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的聖都

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據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牛河梁遺址處于紅山文化分布區的中心部位。牛河梁遺址及其臨界地區是紅山文化積石冢分布最為密集也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出土玉器最為豐富的中心區域。牛河梁遺址是紅山人遠離生活住地而專門營建的獨立廟宇、廟區和陵墓區。

對此，學界多有争議。牛河梁遺址在紅山文化中該如何定位？在中華文明史上又居于何種地位？筆者認為，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的“聖都”，大陸都城體系中的聖都起源可追溯至此。

聖都溯源

“聖都”的概念是由董作賓最先提出的。張光直在此基礎上光大其說，認為三代時期都有一個永恒不變的“聖都”，也都有屢次遷徙的“俗都”。聖都是先朝宗廟的永恒基地，俗都卻主要是王的政治、經濟、軍事的上司中心。潘明娟等進一步對先秦時期的聖都制度進行論述，認為聖都的設定是對主都政治、經濟、軍事等功能的有力補充；聖都是祖先發迹的地方，是祭祀性都城，始終保持“祀儀上的崇高地位”。

筆者認為，三代時期确實存在一個聖都體系，且對後世産生了極大影響。潘明娟從岐周是先王發迹的地方、岐周是西周時期重要的祭祀中心這兩方面，論證了岐周在西周都城體系中具有的聖都地位。同時，潘明娟還系統論述了秦國的聖都西垂和雍、晉國的聖都曲沃及其形成過程。常璐在董作賓、張光直的商王朝聖都“商”的基礎上，提出商王朝的始都都城——亳是商族的另一種“聖都”。

聖都的形成與發展既不是線性的，路徑也不完全一緻。如西周時期的聖都岐周，筆者認同潘明娟的論證。但在更早期階段的商代，如商代中晚期，商王朝的始都都城亳具有聖都意義；而董作賓、張光直的商王朝聖都“商”，如果存在，則可能主要具有供奉商人先祖宗廟的祭祀中心的作用。發展至春秋戰國時期，才逐漸形成了具有綜合意義的聖都。

據筆者觀察，三代時期存在俗都向聖都的轉化這一過程，但要追溯聖都的淵源，從現有資料看，應該就是紅山文化的牛河梁遺址。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的聖地，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其在紅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祀儀上的崇高地位”，與西周時期的聖都岐周具有同樣的地位和作用。

祭祀中心

牛河梁遺址是在山梁範圍的50平方公裡左右發現的遺址點，1983年發掘調查時有16處，2010年文物普查時新發現27處，共計43處。這些遺址點是時代大緻平行、各自獨立形成的。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是一處包括女神廟、廟北的山台和山台北側的“廟址”在内的規模較大的一組建築群。有學者複原了女神廟的人像碎片，共計6尊女性個體，中間一尊的尺寸最大，故女神廟具有圍繞主神的多神崇拜内容。女神廟還有若幹動物塑像，能夠辨識出來的包括熊和鷹兩種。祭祀的對象以女神為主，動物神應處于從屬地位。女神廟内的動物塑像應該是動物圖騰，不排除是氏族的保護神和族徽的可能性。在西方的神廟内，動物神是一種常見的元素。

■牛河梁女神廟遺址 作者/供圖

關于牛河梁女神廟的性質，學術界雖然還存在不同的認識，但一般認為，這是祭祀女性主神并圍繞主神的分層次的祖先偶像群，尺寸最大的女神塑像應該就是紅山文化牛河梁時期的共同祖先，也即始祖。或者正如蘇秉琦所說，牛河梁女神廟内的女神是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祖”。故田廣林提出，衆神濟濟的牛河梁女神廟就是最早形态的宗廟。

在女神廟以北、山台北側的廟址發現有3處建築址，分别編号為N1J2、N1J3和N1J4。其中，N1J3和N1J4應該是具有祭祀功能的廟台的附屬建築。N1J2由3個山台組合而成，山台呈“品”字形分布，山台有人工砌築的石牆。其中，在北山台的北緣既有大片紅燒土堆積，又有泥塑人像的手臂、耳和仿木建築構件殘塊。

《禮記·大傳》載：“禮，不王不禘。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孫希旦《集解》引趙匡語曰：“禘者，帝王既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根據發現的情況，結合N1J2的位置，筆者認為，N1J2應該是另外一處廟址，這處廟址應為上廟。對應女神廟的女性始祖，上廟供奉的應是紅山文化的近世男性先祖，這既和牛河梁中心大墓均為成年男性相對應，也與紅山文化該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應。

