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台灣“中研院”院士、著名曆史學者張灏于美國加州逝世，享年86歲。
對于曆史學者來說，生逢二十世紀的戰火與離亂是不幸的，但同樣是幸運的，因為他們得以近距離觀察曆史，并注以思想和理性的力量。1949年随父母遷往台灣之後，張灏考入台灣大學曆史系，并深受“五四之子”殷海光的影響。在親身經曆戰火與白色恐怖之後，張灏得以确認一生的志業和關懷——了解轉型時代的中國知識人，并對儒學傳統與西方的人文思想進行比較研究。
在《危機中的知識分子》與《幽暗傳統與民主意識》等著作中，無論是以烈士精神以身飼虎的譚嗣同，還是希望以清儒的經世傳統對接西方政治觀念的梁啟超，我們在字裡行間感受到的不僅是一部冷冽的、沉思的學術作品，還有張灏被壓抑的熱情與思索的張力。他在前人思想的延長線上繼續誠摯地思考：除了在物質上的近代化以外，近代中國知識人能否引領知識與觀念的革新？在傳統和現代之外，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屬，并開拓新的公共領域？
《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張灏/著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年6月版
在晚年，張灏試圖與同時代的西方思想者——史華慈、沃格林、雅思貝爾斯等進行對話，打通儒學中的人文精神與古典世界軸心文明的關聯。他認為儒學在軸心時代所誕生出的德性倫理與非常倫理是普世倫理的重要參考，這種追求超越與内化的沖動，形塑了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人的精神肖像與追求。在古典與現代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張灏代表的近代中國知識人的精神氣質以及對曆史的反思。
今天我們分享張灏先生的弟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鋒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從中感受張灏在梳理中國思想史的過程中所蘊藏的關懷、智慧與經驗。并借此觀照自身，在思想巨子的遺産與餘蔭下，我們又該如何繼承他們未竟的思索？
撰文｜任鋒
科大的路盤旋婉轉，自上而下連接配接起了坐落于山坡上的層層校園。不時地，我繞開電梯，沿路曲曲折折一直下到清水灣的海邊。路上幽閑，各式實驗場的轟鳴似乎喑然了，可以駐足觀望路橋邊的叢叢杜鵑，遠眺長卷般靜谧的牛尾海面。行人少見，有幾次竟然偶遇張灏先生，才知道導師有散步的習慣。
《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灏/著 任鋒/編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教授校舍在山下方，研究所學生的在上面，一個攀山，一個探海，就這樣碰上了。我們都不善于寒暄，一起散步就好像每周的辦公室座談搬到了戶外。老師漫談思考的心路往事，我并不都理會得。記得有次辨析港台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說與他提出的超越内化，先生傾注心神之凝深令人感佩，不知不覺走到他家樓下，仍意猶未盡。
世紀之交的六、七年，在老師那間望得見海景的辦公室，我從每次個把鐘頭的問答中逐漸了解到廣闊的學術世界：史華慈、墨子刻、錢穆、餘英時、沃格林、尼布爾、田立克……和老師問答與讀他的作品一樣，少有閑話套話，偶涉學林掌故，大都緊扣問題，抽絲剝繭。有些耳提面命至今餘音不絕：“學‘問’，學‘問’，學會發問比讀書重要”、“要懂得佛家破理障的意思”、“博雅可求也，而深思難得”、“cogent，扣緊實相，不要跟風去playing tricks，不要枝蔓四溢”……
2005年我博士畢業，我們先後離開了香港。惟有2006年，華東師大召開紀念史華慈先生的國際研讨會，我們聚過一次。老師基本在美國，不用電腦，也不用手機，散步和座談隻能轉為跨洋的隔空通話了。每次電話，除了詢問我的工作和家庭，間或議及時政，深遠遼闊的思想學術議題，仍是他念茲在茲的關切。期間有些年，通話猶如辦公室答疑，個把鐘頭下來，我的電話卡沒錢了，讨論戛然而止，下次接着聊。
