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毛泽东《沁园春·雪》
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雪》中，成吉思汗被描述为上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一代天骄”（虽然是作为负面对比出现）。在教科书中，成吉思汗更被描述成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人物——章太炎和杨度谈起。
章太炎和杨度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及精神秩序遭到全方位和根本性的冲击，时人惊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族建构领域，人们渐渐发现，昔日“奉天承运”的法统已经不灵，国家的主权必须落到普遍均质的平民百姓之上。于是，“何为中国人民”的问题便摆在人们面前。思潮涌动之际，梁启超通过倡导新史学，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引入中国。但是，纷争并未止息，革命派跟立宪派（或改良派）对“民族”的定义采取了不同的解释，章太炎和杨度可作为两派代表。
革命派的章太炎对“民族”采取本质主义的理解，认为汉满蒙藏回等各属不同民族。满族由于在当时是统治者，所以被当成攻击重点。章太炎将本质主义民族观跟汉文化中心主义及民间排满情绪结合起来，将满族比作古之戎狄和犬羊禽兽，主张将其驱逐出华夏之地。他由此划定了中国之界，“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这种汉族中心主义被早期的革命派所接受，在加入革命诉求之后，集中表现为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章太炎像
杨度曾是立宪派的代表，他对“民族”概念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主张从政治现实、历史构成出发，构筑一种政治国族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如果各族各自组成民族国家，则中国会分裂为若干小国，会被英俄德日等列强逐个吞并，汉人之国也将不保。所以，中国应该采行君主立宪制，以君主为纽带维持各族的统一，然后在各族实行不同的制度，使各族发展到同等水平，最后达至均质统一。而立宪的君主是满是汉，都无所谓，因为君主就是一个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份属何族，对于政治国族并无影响。
杨度像
民族国家和帝国
这两种不同路径的民族观，是帝国在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时普遍发生的一种心理分歧。一战时遭遇解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有类似的表现。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曾试图以帝国疆域和种族为基础，构建所谓的奥斯曼主义；或者以伊斯兰教为基础，构建泛伊斯兰主义；或者以突厥族群为基础，构建泛突厥主义。但这些努力都遭到失败。最后，土耳其通过凯末尔革命，基本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非突厥人地区，也放弃了对其他突厥人地区的精神追求，走世俗化道路，以现实力量所及为限，塑造了现代的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疆域。但是，土耳其人宏大的精神世界追求并未绝迹，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昔日苏联的领土出现权力真空时，“新奥斯曼主义”、“新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再度抬头，一直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局势。
传统帝国之所以被称为帝国，就在于它在统治秩序上形成一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序格局，这样就必然在族群、地域、文化上具有多元性。帝国要想长久存续，仅仅依靠武力的征服和维持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一套超越族群和地域差异的、具有文化或宗教理想性的精神秩序，作为其统治正当性的来源。在传统中国，以儒家天下理想作为基本框架的华夷秩序，就提供了这样的精神秩序，即使是满人统治的清朝，也仍然以此为结构外观。在帝国理想之下，在帝国秩序相对稳定时，民族属性并非十分重要。
但是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观念从欧洲产生，并在法、德两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主流。这对原先的帝国理想和秩序是个极大的冲击。族群、地域、语言等这些简明的身份标志成为民族建构的绝佳材料，广泛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员中来。帝国各部分的差异被愈加放大，分离倾向愈加明显。这样，民族主义思潮不断肢解帝国的躯体，消解帝国的精神。帝国被民族主义大潮裹挟的方式，一般都是战争，要么主动加入战争（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要么被动卷入战争（如大清帝国）。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因热衷于“新奥斯曼主义”而被《经济学人》称为“新时代的苏丹”
面对冲击，帝国也并非无所应对。帝国治下的人们，面对内部的解体危机和外部的严峻形势，表现出普遍的精神焦虑。他们试图寻找能动员和整合帝国全部民众的方法，一般包括政治国族主义（如奥斯曼主义）、泛文化主义（如泛伊斯兰主义）、泛种族主义（如泛突厥主义）等，但本质上都属于新的群体建构。这种建构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往往难以成功。
比如要用新的群体概念去取代原先的帝国精神秩序，其正当性会遭到精神遗老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质疑；新的群体概念要成为不同族群的公共认同，能否令各个族群全心接受，是更加严峻的挑战；新的群体概念可能会超出帝国本土范围，引发周边国家的猜疑。总之，相比本质主义的民族建构，帝国整体的精神重构难度相当之大，往往不得不藉助现有的公共资源（如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就是看重了君主的纽带作用）和政府的强制推动，但很可能仍旧满足不了现实的国内动员需要，而不得不让位给具有强大动员效率的本质民族主义。
新边疆危机和成吉思汗陵
革命派的本质民族主义集中体现为排满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在武昌起义中的旗帜是“十八星旗”，象征汉地十八行省。但到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在意识到革命形势已被江浙的立宪派主导之后，接受了后者“五族共和”的主张。中国的民族理念似乎正式从汉民族主义扩展到以清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主义。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系统阐述其民族理念时，虽承认满蒙藏回等是中国人，但“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可见他仍视少数民族为“外来”族群，他想象的中华民族其实是汉民族中心主义的。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抗战时期。日本军部在对华派输军队的同时，也积极制定了满蒙政策，以裂解中国北方疆土。他们在东北扶持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内蒙古中西部建立了三个傀儡政权，并在1939年将其联合成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野心直指新疆。在文化领域，则通过善邻协会、兴亚义塾等机构，培养精通蒙古、藏传佛教、回教等文化的亲日人才；展开对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的研究，试图在历史叙事上将满蒙回（藏）脱离中原地区，在当地建立亲日的“泛阿尔泰语系国家群”（日语也被认为是阿尔泰语系的一支），支持这些“兄弟族群”进行民族自决。
