡的一個男老師，對方并不知情，在任清來學校實習之前，這個男老師結了婚，随後調走了。

一瞬間，任清麻木的外殼被擊碎了，多年的困惑一掃而空，她顫抖着手翻到最後一篇，日期正是她和陳建國确定戀愛關系的那一天。

陳建國在日記中寫道：

“你離開這裡也一年半了，她今天答應我了，等結婚生完孩子，我對我父母的任務也就完成了。以後就不寫了，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再寫我對你的愛，會玷污我對你的感情的。”

“任務”、“玷污”這幾個字刺痛着任清的神經，以至于十幾年後，她說起這幾個字，還是忍不住反射性地揪緊自己的胸口，把那塊藍色囚服攥成一團。

任清說，起初自己看完那篇日記，還不信邪，想證明陳建國對自己曾有一點、哪怕隻有一絲的真心。

于是她順着時間往前翻，找到陳建國給自己寫情書告白的那天，然而等待她的又是當頭一棒。

陳建國寫道：

“這一個月接觸下來，她性格怯弱，很适合結婚。

我是同志這件事絕對不能被人知道，而按她的性格，我猜測她以後即使知道我對她沒感情，也不會吵鬧弄得人盡皆知。

就她吧，反正你也結婚離開了這裡，家裡又催得急，我不會愛上哪個女人，和誰結都無所謂，找個事少的，日後我也輕松些......”

事實證明，陳建國猜對了，結婚5年來，無論内心多麼痛苦，任清都選擇隐忍不發、自己默默消化。

那天，任清坐在搬家搬得一片狼藉的家中，一邊看陳建國的日記一邊哭。

她看到丈夫對另一個男人的欣賞、愛戀和小心翼翼，又看到丈夫對自己的輕視、厭惡。

看到一半，突然不想再忍下去了，什麼也沒拿，騎着自行車趕回15裡外的娘家。

回到娘家，任清已經筋疲力盡了，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訴了父母。

聽說女兒想離婚，任清的父親喝道：“你說什麼混話？離婚？你想讓鄰裡百家都指着脊梁骨笑話嗎？”

“他根本不愛女人，我怎麼和一個壓根兒不愛女人的男人過一生？”

任清告訴我，之後她父親說的話，她一輩子都記得，一字不差。

父親當着母親的面說：

“什麼愛不愛的？你就是讀書讀傻了，我一輩子也看不上你娘，不照樣過了大半輩子？你今天就給我回家去，離婚想都别想，我丢不起這個臉。

你要敢離，以後就别進這個家門，我不能因為你，過了半輩子了還被人指指點點。”

母親也勸她：

“啥愛不愛的，你不說，沒人知道他中意男的，但離了婚，人家可都知道你留不住自家漢子，都會戳脊梁骨罵你。

再說，你不得想想小旭？你這離了婚，到時候人家都說他是沒爹的孩子，你不心疼？妮你可不能這麼自私啊......”

那天，父母隻留任清吃了碗面條，就催她趕緊回去。

這是任清第二次去娘家求助，也是最後一次。

會見室裡，任清在講過往的經曆時，一直都很平靜，仿佛這不是她的痛苦，而是遠方的别人的一些無關緊要的故事。

那天回到家，陳建國正坐在那3本攤開的日記本前，有些緊張，但并不是特别恐懼，他問任清剛剛去了哪兒，和誰說了什麼。

任清沒有回答，繞過他進了屋，沒有提離婚。

任清無不感歎地對我說：

“我那會兒年輕，被自己的爹娘一通罵，又想起兒子，之前積聚的勇氣一下就散了。

我還是想離婚，但我不敢了，我怕衆叛親離，怕我兒子受傷，也怕别人的閑言碎語。”

這件事好像就這麼過去了，陳建國看出了任清的怯懦，從此更加有恃無恐。

一次，兩人赴完同僚的婚宴回到家，陳建國有點喝多了，任清怕他摔倒就扶了一把，陳建國一把推開她：

“别碰我，我每次碰你都反胃你知道嗎？我惡心！”

“那你幹嘛娶我，不是你要娶的嗎？”

“要不是為了生個孩子，你以為我會娶你？每次和你上床我都想吐！”

這句話讓任清徹底崩潰了，她把手邊一切能碰到的東西全部都扔到地上，嘶吼着發洩内心積壓的痛苦。

陳建國隻是看了她一眼，皺眉罵了句“瘋婆子”，然後就鑽進了客房。

那天，婆婆帶着兒子小旭回了老家，陳建國進了客房就沒再出來，任清呆坐了一會兒，怕陳母回來以後看到一地狼藉問起原因，又爬起來把屋子收拾幹淨了。

“自從他看出我不敢離婚，就把我當免費保姆一樣，做的飯不合胃口、衣服沒洗幹淨，或者偶爾屋子沒打掃，他都拿那種厭惡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和我說句話都是掉價的。

這20多年來，我經常會問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他這麼厭惡我，我有什麼對不起他的？”

聽到這裡，我有些好奇——她婆婆一直把陳旭帶到7歲上國小才回老家，此後陳建國搬進客房，再未與任清同住。

他們一直這樣貌合神離地過了20多年，眼看着兒子陳旭都要大學畢業了，任清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動手？

案件資料上寫着，那天，陳建國酒後在家吐了一地，任清打掃的時候不小心碰到了陳建國，陳建國一直揮手讓她滾，任清也喝了點酒，被那個嫌棄的眼神刺激到了，于是動手殺了人。

可我總覺得在這個應激殺人的背後，應該有更深層的刺激源，就問了任清。

她猶豫了一下，像是突然想通什麼一樣，緩緩說道：“都到現在了，我也沒什麼好名聲了，也就沒什麼好瞞的了。”

那兩年網絡交友盛行，任清一開始隻是在各種貼吧、交友群和那些和自己有一樣遭遇的“同妻”們聊天：

“我身邊真的沒人可說，和她們聊聊，大家都能明白對方心裡的苦。

有時候聽聽别人的事，還覺得自己比别人幸運，至少陳建國不賭不家暴，對陳旭也還算不錯，但去年年初，我在一個同城貼裡認識了他。”

可能是為了保護這個男人，任清從始至終都沒說過這個人的姓名，隻用“他”來代替。

他是個飯店的老闆，喪偶，帶一個女兒在本市另一個區獨居，一開始，他們隻在論壇裡聊天，後來加了微信，男人知道了任清的情況，就鼓勵她離婚，并數次想來找她：“我願意陪你一起面對。”

任清動了心——她的父母已經去世，陳旭也上了大學，這個男人的出現，讓任清想要擺脫這種持續了20多年的壓抑和痛苦。

她想離婚之後和這個男人在一起生活，但離婚未辦妥之前，她從沒告知對方自己的住址——她怕旁人知道了，說她婚内出軌不檢點。

任清和陳建國提出離婚，她願意為此做出讓步：他倆的錢一直是分開用的，不存在經濟糾紛，房子她也不要了，隻對外說兩人離婚是因為感情不和。

“他說我做夢，他不可能離婚，說我到死也得是陳家媳婦。我問他為什麼不肯放過我，他明明喜歡男人，我這些年搭進去還不夠嗎？

他說不夠，無論他喜歡男人還是女人，從我嫁給他那天起，我就别想離開這個家。我要是非要離，他就搞臭我，大家誰都别想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