他常常自嘲“孤懸海外”，遺世獨立，不與世聞，憧憬未來有機會再續在香港講學的緣分。過去幾年，電話裡多了對師母身體狀況的憂慮。後來，師母不幸早去，疫情大起，他搬去了加州女兒那裡。我們的通話相對少了，有時候會談論起他的親友與環境。也許是大半生在海外，老師并不多談一己私事。歲末年初，在一段時間的失聯後，我終于又聽到他熟悉的聲音。老師的氣力聽起來還足，記憶力卻有些衰退了，不到十分鐘的聊天，感受頗深的是老人家對師母深深的眷戀和對女兒孝養的欣慰。老師一生經曆幾次大病，晚年身體還不錯，學生輩私議，鲐背之壽當可期。不想，這次通話後三個多月，老師就離我們遠去了。
1930年代的知識分子年來漸漸退場，造就張先生其人其學的大時代遭際恐亦難以複制了。生于抗日戰争期間的中國，遭受日軍空襲的恐懼夢魇伴随其一生，歡送青年學生從軍的振奮與抗戰勝利的狂喜令他記憶深刻，戰争導緻的群眾流離、家國播遷加重了他的時代風暴感。大陸是他的根，“環滁皆山也”雖非實況，卻是抹不去的故鄉印記。有一次他動情地說，“我是中國人，身上流淌着的是中國人的血液”。他在回憶中提到共和國開國大典、初期建設對他的激勵，挫折探索讓他觸目驚心、感同身受，近幾十年的大國崛起令人鼓舞，身為中國人，其情其感是沉摯懇切的。
《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 中華書局 2016年1月版
另一面，他有在港台長期生活的經驗，台灣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殷門情結以及之後的解嚴，他有不同形式的參與體驗。他開始轉向中文寫作時的幾篇重頭文章（如“幽暗意識”論），八十年代初陸續發表在台灣報刊上，影響了那個時代開啟的社會轉型。而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族群撕裂、黨争惡鬥、去中國化、教育扭曲，則引發他的憂慮不滿。2005年台大演講結束，他回顧大半生漂泊經曆，向聽衆提出海内外華人應該抛開狹隘的族群意識，這是中國必須走的路。在偶有論及之時，老師對于“民主化”大旗下的運動潮流顯示出審慎節制的态度，也與他對高調民主的長期反思有關。
張先生在1950年代末赴美，開啟了漫長的留學和工作生活，這使他可以在一個比較的視野中了解中國、從相對超然的距離觀察中國。遠離大陸和台灣，也為反思局中人的政治和文化立場提供了難得視角。比如對于錢穆和港台新儒家，在台期間視其為殷門禁忌，在哈佛期間方有同情了解。後來，老師返台通路故舊，逐漸促進了殷海光與徐複觀二者代表的自由主義與新儒家傳統之間的諒解包容。大陸同輩治思想史者，這種同情了解往往在八十年代以後，甚或終身不能檢討激進意識形态的反傳統病竈。在哈佛，費正清、列文森形成“沖擊—回應”模式後，他在史華慈先生指導下沉潛到晚清史界寫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典範之作。關于梁啟超的專著挑戰列文森舊說，結果受到後者排斥，遲遲不得出版，最後是史、費兩位鼎力推薦，方才問世，并成為柯文所謂“在中國發現曆史”的代表作品。後來寫《危機中的知識分子》，是要挑戰導師的《尋求富強》，原命名《超越富強》，鬥志十足，後經劉廣京先生建議采取了現在的書名。這本書是老師的巅峰之作，出版不久就得到同輩學人（如李澤厚先生）的積極推重，在大陸很快推出了中譯本，深刻重塑了一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視野和旨趣。張先生戲稱自己是“殷門餘孽，班門弄斧”，他推崇“班老師”（史華慈）的博學深思、淡泊名位，稱自己隻能在某些地方嘗試突破、超越老師。在思想史研究的旨趣、方法和意境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二人的深刻聯系。
張灏先生透過艾森施塔特、墨子刻等人受到韋伯一路社會理論的影響，曾邀請前者到科大講學，并讓學生們向其當面請教。他與後者則是一生的诤友，當年向我們隆重推薦《擺脫困境》，着實大開眼界，後來還贈我一本作者的新著（“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另外，尼布爾危機神學對他的影響不必多說，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長期講授一門比較宗教文明的課程，為其樞軸時代研究奠定了深厚根基。他在西方政治思想領域浸淫頗深，這一點在同輩學人中實屬難得，比如對于中國儒學傳統的研究在在可見沃格林的影響。當年讀博，我曾建議他開設《西方政治思想史》，他非常謙虛，說并非專業所攻，隻是向我推薦研讀沃格林、卡爾·弗裡德裡希、謝爾頓·沃林、施特勞斯等人的著作。他對西方學人的西方文明中心論不以為然，是以對雅斯貝爾斯開啟的樞軸時代論題十分用心，積累一生學力提出新闡釋，對古希臘、埃及、印度、兩河文明的思想智慧多方探求，緻力于在一個比較文明的架構中揭示中國古典思想的精義。邀請艾森施塔特前後，他也曾計劃約請薩義德，眉目已定，不想這位東方學反思者很快謝世了。
