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毛澤東《沁園春·雪》
毛澤東的著名詩詞《沁園春·雪》中，成吉思汗被描述為上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一代天驕”（雖然是作為負面對比出現）。在教科書中，成吉思汗更被描述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族的祖先，是什麼時候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個人物——章太炎和楊度談起。
章太炎和楊度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及精神秩序遭到全方位和根本性的沖擊，時人驚呼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族建構領域，人們漸漸發現，昔日“奉天承運”的法統已經不靈，國家的主權必須落到普遍均質的平民百姓之上。于是，“何為中國人民”的問題便擺在人們面前。思潮湧動之際，梁啟超通過倡導新史學，将西方的民族主義理念引入中國。但是，紛争并未止息，革命派跟立憲派（或改良派）對“民族”的定義采取了不同的解釋，章太炎和楊度可作為兩派代表。
革命派的章太炎對“民族”采取本質主義的了解，認為漢滿蒙藏回等各屬不同民族。滿族由于在當時是統治者，是以被當成攻擊重點。章太炎将本質主義民族觀跟漢文化中心主義及民間排滿情緒結合起來，将滿族比作古之戎狄和犬羊禽獸，主張将其驅逐出華夏之地。他由此劃定了中國之界，“越南、北韓二郡，必當恢複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這種漢族中心主義被早期的革命派所接受，在加入革命訴求之後，集中表現為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章太炎像
楊度曾是立憲派的代表，他對“民族”概念持現實主義的态度，主張從政治現實、曆史構成出發，構築一種政治國族主義。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如果各族各自組成民族國家，則中國會分裂為若幹小國，會被英俄德日等列強逐個吞并，漢人之國也将不保。是以，中國應該采行君主立憲制，以君主為紐帶維持各族的統一，然後在各族實行不同的制度，使各族發展到同等水準，最後達至均質統一。而立憲的君主是滿是漢，都無所謂，因為君主就是一個國家機器，國家機器份屬何族，對于政治國族并無影響。
楊度像
民族國家和帝國
這兩種不同路徑的民族觀，是帝國在轉型為近代民族國家時普遍發生的一種心理分歧。一戰時遭遇解體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有類似的表現。當時的有識之士，也曾試圖以帝國疆域和種族為基礎，建構所謂的奧斯曼主義；或者以伊斯蘭教為基礎，建構泛伊斯蘭主義；或者以突厥族群為基礎，建構泛突厥主義。但這些努力都遭到失敗。最後，土耳其通過凱末爾革命，基本放棄了奧斯曼帝國的非突厥人地區，也放棄了對其他突厥人地區的精神追求，走世俗化道路，以現實力量所及為限，塑造了現代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疆域。但是，土耳其人宏大的精神世界追求并未絕迹，尤其在冷戰結束後，昔日蘇聯的領土出現權力真空時，“新奧斯曼主義”、“新泛突厥主義”等思潮再度擡頭，一直影響着當今世界的局勢。
傳統帝國之是以被稱為帝國，就在于它在統治秩序上形成一種從中心到邊緣的差序格局，這樣就必然在族群、地域、文化上具有多元性。帝國要想長久存續，僅僅依靠武力的征服和維持是不夠的，它必須有一套超越族群和地域差異的、具有文化或宗教理想性的精神秩序，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在傳統中國，以儒家天下理想作為基本架構的華夷秩序，就提供了這樣的精神秩序，即使是滿人統治的清朝，也仍然以此為結構外觀。在帝國理想之下，在帝國秩序相對穩定時，民族屬性并非十分重要。
但是随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建立，民族國家的觀念從歐洲産生，并在法、德兩國的近代化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主流。這對原先的帝國理想和秩序是個極大的沖擊。族群、地域、語言等這些簡明的身份标志成為民族建構的絕佳材料，廣泛參與到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動員中來。帝國各部分的差異被愈加放大，分離傾向愈加明顯。這樣，民族主義思潮不斷肢解帝國的軀體，消解帝國的精神。帝國被民族主義大潮裹挾的方式，一般都是戰争，要麼主動加入戰争（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要麼被動卷入戰争（如大清帝國）。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因熱衷于“新奧斯曼主義”而被《經濟學人》稱為“新時代的蘇丹”
