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女性主體通過女性的文本表達逐漸迫近“曆史地表”，而女性表達作為文學漢語實踐的一部分，和近代文學漢語的轉型一起經曆着起伏變化。一方面，詞彙、文法和作文觀念的變遷為女性觀念的更疊和文本表達提供了關鍵線索；另一方面，作為啟蒙對象的女性在漢語轉型中的文學實踐和話語方式，不僅呼應了文學漢語的變遷，也反映了性别主體在國族和語言中自我調适的過程。借用文貴良教授的定義，所謂“文學漢語”，即一種文學與語言的連接配接，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文言和白話、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互動和嬗變，納入到清末民初文學的解讀中。與傳統的閨閣唱和以及五四之後的白話寫作相比，這一時期的女性書寫傳遞出的除了激進決絕，更多的還是進退維谷。而白話報章，就是一扇考察過渡時代中國女性意識和性别書寫的視窗。
作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幹将，胡适雖然竭力将五四白話文運動和晚清白話文運動分割開，但也不止一次地回憶起自己編輯晚清白話報刊《競業旬報》的經曆，“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于未受教育的群眾，系以白話刊行”，“我做白話文字，起于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胡适提到的“半部章回小說”，就是白話寫就的《真如島》，其中已包含了批判早婚的内容。據陳萬雄統計，清末最後十年出現的白話報有149種，還不包括淺說畫報和一些文白兼采的報紙；而根據蔡樂蘇的考證，清末民初的白話報刊多達170餘種；胡全章教授則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得出清末最後十年創辦的白話報有257種。在這些數量龐大的晚清報刊中，胡适的例子隻是滄海一粟罷了。這些報紙聯結起各地的學人，試圖為救亡圖存的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随之形成聲勢浩大的晚清白話文運動。大量晚清白話報以地域為名創刊，《無錫白話報》《甯波白話報》《杭州白話報》《蕪湖白話報》《湖南白話報》《湖北白話報》《江西白話報》《山西白話報》《廣州白話報》《福建白話報》《滇話》《京話日報》《天津白話報》《河北白話報》《河南白話演說報》《山東白話報》《吉林白話報》、《西藏白話報》《伊犁白話報》等等，幾乎遍布整個中國。其中一些白話報雖然在國外創刊，如《滇話》在日本東京創辦，但是從主辦者籍貫、欄目設定和報章用語來看，都有着濃重的地域色彩。這些以不同地方命名的白話報，希望從創辦人熟悉的某地風土民情着手，用白話宣傳新知，有針對性地移風易俗。
《無錫白話報》， 1898年第1期
1898年是一個“多事之秋”，除了震動清廷的“戊戌變法”，報界和文壇波瀾起伏的文論風潮，無一不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動。無數知識分子投入到“啟蒙愚下，開通民智”的辦報事業中，在清末民初浩如煙海的報紙雜志裡，白話報刊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各種新舊思潮的發酵和萌芽極不穩定，充滿了偶然性，為了“啟蒙愚下”創辦的各類白話報刊以及刊登在各大報刊上的白話篇章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催醒了現代女性意識、塑造“新女性”形象。同樣是在1898年，《無錫白話報》（後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5月11日在無錫創刊，7月24日《女學報》在上海創辦。兩份報紙與女性白話實踐和女學勃興直接相關。《無錫白話報》的主編雖然是裘廷梁，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主筆是其侄女裘毓芳。作為晚清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的報章内容呈現出文白轉型間的紛繁景象，裘毓芳在女教規約中欲言又止，其《〈女誡〉注釋》《孟子年譜》等白話實踐成為晚清女性意識萌芽的一個縮影。而《女學報》作為中國女學會的會刊，其辦報宗旨即是興女學、複女權，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主要的供稿人包括康同薇、薛紹徽、沈和卿、裘毓芳、李慧仙、潘璇、蔣畹芳等人，僅創刊号所列主筆就多達18人。女性在報刊上的白話實踐成為晚清白話報章的有機組成部分。