張先生是思想者氣質濃郁的史家，也顯示出有機型知識分子的公共面向。其學思曆時七十多載，在華人中文世界的兩岸多地頗具影響，而各地的吸收回報也不盡相同，這本身就折射出學人與時代交涉的多重面向。現在尚未到蓋棺論定之際，不過，我們可以在講學傳統的意義上追問，其學術宗旨是什麼？或者如先生曾言及，其學思“統序”在哪裡？
“幽暗意識”、“轉型時代”、“烈士精神”與革命道路、“超越意識”和經世觀念，都曾經吸引不同學人群體的矚目深思。我在四五年前為老師編訂出版文集，經其認可取名為《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除了Playing God（論人的神化），大體将他的單篇論文荟萃一冊，足本仍有待未來。如今撫書再思，有新的體會，不妨将大轉型視為張灏先生的講學宗旨，來統攝他學思的古今兩翼。
“轉型時代”是他研治晚清民初思想史的原創史識，這個看法使得我們超越以新文化運動為現代開端的既往視角，得以認知到現代中國肇始所依托的更為豐厚與深邃的思想精神世界。張先生的時代風暴體驗驅使他在1895以降的三十年階段裡檢索巨變的發起信源，他眼中的二十世紀自這裡開啟，現代大革命的道路也源生自茲。“後五四之子”未能突破新文化運動的格局，張灏先生則自認為二十世紀之子，1999年在《二十一世紀》刊文《不要忘記二十世紀！》，其學思精神的基盤落在了轉型主題上。當然，這個轉型不是五個社會形态的階段躍升，也不是現代化理論視域的西化轉軌，而是作為樞軸文明古國的政治和文化大轉型。我更願意在義理架構而非單純的曆史時代意義上來界定大轉型的蘊涵。
這個大轉型需要我們對其聯結的古今兩翼都有廣遠深入的探讨。
張灏先生最後一次公開活動，向台北圖書館捐贈藏書。本圖由作者提供。
在大轉型指向的現代一面，張先生的研究揭示出過渡時期的梁啟超如何調用傳統内部的多樣資源以結合現代西學來疾呼“新民”、康有為、章太炎、譚嗣同等人的思想世界在維新、革命、民族主義之外如何顯示出世界主義、至善主義等精神—道德世界觀的範式重構、五四精神的深刻兩歧性何以生成、現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如何展開……我們這代學人，雖是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心智底子仍然是五四與革命教育塑造的。在海外漫天飛舞的多種資訊中，對于現代革命轉型道路的反思不少，九十年代初《二十一世紀》爆發過對于革命與改革的争論，還有“告别革命”代表的反思呼籲。多年觀察下來，張先生注重同情式了解的思想史解讀更能切中這個現代道路的精神命脈，精神史、心靈史的浸入幫助人們擺脫妖魔化、權鬥化的成見，在大轉型架構中了解個體和群體激化的曆史理性與經驗教訓。狂飙突進的精神根源仍然需要回溯到轉型時代的烏托邦基要意識（Utopian Fundamentalism）。要了解現代共和立國，轉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秩序危機是需要充分把握的。錢穆先生曾在辛亥革命一甲子之際做出過相近的曆史精神反思，都提示我們注重制代中國立國精神的烏托邦胎記。
在轉型時代開啟的現代道路中來看待政治意識形态的風雲詭谲，才能領會“幽暗意識”的深邃意味。張灏先生曾談及這個概念有多重指向，其核心指向對于人在德性、知性等精神次元上天生有限性的警悚自察。狹義上，它指向德性與政制的關聯，這一點最受研究者的關注。需要指出，這個概念的提出更多關切的是檢討上述烏托邦基要意識孵化出的高調民主觀之樂觀浪漫主義，其思想史對治的意義大于純粹學理性的考察。張灏先生的運思方式，頗有韋伯論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想類型意味，強調現代立憲主義政治與其宗教人性論之間的理念關聯，引導人們思考民主觀的低調面向。
《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張灏/著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6月版
幽暗意識廣義上的蘊涵，尚有待我們發掘。其德性面向之一是對于各類信念體系和宗教觀的吸收、辨析與推進，如儒家憂患意識、基督教罪惡觀、韋伯的理性化論調。他特别指出各種極端意識形态驅動下有别于常惡的極惡現象，使得作惡、尤其是群體作惡逾越人道底線而麻木不仁。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内的罪惡在他看來充分暴露了所謂文明進步的人性危機。有如春秋良史，張先生秉筆燭照現代性的人義問題。陰暗與光明難分不離，作為二十世紀之子無法逃避，“幽暗意識”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拯救之機。這個次元上，他是驅魔人。
