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現場｜朱明偉：“流動”的“準民族志”寫作

“流動”的“準民族志”寫作

——淡豹小說簡論

□朱明偉

淡豹是文壇新銳。當然，除了新銳作者，她身上還貼有為人熟知的若幹标簽：有着良好人類學背景的學院派、新媒體記者……這些标簽顯示了淡豹的知識結構和問題意識。要而言之，即淡豹的社會問題視野、人類學知識與“民族志/個人志”書寫（何平語）的抱負。淡豹的作者意識因而常欲脹破文本，恨不能親自出場，即席演講。然而淡豹的文學閱讀畢竟足夠結實，尤其是她對世界文學的閱讀經驗，又時時刻刻校準着寫作的實驗性。談論新作者總是冒險的，評論者往往過于傲慢而不自知，不能領會寫作者的深深焦慮，何嘗不是男性中心話語的積習？伊格爾頓在整理英國批評的曆史時，曾設想了一個經典場景：“一位批評家坐下開始研究某個主題或某位作家，忽然他被一組令人困擾的問題給吸引住了：這個研究的意義何在？打算研究給誰看、影響誰、令誰印象深刻？”長久以來，文學批評隻能流轉于文學史家之手，而放棄了對作者、讀者說話。筆者首先啟開作者的口述、訪談，重新讨論關于淡豹寫作的既有共識，嘗試為淡豹的創作個性賦形。

一

正是淡豹的問題意識發明了她的小說形式。淡豹健談。在與編輯家徐晨亮的對談中，淡豹談道：“現實沒有形狀，現實中有随機、無端、武斷、偶然的事件，許多紛繁的線，溢出結構的要素，不連貫的感情，不應該在那兒但偏偏一直在那兒的事物。”[1]受過相當完整學術訓練的作者帶有明顯的個案思維，更關心現實的偶然性。也是是以，作者無意于設定寓言結構和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傾心于更加具體、流動的文體形式。批評化地說，即以社會議題為題材，以親密關系為系列個案，以小說為社會文化專欄。她倦于從那些具體的情感中提煉出普遍性，卻在意現實事件的偶然性（特殊性）。淡豹所擇取的現實經驗盡可能流動而敞開，她的小說是流動的、不拘一格的。

談論淡豹的知識結構，是為了了解其問題意識的來源。就題材而言，淡豹的寫作一般取材于最具有公共性的社會議題。以淡豹在文學期刊上次第發表的近作為例，《女兒》關乎親密關系，《養生》關于養老話題，《山河》牽連代際、性别與生育問題，《父母》則聚焦于失獨家庭創傷的療愈。隻看小說題目，自然是抽象甚至笨拙的，隻是一組社會關系的名詞（《山河》好像稍微好些？）。但若隻存此想，可能并不體貼作者。我更願意認為，作者拟定的這些題目，是渾欲直抒胸臆：她企圖以“社會關系/親密關系”為系列小說的主題。

有批評家認為，小說就是一種“關系”的叙事（洪治綱語）。洪治綱先生認為，小說中的“關系”不僅是表面上的叙事技術問題，“關系”所指系倫理，倫理背後則是思想。一位脫胎于社會學訓練的作者會如何了解小說中的“關系”？

淡豹所關心的顯然是最基本的親密關系。《女兒》寫一個中年男人分手多年以後對前女友的酒後追憶，男女關系到同居為止。《養生》則是一位發達國家養老機構工作者自述行藏與旁觀他人生活的碎碎念，并未定格于某一具體的關系，而全是關于關系的個人意見。由此觀之，淡豹的寫作并未設限于關系一種，而在于探索關系外延的動機、情感、觀念。即使是在格外意識流的作品《女兒》中，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小說情節本身，而是叙述者密密匝匝的分析、議論。小說通篇以自由間接引語來寫男主人公心事，而隐含作者的女性主義立場又從議論中時時跳出，這構成了小說叙事的雙重自反：主人公對既往戀情的檢討，與叙述者對主人公追憶行為的反思。在小說叙述的中段，作者不吝敷衍出連篇累牍來表達對悼亡叙事（悼亡詩、悼亡散文）的嘲諷。若單獨摘出來，這簡直不遜是一篇使人拍案的抨擊男權社會的文化随筆。你看，作者說了，“悼亡是真正的男人的文體”。但須知，醉漢哪得如此驚警言語？從隐含作者大發議論回到叙述者的重溫鴛夢，這段文字脫節而散落，反諷效果略顯倉促，而精彩之處在于觀念。畢竟在熟門熟路的文學課堂上，難見對悼亡作品的如此洞見，即便它隻是生發于女性主義立場的洞見。你可以埋怨《女兒》不夠精緻，但沒有立場的叙述是否是更加嚴重的平庸？小說中的議論看似拙筆，又别有洞天。