白話報章對各類事關女性的報道不計其數，其中包括——第一，對女子學堂的開辦、招生、授課的消息，《安徽白話報》《國民白話日報》《杭州白話報》《紹興白話報》《吉林白話報》《直隸白話報》等數量可觀的白話報都屢次給予報道，其中有的是“本省（本埠）新聞”，有的是“國内新聞”，登載女校章程，還有的用白話演繹日本或者歐美的女學事迹，以宣揚辦報者對女學的主張，比如《直隸白話報》的《日日新室雜錄》；第二，關于女學和晚清社會的複雜關聯，論争的内容從學堂、課本、學生生發開去，對女學生的關注往往兼及對晚清社會女性的一般化讨論，也就是對整個社會性别觀念的重新改造。比如《天津白話報》所登的妓女冒充女學生的社會新聞、張丹斧在《競業旬報》上刊登的諷刺小曲等等；也有圍繞女性的一系列社會現象的讨論，比如女性品德修為、放足、自由結婚等等，如《中國白話報》連載的《國民意見書》專設一期讨論“女子社會”、《安徽俗話報》連載的社論《惡俗篇》和《再論婚姻》、《杭州白話報》連載的社論《議婚新約》等等；第三，号召女性争取自身權益、積極入學、自力更生的倡議，更偏向公權力話語，比如《國民白話報》連載的長篇社論《論女子宜恢複女權》、《廣東白話報》刊登的演說文《叫醒女同胞》等等。這些白話報章或以社論時評、新聞報道的方式聚焦女學，或以詩歌、戲曲、小說等文學形式宣傳新女性，同時與晚清其他與女性相關的白話作品形成呼應。總之，相關的晚清白話報章以女性意識萌芽為中心形成了一張密集的傳播網絡。晚清白話報章的大學營固然是大大小小的白話報，但與此同時許多文俗并重的報刊也會開設諸如“講壇”“演壇”“演說”這樣的欄目，專門登載用白話文或者淺近文言撰寫的文章。這類文章多為白話演說文，即以白話文的形式撰寫的演說稿，可以說是用一種模拟口語的通俗書面語記錄，供人閱覽或是供講報人發揮。作者行文時想象自己就是虛拟的講報人，比如《女子世界》《中國女報》《中國新女界雜志》上的“演壇”類欄目。還有一些登載在文言報紙上宣傳女學、反對纏足、鼓勵女工的白話歌謠，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比如《中西教會報》上的放腳歌、《複報》上登載的勸學歌、《女子世界》上的唱歌集等。這部分登載在文言報刊上的白話報章雖然分散各處，但數量十分可觀。
《白話》，1904年第1期，為秋瑾創辦
早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前，黃遵憲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陳榮衮的“講話無所謂雅俗也”（《俗話說》）、裘廷梁的“崇白話而廢文言”（《論白話為維新之本》）等都先後提出了言文一緻的主張。誠然，正如周作人指出的那樣，當時的白話和文言，分别為“聽差”和“老爺”所用，許多白話帶着濃重的八股氣息。即便是黃遵憲等白話文的先驅，其宣揚白話之作也多用古詩和文言文寫就。但從客觀效果來看，晚清白話文運動的白話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不僅催生了白話文的作者和讀者，推廣了白話教學，影響了中國文學的轉型程序，也為西風東漸之時中國人性别意識的嬗變提供了土壤。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不僅是白話寫作的積極實踐者，在理論倡導方面，也不是一味地亦步亦趨。根據夏曉虹教授的考證，1898年7月24日的上海《女學報》創刊号上，潘璇所作的《上海〈女學報〉緣起》一文中，已經對文言二分有所辨析，并提出了用白話揣摩實學的觀點，比裘廷梁提出“白話為維新之本”早了一個多月，而後者的侄女裘毓芳也參與了《女學報》的撰稿，潘璇的觀點很有可能影響了裘廷梁。晚清白話文運動和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合為一脈，雖在字裡行間與五四女性意識的鮮明和決絕不同，但這一時段的女性表達自有其韌勁和耐力。
文學漢語轉型中的女性表達，不僅展現在語體、詞彙、文法結構等文本實踐的變化上，還展現在作文立意和行文觀念的革新上，是性别主體建構的重要環節。近距離考察白話報章語料隻言片語中的文學修辭對話語實踐的“規訓”，以及女性在文學表達中的“延宕”與“突圍”，都可以豐富、細化現代性别主體研究。同時，晚清至五四的文學語言與現代性的追求内在相關，語言與救亡、啟蒙、富強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關系鍊。而這個過程中女性意識蘇醒和成熟與語言變革和民族危機緊密相關，現代性别主體的凸顯始終與語言主體、民族主體的誕生相伴相随。
從晚清白話文運動到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近20年間，随着漢語拼音運動的深入，各種“言文一緻”“統一語言”的嘗試展現在文白轉型的曆史起伏中。一批晚清學人試圖通過語言文字改革推行大衆啟蒙。清末民初文學漢語的轉型，伴随着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中西文化的“差異”大部分情況下被歸為“差距”，中國語言文字的“弱點”成為國人“知恥而後勇”中的“恥感”所在。漢字筆畫繁難，學習記誦都不及拼音文字省便；漢字讀音未統一，加上各地方言的阻礙，漢語的傳播隻能依靠文言；作為成熟的書面語系統，文言文傳播能力有限，對于新學理的吸收又存在障礙。言文二分的情況下，群眾的教育啟蒙處處受限，人心一盤散沙，便無法培養“新國民”，更無法抵禦外侮。在這樣的推演下，語言文字的問題最終成為強國保種的問題。白話地位的崛起，不僅是一個文化事件，也是現代化程序中國人幾經取舍後的政治行為。在白話文運動和漢語拼音化運動的兩條線索中，對于白話的推崇和錘煉，對于口頭語的二次加工，對于方言詞彙的創造性運用，成為連接配接文學語言和女性的關節點。對當時的女性而言，一方面清政府直到1907年才将女學納入官方學制，另一方面包含女子教育、女性啟蒙等諸多社會議題在内的女性話語實踐早已屢屢見諸報端，而教會女學更是在19世紀40年代就已開始。在語言文化和性别意識的雙重視野中，新語彙與新文體、傾向口頭語的表達政策和學制規約下的性别指稱三者互相交織，将宏觀的家國論述細化到具體而微的字裡行間：