面對沖擊，帝國也并非無所應對。帝國治下的人們，面對内部的解體危機和外部的嚴峻形勢，表現出普遍的精神焦慮。他們試圖尋找能動員和整合帝國全部群眾的方法，一般包括政治國族主義（如奧斯曼主義）、泛文化主義（如泛伊斯蘭主義）、泛種族主義（如泛突厥主義）等，但本質上都屬于新的群體建構。這種建構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困境，往往難以成功。
比如要用新的群體概念去取代原先的帝國精神秩序，其正當性會遭到精神遺老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質疑；新的群體概念要成為不同族群的公共認同，能否令各個族群全心接受，是更加嚴峻的挑戰；新的群體概念可能會超出帝國本土範圍，引發周邊國家的猜疑。總之，相比本質主義的民族建構，帝國整體的精神重構難度相當之大，往往不得不藉助現有的公共資源（如楊度堅持君主立憲，就是看重了君主的紐帶作用）和政府的強制推動，但很可能仍舊滿足不了現實的國内動員需要，而不得不讓位給具有強大動員效率的本質民族主義。
新邊疆危機和成吉思汗陵
革命派的本質民族主義集中展現為排滿主義，即“驅除鞑虜，恢複中華”。他們在武昌起義中的旗幟是“十八星旗”，象征漢地十八行省。但到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在意識到革命形勢已被江浙的立憲派主導之後，接受了後者“五族共和”的主張。中國的民族理念似乎正式從漢民族主義擴充到以清朝疆域為基礎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是，事情并沒有那麼簡單。在國民黨改組之後，孫中山系統闡述其民族理念時，雖承認滿蒙藏回等是中國人，但“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是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可見他仍視少數民族為“外來”族群，他想象的中華民族其實是漢民族中心主義的。
真正的轉變發生在抗戰時期。日本軍部在對華派輸軍隊的同時，也積極制定了滿蒙政策，以裂解中國北方疆土。他們在東北扶持了僞滿洲國傀儡政權；在内蒙古中西部建立了三個傀儡政權，并在1939年将其聯合成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野心直指新疆。在文化領域，則通過善鄰協會、興亞義塾等機構，培養精通蒙古、藏傳佛教、回教等文化的親日人才；展開對阿爾泰語系諸多民族的研究，試圖在曆史叙事上将滿蒙回（藏）脫離中原地區，在當地建立親日的“泛阿爾泰語系國家群”（日語也被認為是阿爾泰語系的一支），支援這些“兄弟族群”進行民族自決。
不止日本，當時許多列強都有自己支援的分離勢力。日本支援滿洲和内蒙；外蒙早在沙俄時期已經實質脫離，新疆則成為蘇聯事實上的附庸地區；英國以印度為基地，對西藏地區虎視眈眈；英、日等國大談中國西南夷和東南亞緬、泰等人群的同源關系。邊疆地區人心浮動，中國面臨另一場深重的邊境危機。
危機給當時的中國人敲響了警鐘。抗戰之前，國民政府的主要活動區域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和東南沿海，随後藉圍剿長征的紅軍深入西南，而北部邊疆則一直處在半放任狀态。抗戰開始後，急劇變化的軍事地理形勢，使得西南和西北成為戰略大後方，國民政府開始積極推動西北建設；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西南和西北也成為國民政府的統治重心。北部邊疆和少數民族至此方才真正由想象進入真實，“五族共和”至此方才從口号變為實踐。在學界，傅斯年和顧颉剛等也意識到漢民族主義的巨大問題，積極主張超越漢族中心主義的中華民族概念，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号。但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實質概念，他們又不自覺地将其塑造成漢族的某種延伸，比如在叙事上強調“炎黃子孫”，而這未必能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可。
2019年8月25日成吉思汗陵西遷興隆山80周年紀念活動現場