研究表明，牛河梁遺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點的四處積石冢群的中心大墓的墓主人是生前具有王者身份、死後受到隆重祭祀的男性近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有一男女合葬墓，應為夫婦，雖是孤例，但标志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現和私有制的産生。這表明紅山文化在牛河梁階段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牛河梁遺址“廟台”處于山梁的主梁最高處，“冢壇”分布于“廟台”四周，也都處于各個山梁的梁脊處，形成以祭祀、供奉紅山文化的始祖——女神廟和祭祀、供奉紅山文化的近世男性祖神——上廟為中心，以埋葬、祭祀紅山文化的祖先神——積石冢和祭壇這種“冢壇”圍繞四周的總體布局，無不展現出祖先崇拜的核心内涵。

有學者認為，廟台組合與冢壇組合分别反映“遠祖與近親”的關系，女神廟與各祭祀地點則為“共祖與個祖”的差別。田廣林認為，牛河梁遺址的“廟”“冢”“壇”是5000多年前紅山文化具有原始王陵和禘祭祖廟性質的崇祖中心。紅山文化先民耗費如此巨大的資源營建規模如此宏大的禮儀中心，就是要借助這種崇祖的方式，達到團結部族、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正如學界一般認為的那樣，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遺址，是其崇祖的聖地。

都邑地位

2014年，在牛河梁遺址42.5平方公裡的範圍内，除原有的16處禮儀建築之外，考古調查新發現6處禮儀建築，兩者合計達22處，即平均不到2平方公裡就有一處禮儀建築。此外，還在40多個采集機關中發現有筒形器殘片，意味着可能存在更多的禮儀建築或積石冢。如此看來，該區域内的禮儀建築密度極高。在調查區的東北部發現一座積石冢，四周分布着規模較小的紅山文化的日常生活遺存。在調查區的西北部則發現一處由多個采集機關組成、規模較大的紅山文化日常生活遺存區。其中間區域沒有發現積石冢，隻在其周邊的東北部、南部和北部發現兩座小型積石冢和筒形器殘片。據此，調查者推測，這片區域的布局模式是生活區居中、周邊圍繞着小型的禮儀建築。這一發現的意義極大。

■牛河梁遺址全景 作者/供圖

紅山文化廣泛分布于遼西文化區，核心區集中在内蒙古的赤峰地區和遼甯的朝陽地區，其邊界北過西拉木倫河，東到下遼河西岸，南至渤海之濱，西達河北圍場，面積約15萬平方公裡。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紅山文化遺址多達近千處，其中可稱得上特大型聚落的遺址面積可達2—3平方公裡，但數量寥寥；面積在5萬平方米以下的小型遺址數量最多；面積在5萬—100萬平方米的大中型遺址數量居中，三者數量呈現金字塔式的關系。

我們原先在讨論牛河梁遺址性質的時候，特别注重其神聖性，是以讨論的重點主要是壇、廟、冢這類遺存。實際上，作為一個規模如此之大、規格如此之高的最高層級的聚落，沒有日常的管理和維護是不可想象的。2014年的這次系統調查就解開了這個謎團。牛河梁遺址的西北部是一個規模較大的遺址，其布局是生活區居中、周邊圍繞着小型的禮儀建築。除此之外，在牛河梁遺址的東北角，還分布着一個規模稍小的遺址。如此就構成了一處相對完整的大型聚落。牛河梁遺址的西北部，可能是紅山文化最高等級的巫觋集團日常議事、接待進入聖地的朝聖者和生活的地方。而牛河梁遺址東北角，應該是服務于該巫觋集團的紅山文化平民日常居住地。牛河梁遺址的生活供給可能均來源于遺址以外的進貢。

牛河梁遺址内至今沒有發現城牆一類的防禦設施。但郭大順認為，這是一個神權至上、“有祀無戎”的時代，處于這一時代頂峰的牛河梁遺址，是一個不設防的都邑。筆者認為其論甚是。《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規模宏大的牛河梁遺址不僅設廟供奉遠祖，更設廟供奉近祖，具有“宗廟先君之主”的濫觞，故其完全具有都邑的内涵。

綜上，牛河梁遺址具有紅山文化的都邑性質，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聚落，又是紅山文化先民崇拜先祖的聖地，完全具有三代時期聖都的意義。果如此，大陸都城體系中的聖都起源可追溯到紅山文化的牛河梁遺址。蘇秉琦曾提出，紅山文化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郭大順進一步提出，以牛河梁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也是中華古文化“直根系”的實證。是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牛河梁遺址不僅是紅山文化的聖都，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也具有神聖的地位。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團隊項目“遼海地區夏商周時期石構墓葬和青銅器視域下的多元文化互動研究”（21VJXT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遼甯師範大學曆史文化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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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