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英雄》劇照
《關于伊麗》
《煙花星期三》
《一次别離》
《推銷員》
《美麗城》
《一個英雄》劇照 ◎梅生
伊朗當代電影大師阿斯哈·法哈蒂去年斬獲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的新片《一個英雄》，叙事政策與他以往的代表作品一脈相承：脫胎自伊朗現實語境的故事，起點雖然簡單，不過随着戲劇懸念的接連出現，情節走向變得錯綜複雜，主人公站在道德或情感的十字路口，表現出的無所适從，也在不斷加重。
他鏡頭下的伊朗式困境，盡管由本土的宗教傳統制約群眾身體與行動賦予，卻在全球範圍廣獲觀衆共鳴，道出當下不同種族與信仰的人們，有着相似的生存處境。而與舊作相比，《一個英雄》由于添加了社交媒體的背景，戲劇沖突更具蝴蝶效應，俯拾皆是不可控的元素，人物的困惑與無力跟着進一步超出伊朗的範疇，适用于人類社會。
日常與戲劇
伊朗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之後，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社會結構發生較大改變。藝術家的創作偏好，往往由現實環境與個人經曆共同決定。面對生活中的千瘡百孔，以及較為嚴苛的電影審查制度，自诩更像詩人而非導演的世界電影大師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在《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等佳作中，用紀實與虛構相結合的方式詩意呈現細微事件，讓觀衆看到古老的波斯文明，依舊是伊朗目前社會的光明燈。同時，他借助《如沐愛河》《合法副本》等作品，将關注的人群的範圍，由伊朗孩童擴大至世界各地的成年男女，揭示人類整體的生存現狀。
以虛實融合的手法關照腳下的土地，同時反映人類的共同境遇，也貫穿于莫森·瑪克瑪爾巴夫、賈法·帕納西等伊朗名導的創作。
與這些前輩相比，法哈蒂的多數影片也是立足伊朗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散發着真實動人的光芒，具備普世價值。不過由于法哈蒂大學與碩士念的都是戲劇專業，他喜歡采取帶有一定巧合與離奇色彩的戲劇手段，而非紀錄片式的“客觀”視角再現日常種種，通過對伊朗傳統與現代并存環境的展示，道出社會各個階層尤其城市中産階級的窘境。
他的電影，通常會讓一個身份與片中其他人相比有些特殊的人物，以偶然介入的方式，帶領觀衆走進一處處宛若戲劇舞台的封閉式空間，譬如家庭居所、寺廟、監獄等，讓銀幕之外的我們，不僅窺見從日常生活中生發的事件，如何在空間裡面漸漸失控，也洞悉空間外面的社會土壤的變質情況。
《煙花星期三》裡出身底層，對婚姻充滿憧憬的伊朗女孩，在一戶中産家庭做家政服務時，除了意識到面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也像個觀看了一出沉浸式戲劇的觀衆一樣，見證了婚外情對于該家庭面貌的無情改造。走出看似與她無關的破碎之家，街頭巷尾釋放着危險信号的焰火映入眼簾，社會直覺展現出飄蕩不定的環境，她陷入有關自己未來婚姻走向的思考。
法哈蒂運用戲劇手段最為極緻的例子，當屬他2017年摘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推銷員》。片中，以戲中戲形式貫穿的阿瑟·米勒的劇作《推銷員之死》，和伊朗當下的社會環境以及一對中産夫妻尹麥德與蕾娜的情感起伏，均形成呼應。
影片伊始是勞工搭建《推銷員之死》演出所用舞台的畫面。腳手架上閃爍不停的酒店霓虹招牌，指向懷揣着美國夢常年在外奔波的推銷員威利的日常歸宿。對他而言，燈紅酒綠的天地比居家生活更有吸引力。但腳手架的搖搖晃晃，也在預示将來美國夢的傾塌，威利不僅會失去風塵女子在酒店為他營造的“溫柔鄉”，也會與家中的妻子漸行漸遠。
戲裡講述昔日的美國，轟隆向前的時代列車如何将小人物無情碾壓，戲外并置道出當下的伊朗，個體的生存空間同樣在被無情摧毀。在這部劇中扮演威利與妻子的尹麥德與蕾娜，夜半三更睡眠正酣之時，被巨大的轟鳴聲吵醒，樓下的挖掘機正在動搖他們居住的樓房的根基。他們對于挖掘機的突兀“來訪”，并沒表現出絲毫驚訝，說明此類事情早已屢見不鮮。中産人士基本的生命權利尚且得不到保障，底層人群的生存狀況可見一斑。