第一，女性啟蒙視野下的清末新語彙與新文體。“女權”“女性”“女學生”等新名詞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成為時人熱議的關鍵詞，其含義随着小說、歌謠、時調等不同文學形式的演繹而實作了本土化，成為女性啟蒙不可或缺的部分。引入與女性相關的新名詞的過程，是一個譯介和學理化的過程；而各類文學樣式轉型過程中對這些新名詞的借用，是一種啟蒙和通俗化的過程。兩種過程中各類新詞意義的耦合和錯位，反映出不同群體對于“新女性”的期待。
第二，方言、口頭語、白話與女性表達政策。無論是面向女性的政論文和演說文，還是學堂樂歌、小說等，通過方言和口頭語的書面直錄，以增加語義間隔，軟化語氣，拉近和想象讀者的距離。口頭語和方言的直接書面記錄，如吳語的“笃”“個”等，粵語的“喇”“唔”“係”等，使初期白話文學的形式更為生動活潑。但女性叙述者的口語化對白在不同的作品中各不相同，有時書面語甚至文言成分顯著增加，此時的女性尚不能舍棄“文言”及其背後的話語權威。
第三，女學學制和女教規約影響下的女性文本指稱。以女性為叙述者的作品，和以女性議題為叙述對象的文本，對“我”和“她”使用不同的指代詞，如“婦（人）”“女子”“姊妹”等，折射了近代以來傳統女教和西化女學之間的沖突、過渡與融合，并在指稱轉換的過程中逐漸确立性别主體。清末民初女學涉及的教材内容和寫作範式，與女性文本實踐中“婦孺”“姊妹”與“我（們）”等單複數形式的指稱互有關聯。在“集體/個人”“國/家”宣傳中覺醒的中國女性，在作文過程中亦經曆了詞句、體裁、觀念的變化。
包腳受辱圖 ，《安徽俗話報》，1904年第13期
需要明确的是，讨論女性的寫作，尤其是在寫作語言從文言向白話轉變的過程中，性别身份的對立不能簡單地和文言白話的對立進行聯系。如果不能結合文學生産的現場進行語境還原，便不能解釋部分女性發聲者在白話創作中如何延續了文言的“話語權威”，也不能解釋男性用女性筆名、模仿女性的口吻進行白話創作、号召女性團結的現象。但是，既然有模仿女性口吻寫作的嘗試，就意味着至少存在女性行文風格的範式，這種範式不是需要打破的性别偏見，而是一種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下女性用語的特質。關于語言和性别差異之間的關聯，語言學界的諸多探讨頗具啟發性。早在1922年，奧托·傑斯珀森（Otto Jespersen）在其語言學論著《語言的本質、發展及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中就已專章論述女性語言的特質，從語言禁忌、詞彙選擇、文法和句式等方面對兩性的語言習慣做了簡單的比較。但由于時代的局限，作者未能提供較為系統的資料支撐，而是更多從人類學角度分析差異産生的原因。傑斯珀森的觀點屬于典型的“缺陷論”，即認為女性因為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且大部分沒有走出家門，也沒有從事家庭之外的勞動生産，她們的語言較之男性的，是一種有缺陷的低層次版本。随着語言學的發展，加上西方女性運動的影響，1960年代開始對于語言和性别差異的論述又先後産生兩個觀點，即“支配論”和“差異論”，前者如羅賓·雷考夫（Robin Lakoff）的著作《語言與婦女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1975）認為男女語言差異是社會中性别不平等的映射，後者則從9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以艾莉絲·弗裡德（Alice R Freed）為代表的學者開始修正“缺陷論”和“支配論”中對于男女兩性的不恰當論述。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将女性視為被動的角色，“差異論”者認為兩性語言各有特質，沒有孰高孰低之分，都是平等的個體。不難發現，西方對于性别和語言互相關系的研究随着西方女性自我認知的不斷深化而更新。其中涉及的觀點雖然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曆史土壤中，但是其中對女性教育、階層、口頭語和書面語以及話語權力的讨論，對于回顧、分析近代中國女性創作語言的轉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西風東漸的過程中，中國女性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她們的“發聲”先要經過與女教規約的互相“撕扯”，而女教規約又因為西方教育體系對中國女子教育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過渡時代關涉性别的要素，都不再是“常量”。是以，需要充分考慮中西女性文本實踐、性别主體生成和女權運動程序的差異性，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碰撞交織中牢牢把握近代中國語言文字觀念沿革的主要線索，這樣才可以通過縱橫向的比較建立起文學漢語、女性表達、國家民族的三維立體結構，如同在文學生産場域無處不在的“變量”角力場中找到一條準繩。
（本文部分内容來自作者于4月6日為香港孔子學院及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所作的線上講座“清末民初文白轉型中的女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