“幽暗意識”是以立足于德性與政治的關聯之維，可指向政治社會經濟機制的考察（如他對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洞見的認可），也指向人類悠久文明信念傳統的清理。
其廣義知性蘊涵之一是對于各種政治意識形态的檢討檢讨。現代世界，各種主義的“意底牢結”編制得深深重重，大變遷中的人們渴望尋覓到一套可以完滿解釋人生與世界的言說，執一見而破百惑。張先生從五四啟蒙主義中成長起來，因緣會合，得以出入于新儒家、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立場，沉思于樞軸時代幾大文明傳統之間。他對于某種主義立場能從曆史和學理的雙重視角加以同情了解與最大程度的公允反思，其多篇長文（論新儒家、民主觀、民族主義）獲得學界多方認可，其超越意識形态束縛的潛能值得繼續闡發。如果說現代知識人有“學士”、“教士”之别，那麼，意識形态訴求之下，往往是學士難求，而教士易興。張先生是五四精神的守望人、新儒家的诤友、自由主義的内自省者。他的“道統”承擔能得其“學統”的有力滋養，引導其将曆史時代中的精神感覺轉化為蓬勃豐厚的學養探索，用後者馴化并升華前者，不陷于單一意識形态籠罩的立場先行牢籠中。這是一種認知德性論上的幽暗意識，先生講學中時有觸及，然而未有專門闡發。我認為對于意識形态分裂嚴重的知識界，這一點經驗智慧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大轉型更為重要的一面是古典與傳統。他對思想與時代的考察，接續上了中國大傳統，不隻是一個錢穆所言的時代中人，而成為文明的傳燈者。從晚清到現代再回溯傳統，這樣的治學軌迹似乎在當世幾位思想史大家身上都有展現，如李澤厚，如史華慈。張先生對于樞軸文明、超越意識和幽暗意識、經世傳統的探讨相對轉型時代研究，并未形成專著，卻為我們留下了濃度極高的數篇專論。也可以說，他是從轉型時代的問題意識出發，回溯到數千年傳統中進行了具有重建意義的探訪。對于經世觀念的探讨在八十年代前期提出，四十年來不斷得到學人的認可與拓展，獲得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張先生糾正了海外以statecraft（治國之術）來狹隘了解經世傳統的看法，在宏觀而深遠的視域中對于傳統政治提出了精微廣大的诠解。我也正是在這個研究架構的啟發下，多年來逐漸形成關于治體論的政治思想史與理論解釋架構。
張灏先生晚年常常和我講，幽暗意識與人極意識是他最為關心的兩個點。這是其張力型（tension）思想史意識的典型展現，令人着迷。世人容易将幽暗意識誤解為黑暗意識、性惡論，忽視幽暗意識得以立論的人性光明一面。借用尼布爾的語言，黑暗之子是透過與光明之子的對照映現出來的，人心的堕落性與良知永遠在交戰。有一年，抗戰時期的侵華老兵東史郎在香港中文大學依據其日記撰書，公開發表忏悔。活動結束，數千人大講堂轟隆隆散場。我發現張灏先生與劉述先先生走到台前與司儀有些激動地講些什麼。原來，他認為應該對這樣的忏悔回緻敬意，以表尊重，而非像尋常演講一樣，曲終人散，呼喇喇草草收場。
張先生回到樞軸時代，闡發超越的原人意識，辨析超越内化的淩駕和架空，由此解釋周秦漢宋以來的政治思想，并将幽暗意識的反思内置其間，的确是斡旋天地、重整乾坤的大手筆。而關于政教關系的晚年發覆，凝結了這一理路的心血。還記得與他多次探讨這個問題，他慨歎，中國人的政治觀念，與道德精神結合得如此深密；同時，這樣的結合又有着必須深刻檢讨的大缺陷。與其他民族相比，對于二十世紀苦難的反思，他覺得知識分子幾乎交了白卷。有一次，電話那頭，他不由得大呼三聲：大困境、大困境、大困境，聲猶在耳！
老師當年的榮休晚宴，我忘了什麼緣故沒有參加，他後來極少見地責備我不懂人情事理。今年初老師向台北的捐書儀式，我又沒有見證。除了技術原因，心裡總覺得這有些烈士暮年解甲歸田的凄涼，不忍觀摩。後來看到網上照片，老師已不複當年海邊小路上的樣子了，卻如赤子般，神色依舊甯靜。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在大轉型的光與影中穿行一生，負陰抱陽，張灏先生以其特有的體驗、睿智與溫厚遺留下了關于曆史與人性的無盡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