随着地基的松動，兩人卧室的牆壁上也出現了裂痕，道出社會與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之間，存在唇亡齒寒的關系。兩人搬到新的住處之後，正在沐浴的蕾娜聽到門鈴聲響以為是丈夫回來毫無警惕地開門、闖入浴室的陌生男人對她施暴等戲劇性時刻的接踵而至，讓他們的情感逐漸由親密走向疏離。
《一個英雄》中雖然沒有對于經典劇作的化用，劇情亦是處處可見戲劇化的筆墨。因欠債入獄的拉辛利用假釋，與女友法爾孔德去金店售賣她在銀行意外撿到的十幾枚金币，想着也許可以償還債權人大約一半的債務，讓債權人撤銷對他的起訴。當發現金币的價值低于預期，店主的簽字筆又寫不出字，他似乎看到了真主的啟示，把金币拿到姐姐家裡，于次日在銀行附近張貼若幹張尋找失主的告示。不久，一位自稱金币擁有者的女士，從姐姐手中取走了它們。拾金不昧的他，被電視台塑造成為“一個英雄”，同時獲得慈善機構的幫助，拿到一個工作機會。
然而丢失金币的女士可能并不存在的傳聞，讓拉辛的公衆形象開始受損。他遍尋這位女士無果，為了得到工作讓法爾孔德假扮失主，事情失去控制。
經書與私欲
法哈蒂以往的作品裡，不乏恪守宗教傳統的信徒。2011年令他名聲大噪，先後斬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等大獎的《一次别離》，女護工面對患有老年癡呆的納德父親的如廁失禁方寸大亂，按照《古蘭經》的教義，她不能觸碰丈夫以外的任何成年男性的身體，但站在人道主義以及護工職業的立場，她應該立刻幫他清洗身體。她給宗教協會打電話，被告知安拉會寬宥她的行為，方才動手把老人清洗幹淨。
《一個英雄》裡盡管缺少經書的影蹤，但是片頭出現的埋葬大流士一世等四位波斯帝王的納什洛斯陵墓，充當的卻是類似《古蘭經》的功用，象征着伊朗根深蒂固的傳統。傳統關聯個人尊嚴、家族顔面、社會禮儀，是好是壞暫且不論，技術勞工對陵墓的盡心修繕，說出時至今日，傳統在伊朗人的生活裡依然占據着重要的位置，左右着他們的行動。
拉辛姐姐便是傳統的忠實守護者。她看到金币之後，讓拉辛以母親的名義發誓，“永遠别做任何讓你和家族蒙羞的事”。她擔心這些金币是拉辛偷竊所得。
不過從結果來看，信徒對于傳統價值觀念的遵守，似乎并不值得。片中的債權人本分老實，與拉辛原本既是合夥人又是連襟。兩人一起做生意時，他為了幫助拉辛，幾乎賠上了全部家當。他把拉辛送進監獄，着實是因生活陷入泥淖。拉辛成為“一個英雄”之後，民間輿論顯露不分青紅皂白的面相，“逼迫”他免除拉辛所欠的大部分債務。
或許正因如此，法哈蒂刻畫的大部分人物，屬于傳統的背離者。《一次别離》中護工的丈夫為了從納德手裡拿到一筆數額不菲的賠償金，不僅把手放在《古蘭經》上撒謊，還要妻子一起違背經書的旨意。《一個英雄》裡的絕大多數人，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隸屬行政機構、公益組織、服務行業的員工的行為，距離經書教人誠實、守信、向善的基本教義也都相距甚遠。
對于拉辛歸還金币的舉動，法爾孔德頗為惱火，銀行的從業人員則悉數流露“這家夥有病”的迷惑表情。拿走金币的女士是位假冒者，她用僞裝騙取了拉辛及其姐姐的信任。拉辛能夠成為“一個英雄”，是監獄負責人化解囚犯自殺風波的結果。為拉辛募捐資金的慈善機構，也把他當作宣傳公益形象的工具，利用他患有語言障礙的兒子，博取公衆的同情。網民在拉辛對債權人大打出手的視訊裡，發現他與“金币失主”原是情侶，開始就看到的所謂真相對他展開輿論譴責，并沒去想帶着拍攝者主觀立場的影像具有片面性。
拉辛本人亦是如此。他決意将金币物歸原主，不是因為真的看到了真主正在考驗其靈魂，而是姐姐的言語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刺激。他在告示上留下監獄的電話而非姐姐或自己的手機号，更是懷着目的。他預想了這件“好事”，會帶給他的世俗榮譽與切身好處。
探究這些人物的言行打破教義的原因，除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更為關鍵的也許是，某些傳統理念對人性構成了無形的壓迫。《一個英雄》開場的遠景鏡頭，巍峨的陵墓與渺小的拉辛形成的鮮明視覺對比，說明了一切。
但反抗傳統并不意味着放棄信仰。法哈蒂與阿巴斯一樣，認為活着的人需要信仰。而提供信仰的源泉，不是帶有虛無色彩的真主或者天父，而是自己的本心。