作者的問題意識錯綜而具體，于是文無定法，随物賦形。短篇《養生》的文體又是一變，回到樸素平實的第一人稱叙述，内容由叙述者的生活片段構成。在第一節中“我”還在嘲諷養老機構的經營狀況，第二節是日常工作中的思緒斷片，第三節又忽然贅述年邁中的父母……生活在異國，令“我”收獲了更加豐富的世界經驗，也為反觀國内往事戴上了新的濾鏡。叙述騰挪于當下和過去，又輾轉于北京與美國。如果說作品有什麼主腦，應是叙述者關于家庭的情感位移。在小說最後一節，“我”在機場與一個家庭邂逅，感受到孩子的可愛。“這是一個非凡的時刻。”這是一個美妙的家庭場景。

同樣是家庭題材，作者發表在《花城》“花城關注”欄目的《旅行家》則選擇了一個旅行狀态中的“世界式家庭”（何平語）。《旅行家》由一系列日常生活場景的叙述組成。小說中既有婚姻，父女關系，也有更加綜合的家庭關系、代際關系。《養生》《旅行家》共享了相似的叙事結構，以一位世界公民作為第一人稱叙述者，展示其全球旅行的生活場景、意識流下的個人經驗與分析中的特定人群（老人、學者）。我認為這是淡豹最具有開創性與辨識度的一組短篇，其叙述充分顯露了作者的分析才能，并且為當下漢語寫作貢獻了世界公民這一新穎角色。這是标準的流動經驗/世界經驗的民族志書寫，完全配得上成為人類學調查的文學樣本。

二

我不能掠美——何平先生早已觀察到淡豹小說的分析性特征來自民族志的影響。這遠比作者自述中的波拉尼奧、伯恩哈德、穆齊爾、托爾斯泰、簡·奧斯汀們更為接近淡豹小說的個性。如淡豹坦承，虛構的素材主要源于自己通過新媒體甚至社交網絡所進行的“田野調查”：

我經常刷微網誌，經常會看看不同年齡段，不同處境，不同地域的人都在幹嘛，都在想什麼。我會“悄悄關注”一些賬号，各種地方生活着的市民，比如說我關注了一個在中原某省省會每天下午都去放風筝的老人，他就在微網誌上記他放風筝的事，怎樣坐車、怎樣事先串通的人子幫他下載下傳新的共享單車程式。他還記他做菜、搬家、請客、裝修，記他們城市的變化。我就對應着去看那個城市的公交線路，還有樓盤情況。我還關注了成都的一個媽媽，她寫家庭生活和他兒子的成長。這些都是普通人的賬号，沒啥人看的。我像窺私癖一樣看幾年，好像參與了很多人的人生。這也是我這些年想寫小說，給自己的一個自我訓練。我不太擅長采訪或者去一個地方采風，就找一些辦法和跟我生活距離比較遙遠的人保持一點聯系。我在小說裡寫的人有城市上班族、有小姑娘、有老人、有道士，也是試着寫和自己的實際生活稍有距離、但以各種方式漸漸熟悉的人。[2]

由此觀之，淡豹所謂的“田野調查”隻是普普通通的生活觀察，并且時刻發生在當代“低頭族”的身上。淡豹“調查”的也隻是平凡人的生活狀态與細節。我同意何平先生的判斷，畢竟大部分作者的生活經驗着實狹隘，依靠間接經驗本不足為奇。但即使加上了引号，這樣的觀察離标準的田野調查也過于遙遠，充其量隻是“拟田野調查”和“準民族志”訓練。民族志最本質的特點在于對習俗、文化的描寫，這幾乎也是大部分現實主義小說的特征，巴爾紮克便曾為自己的小說取名《風俗研究》，以民族志體裁視之，豈不是一本《19世紀法蘭西民族志》？淡豹對媒介資訊的了解應有人類學、民族志的知識、方法架構，但其虛構才能與創作個性也不應被忽視。

民族志與小說文體之間的差異，在于除了描寫與叙述的任務，另有解釋的目标。也即人類學家格爾茨所論，那些在“限定情景中長期的、主要是（盡管并非無一例外）定性的、高度參與性的、幾乎過于詳盡的田野研究所産生的材料”才能使社會科學概念具有可感覺的實在性，并且能“用它們來進行創造性和想象性思考”。[3]誠然，淡豹的寫作素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新媒體資訊的收集和消化，屬于拟田野調查和準民族志書寫，但作者詩有别才：善于從較小情境中歸納出當代風俗,為代表性群體的行為賦予心了解釋。這是屬于淡豹的個人才能。

《旅行家》的第一節中，丈夫發現了妻子在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客廳安裝的攝像頭，預設了親密關系中的監控行為。到了短篇的結局，他像一位作家一樣分析眼中的年輕人：“我想象這個年輕人是建築勞工，下班後自己在家看電視，喝啤酒，有幾位來自中學時代的朋友，傍晚一起投籃。我想象他不需要家庭，這座房子也不是為家庭而設的，它與求婚沒有關系。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獨自一人。”首尾兩個情境，也是現代親密關系的典型樣本。小說《養生》結束于女主人公擁抱孩子的場景：“小孩軟得令人心碎，蜷伏在懷中時攜帶着徹底的信任和誠摯的給予，柔軟又強硬又下定決心，貼着頭皮的滿腦袋蜂蜜褐色的卷曲頭發散出一種亂哄哄的芳香，夾雜一點微臭的汗味。寶寶寶寶。我屏住呼吸，感覺自己和她一起漂浮在空氣中。”我毫不懷疑這一場景所具備的象征意義。縱使養老機構的許諾虛僞，快餐愛情的氛圍自由，總不及家庭、子女能給人安慰。這一普通人朝向“美滿”的情感運動，是生命政治無法抵達的人類經驗。