日本在内蒙古策動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後，兵鋒直逼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衣冠冢）。日本打算将成陵遷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内，借蒙古族這一至高無上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圖騰，更好地控制蒙古地區。護陵的伊克昭盟盟長兼成陵主祭沙克都爾劄布在1939年初趕往重慶，向國民政府請求将成陵西遷至安全地帶。對此，國共兩黨均表示歡迎，并專門舉行典禮、書寫祭詞予以祭祀。
國民黨和共産黨
國民政府收到請求後非常重視，對遷陵路線和沿途護衛予以詳細安排。從1939年6月啟程，到同年7月1日抵達甘肅興隆山，成陵西遷持續了一個月，每經過一個城市，都舉行盛大的祭祀大典。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還印發《中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紀念冊，稱成吉思汗“其雄才大略可為我中華民族生輝，秦皇漢武唐太宗之後一人而已”。有意思的是，途經黃帝陵時，又以“黃帝為我蒙漢共同之始祖，今日機緣巧合，拟往拜谒”為名，共同拜祭黃帝。到達興隆山之後，蔣介石親赴現場，“緻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此後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每年都會派人前去祭祀。祭祀時，先用政府所定的祭禮祭祀一番，再用蒙古傳統的祭禮祭祀一番。
此次西遷意義重大。首先是對抗戰的意義，當時的漢蒙兩族都将元朝遠征日本的曆史比附時事，将成吉思汗塑造為對日作戰的先驅，激勵兩族抗戰到底。其次是對民族整合的意義，漢蒙兩族共尊成吉思汗，共尊黃帝，還有政府祭禮和蒙古祭禮先後登場，都顯示了國民政府試圖捏合“中華民族”的概念，主導民族整合的過程。國民政府将成吉思汗上追“秦皇漢武唐太宗”，定位其為“元太祖”，反映出中原史觀的根深蒂固。
在成陵西遷隊伍經過延安時，共産黨也安排了盛大的迎接和祭祀活動，“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馐之奠，緻祭于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之後，在陝甘甯邊區成立蒙古文化促進會，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設立蒙古文化陳列室，每年春夏兩次舉行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澤東、朱德都曾主祭。
1939年6月29日毛澤東率各族各界群眾祭奠途徑延安的成吉思汗靈柩
共産黨的祭詞中，同樣有“中華民族”、“蒙元太祖”這樣的從漢族史觀出發的中華民族概念，但相比國民政府對漢蒙兩族的“撮合”，共産黨的祭詞則更加承認兩族的相對獨立性，“（對于侵華日軍）漢蒙各族，皆眼中釘”、“漢有漢奸、蒙有蒙賊”；還道出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雖艱，在乎努力”；還賦予成吉思汗以世界意義，“蒙元太祖，世界英傑”。所有這些，顯示出共産黨不同于國民黨（右派）的意識形态。共産黨在建國之前，為了争取少數民族的支援，曾支援少數民族在暴政下的“自決權”，而将國民黨塑造成剝削壓榨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形象。這是受斯大林民族理論影響，再結合中國現實所作出的政策選擇。
共産黨的政策是，國内各族之間應平等、自治，漢族與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之下的不同民族（不再強調“是一個”）；同時，又用階級鬥争理論打通民族差異，蔣介石所代表的漢族統治階級并不代表漢族，而是代表大資産階級，共産黨則上司各族底層勞動人民推翻大漢族統治階級。于是，各個民族在共同的階級之下獲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他們的共同目标便是完成民主革命，推翻統治階級，建立人民政權。這樣的階級理論，完全可以拓展至整個世界，使其事業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和可能性。
中華民族的建構史，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以上所述隻是簡單的概括。但其中的民族觀念演變史，确實構成今天中國民族現狀的基礎。在階級觀念慢慢淡去的今天，通過何種精神力量去連結并統一起區域自治的各個民族，是對中國民族理論及政策的重大挑戰。
*本文改寫自施展《樞紐——三千年的中國》
《樞紐：3000年的中國》
作者：施展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