片中見證拉辛被冒領金币的女士欺騙經過的計程車司機，為了讓這位年輕人能有活路，心甘情願幫他作了僞證。影片臨近尾聲，無路可走的拉辛在監獄從業人員的建議下，答應再度利用兒子的眼淚，以便換取看客們的原諒與同情，挽回個人與家族的社會聲譽，但意識到“表演”會給兒子帶來終生的心理創傷，他擊碎了聽起來完美的計劃。
拉辛最初為了能夠出獄，讓自己成為精于策劃的布局者，最後卻主動做了出局者，心平氣和地走進監獄繼續服刑，不再在乎公衆的情緒會否發生逆轉，事情的真相會否被永遠遮蔽。正是因為内心有了真正的信仰，他走出了法哈蒂電影中常見的困局。
社會與女性
《一個英雄》與法哈蒂以往作品形成關照的，還有他對于伊朗女性命運的追問以及兩性相處模式的反思。
女性運動已在全球範圍取得顯著成效，不過在伊朗等國家任重而道遠。法哈蒂的影片裡，女性的着裝雖然不像律法規定的那般嚴格，她們地位卑微難有話語權，卻是不争的事實。男權社會的語境裡，包括丈夫、父親、兄長、朋友等在内的伊朗男性，站在宗教與道德的高地，因為考慮個人或家庭的顔面無視女性的尊嚴，把她們推到尴尬難堪甚至無法承受的境地，是法哈蒂電影中常見的主題之一。
《推銷員》中的尹麥德在妻子遭到陌生男人的暴力侵襲後，表面上對她關心備至，但因為忌諱她的身體被施暴者與救助她的男鄰居看到，有意與她保持着身體的距離。盡管蕾娜一再哀求他忘記此事，他仍然對施暴者究竟是誰展開秘密調查，并在過程中一次次撕開妻子漸漸痊愈的心理傷口。《美麗城》中一心為死于非命的女兒複仇的父親，在已故的女兒眼裡，也許是個合格的家長，可是他對于腿有殘疾需要及時醫治的繼女、照顧他飲食起居的現妻，态度非常冷漠。
《一個英雄》裡法爾孔德的哥哥，原本因為拉辛有服刑、離異、膝下有子等問題，竭力反對妹妹與他在一起，認為這會嚴重損害家族尊嚴。在報紙上看到拉辛的英雄事迹，他同意了兩人交往。得知拉辛的事情出現大反轉，他又對妹妹大發雷霆。這一過程中，他從來沒有把法爾孔德的感受當一回事，完全不在乎她把拉辛視為唯一的真愛，介意的始終是社會的評價眼光。
伊朗女性面對以婚姻為代表的社會藩籬，除了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還能做些什麼？法哈蒂給出的答案是，哪怕要付出沉重代價，也要主動嘗試沖破。《關于伊麗》裡待嫁的伊麗，以神秘消失的方式，逃離了未來婚姻可能帶給她的壓迫。《美麗城》《煙花星期三》《一次别離》裡的已婚女性都選擇了離婚，其中《一次别離》裡西敏離婚的目的，不單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能夠離開伊朗，讓女兒擁有嶄新的成長環境。
不過正如法哈蒂盡管質疑宗教，卻相信信仰的力量，他并沒有是以全盤否定婚姻與家庭。《煙花星期三》裡雇主的婚姻鬧劇雖令女孩憂心自己的未來，但男友深夜站在街頭吹着冷風接她回家的行為，讓她綻放笑容，對兩人的婚姻重拾信心。《美麗城》裡對丈夫絕望的女人，從闖入她生命裡的陌生男孩身上，看到了異性美好的品質。
顯然，在法哈蒂看來，女性運動不能隻靠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與女性自身的行動，男性的挺身而出也很重要。國家意識、宗教律法、傳統習俗等共同決定的社會氛圍的改變，雖然需要群體合力才能一步步完成，但在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家庭的内部，男性至少可以收起大男子主義，給予女性應有的尊重。家庭内部的兩性關系得到改觀，社會才有改良的希望。
回到《一個英雄》。拉辛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法爾孔德都堅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她與拉辛的兒子一起送他傳回監獄的畫面，側寫出她要與兩人組建三口之家的決心，令觀衆既心酸又感動。結尾拉辛坐在暗處等待辦理入獄手續時，看到出獄的老人與接他的妻子在陽光下開心團聚，則讓觀衆預見了他與法爾孔德的未來。
這些筆觸，包含法哈蒂對于堅守内心信仰的普通人的緻敬，以及他對于兩性關系乃至社會前景的期許。同時，它們流露出法哈蒂作為藝術家，對于這個紛争不斷的世界的善意與柔情，就像他的電影雖然随處可見戲劇性，但對于那些刺激眼球的戲劇化場面，比如《推銷員》裡蕾娜被暴力侵襲的過程、《一個英雄》裡拉辛如何被網絡施暴等，并沒直接展現，而是予以留白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