淡豹對希拉裡·曼特爾的激賞同樣适用于介紹她的創作旨趣：“她的特别之處在于，她作品背後那個隐形的觀察者總能看到不連貫的、偶然的事物，不是像許多擅長曆史小說和社會世情的作家那樣愛好“歸納”，硬讓各種細節和層次服從于一個巨大的世界觀。另外，她在句子基礎上寫作。有些作家在段落基礎上寫作、在小節基礎上寫作，也有些作家在場景基礎上寫作或者在故事基礎上寫作。”[4]淡豹即熱衷于以意識流技巧寫日常場景流動中的人物經驗，小節與場景是小說文本的最小單元。對希拉裡·曼特爾的閱讀顯然刺激到了淡豹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知識結構，她了解世界的方式本不受堅固世界觀的宰制，而是親近較小情境内蘊的樣本意義。

三

我曾出于好奇，在豆瓣網站上浏覽淡豹短篇小說集《美滿》的短評，數量十分龐大，酷評亦驚人。試枚舉幾例。有讀者批評淡豹的語言是翻譯腔，有讀者批評小說仿佛流行的自媒體寫作，也有讀者認為淡豹的小說情節性差。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沒有讀者的文學活動當然從不存在。但這些刺目的“缺點”，似乎遠不如淡豹作品的“貢獻”更加豐富。如果說淡豹的語言有翻譯腔，那麼也意味着語言的可譯性高，是流通價值更高的世界語寫作。至于像自媒體寫作，恐怕是因為作者确實是以小說為專欄。若論小說缺乏情節，那不是現代主義小說誕生以來的特點之一嗎？淡豹是思想型作家，小說創作的得失俱系之。就淡豹的一些短篇而言，其語言完全比對得上小說人物的聲口，我不認為對那些作者語言的批評成立。

我不完全認同将淡豹置于女性寫作的流派之中讨論。淡豹出道于新女性寫作潮流，《女兒》《山河》《亂世佳人》具有相當的性别意識。淡豹寫公共議題，《山河》是當下寫作少有的對非婚生子現象的介入與對生育問題的探讨。《父母》是我視野之内第一篇試圖體貼失獨家庭的虛構作品。《亂世佳人》《海和海綿體》則拓展了當下文學對老年人群的書寫現狀。淡豹是女作家，但同時也是女性視角束縛不住的作家。

正如艾略特所論，詩人不可能不面對傳統以及自身的譜系與曆史意識。談論淡豹，文本和理論都隻能是言語般的媒體，更需要将淡豹的小說置于文學史的譜系之中予以檢討。隻有如此，作家的個人才能才不至于無所附麗，而隻是以小說為專欄的“當時體”。若将淡豹的創作置于思潮流派的脈絡裡，其起源自然是濫觞于“五四”時期、複蘇于1980年代的社會問題小說。另外，淡豹小說中亦有相當的學院知識分子形象，而作者也以“準民族志”的方式分析現實樣本，這又是《儒林外史》《孽海花》以降的學者小說魂兮歸來。既然日常生活流動不居，那麼小說形式也隻好任意賦形。淡豹正是企圖用“準民族志”這一流動無形的文體來叙寫最具公共性的社會議題。如前文所述，需要承認淡豹的寫作還是帶有先設的社科思維與新媒體意識，或是是以，小說語言密度極大，但情節空間有限。

詹姆斯·伍德有言：“小說至今不能把握生活的全部範疇。”（《小說機杼》）淡豹的準民族志書寫已為短篇小說的博物館添置了數量足夠的樣本，不過也尚未窮盡管中窺豹的目力。淡豹創作的問題在于，這些樣本是否足夠支撐起一部個人民族志的雄心？那些細微情境中的情感、動機、認識，縱然是精心編纂，能否經過讀者漫長的檢閱，轉化為集體的文學記憶？淡豹的“民族志”專欄才剛剛開辟，不妨繼續連載。

注釋：

[1]甯肯、張楚、淡豹、宋阿曼、徐晨亮：《短篇小說如何思考》，《時代文學》2021年第3期。

[3]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4]甯肯、張楚、淡豹、宋阿曼、徐晨亮：《短篇小說如何思考》，《時代文學》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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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 吳佳燕 熊夢柔

▲朱明偉|

朱明偉，安徽合肥人，文學學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暫從事新時期文學史研究，學術論文與文學評論散見期刊。或被《新華文摘》（網絡版）、中國人民大學影印報刊資料等刊物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