不止日本，当时许多列强都有自己支持的分离势力。日本支持满洲和内蒙；外蒙早在沙俄时期已经实质脱离，新疆则成为苏联事实上的附庸地区；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对西藏地区虎视眈眈；英、日等国大谈中国西南夷和东南亚缅、泰等人群的同源关系。边疆地区人心浮动，中国面临另一场深重的边境危机。
危机给当时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抗战之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随后藉围剿长征的红军深入西南，而北部边疆则一直处在半放任状态。抗战开始后，急剧变化的军事地理形势，使得西南和西北成为战略大后方，国民政府开始积极推动西北建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和西北也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北部边疆和少数民族至此方才真正由想象进入真实，“五族共和”至此方才从口号变为实践。在学界，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也意识到汉民族主义的巨大问题，积极主张超越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实质概念，他们又不自觉地将其塑造成汉族的某种延伸，比如在叙事上强调“炎黄子孙”，而这未必能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可。
2019年8月25日成吉思汗陵西迁兴隆山8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日本在内蒙古策动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后，兵锋直逼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衣冠冢）。日本打算将成陵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借蒙古族这一至高无上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图腾，更好地控制蒙古地区。护陵的伊克昭盟盟长兼成陵主祭沙克都尔札布在1939年初赶往重庆，向国民政府请求将成陵西迁至安全地带。对此，国共两党均表示欢迎，并专门举行典礼、书写祭词予以祭祀。
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政府收到请求后非常重视，对迁陵路线和沿途护卫予以详细安排。从1939年6月启程，到同年7月1日抵达甘肃兴隆山，成陵西迁持续了一个月，每经过一个城市，都举行盛大的祭祀大典。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印发《中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纪念册，称成吉思汗“其雄才大略可为我中华民族生辉，秦皇汉武唐太宗之后一人而已”。有意思的是，途经黄帝陵时，又以“黄帝为我蒙汉共同之始祖，今日机缘巧合，拟往拜谒”为名，共同拜祭黄帝。到达兴隆山之后，蒋介石亲赴现场，“致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每年都会派人前去祭祀。祭祀时，先用政府所定的祭礼祭祀一番，再用蒙古传统的祭礼祭祀一番。
此次西迁意义重大。首先是对抗战的意义，当时的汉蒙两族都将元朝远征日本的历史比附时事，将成吉思汗塑造为对日作战的先驱，激励两族抗战到底。其次是对民族整合的意义，汉蒙两族共尊成吉思汗，共尊黄帝，还有政府祭礼和蒙古祭礼先后登场，都显示了国民政府试图捏合“中华民族”的概念，主导民族整合的过程。国民政府将成吉思汗上追“秦皇汉武唐太宗”，定位其为“元太祖”，反映出中原史观的根深蒂固。
在成陵西迁队伍经过延安时，共产党也安排了盛大的迎接和祭祀活动，“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之后，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每年春夏两次举行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泽东、朱德都曾主祭。
1939年6月29日毛泽东率各族各界民众祭奠途径延安的成吉思汗灵柩
共产党的祭词中，同样有“中华民族”、“蒙元太祖”这样的从汉族史观出发的中华民族概念，但相比国民政府对汉蒙两族的“撮合”，共产党的祭词则更加承认两族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侵华日军）汉蒙各族，皆眼中钉”、“汉有汉奸、蒙有蒙贼”；还道出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还赋予成吉思汗以世界意义，“蒙元太祖，世界英杰”。所有这些，显示出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右派）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在建国之前，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曾支持少数民族在暴政下的“自决权”，而将国民党塑造成剥削压榨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形象。这是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再结合中国现实所作出的政策选择。
共产党的政策是，国内各族之间应平等、自治，汉族与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下的不同民族（不再强调“是一个”）；同时，又用阶级斗争理论打通民族差异，蒋介石所代表的汉族统治阶级并不代表汉族，而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则领导各族底层劳动人民推翻大汉族统治阶级。于是，各个民族在共同的阶级之下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共同目标便是完成民主革命，推翻统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这样的阶级理论，完全可以拓展至整个世界，使其事业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和可能性。
中华民族的建构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以上所述只是简单的概括。但其中的民族观念演变史，确实构成今天中国民族现状的基础。在阶级观念慢慢淡去的今天，通过何种精神力量去连结并统一起区域自治的各个民族，是对中国民族理论及政策的重大挑战。
*本文改写自施展《枢纽——三千年的中国》
《枢纽：3000年的中国》
作者：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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