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學處于古代與現當代文學的兩端，相比于現當代研究者的關注，其在傳統文學研究者的視野内卻未引起重視，割席于古典文學的研究。
忽視的背後可能是觀念的偏狹，更可能是方法的局限，古典文學常用的文獻考證或是知人論世都難以找到合适的焦距來處理晚清文學的複雜面貌。于是，在有意無意的冷淡中，時間序列上緊密聯系的文學現象，在研究畛域中卻劃江自治。
《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魏愛蓮著，陳暢湧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7月版。
然而豐富複雜的文學現象不甘于此，不斷湧現新的問題也在提醒需要“瞻前顧後”視角，如何了解晚清作家的舊體文學與新小說創作，如何在新變局下了解傳統士大夫創作轉變的邏輯？如何看待新的媒介下的舊體詩文？
這些問題需要不斷轉換視角才能予以解釋，李歐梵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目光是向前看。然而順着因果鍊條往上，研究者還能繼續發問——晚清文學又是因何而來？晚清文學的革新因素與傳統文學有什麼關系？在外部沖擊下，傳統文學内部是否能生發出新鮮的力量？
魏愛蓮的新作《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FICTION’S FAMILY: Zhan Xi, Zhan Kai, and the Business of Women in Late-Qing China,2016）就是對這些問題的追問。此書2016年出版于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20年陳暢湧翻譯成中文于國内讀者晤面。
魏愛蓮長期關注明清女性研究，如《美人與書》（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a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2006）關注18—19世紀的女性小說寫作，與方秀潔合編的《跨越閨門：明清女作家論》（The Inner Quartersand Beyond: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o Qing，2010）探讨明清女性寫作與閨閣内部經驗。
而《小說之家》涉及晚清衢州詹氏一家兩代人，講述從父母到子女、從長子到三子的文學轉變曆程，借此來描繪晚清文學家族的圖景。與前作相比，最大的變化是《小說之家》采用了家族文學的視角。而對女性話題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性别意識成為詹氏家族文學傳承中的DNA，其研究也正是以此為線索展開。
魏愛蓮教授
“小說之家”就指這個衢州詹氏家族，詹嗣曾、王慶棣夫婦是标準的傳統清代文人，而他們的子女處在帝國末期新小說興起的浪潮中。晚清風雲變幻之際的兩代人，其代際差異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世家大族。
詹氏夫婦創作傳統舊體文學，寫作與牟利無關，作品的傳播也在交際圈内部。而詹氏兄弟主要投入小說創作，主題都與女性有關，他們的創作在新式出版物中牟利，也擁有更廣闊的讀者群。
詹氏家族中，父母各自有舊體詩文集《掃雲仙館詩鈔》和《織雲樓詩詞集》，長子詹熙有改良小說《花柳深情傳》，三子詹垲有《幸樓詩文集》，有狹邪筆記《柔香韻史》《花史》《續編》，也有改良小說《中國新女豪》《女子權》。
這些作品中思想資源差異巨大，展現出外部環境劇烈變化下兩代人的張力，但魏更要發掘的是其中的聯系，她的核心問題是堅持舊體文學的父母如何影響兒子晚清女性筆記和小說的創作？不同文學體裁對晚清文學的生成有什麼影響？對女性問題的關注是怎麼被貫徹于其中的？他們對這種題材的熱衷有什麼原因，而表現于文學中又有什麼差異？為什麼這個傳統家庭會産生兩位改良小說家？
而最根本的追問是，傳統中國文學向現代文學邁進的過程中，有哪些自發性的動力，而作為個體如何展現轉型期的複雜？
《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英文版
一、家族的視角與母教的可能
魏愛蓮解釋“小說之家”有三層含義，第一是有四位作者的詹氏家族，作為一個文學場域，文學創作構成了家族群像式的脈絡。她試圖基于詹嗣曾、王慶棣的作品來了解詹氏兄弟的作品。第二是長子詹熙小說《花柳深情傳》中魏氏家族故事。第三是三子詹垲的創作集合，多種文體之間存在着互文關系，展現着共同的主題。
“家”是本書的研究對象，亦是與之相适的研究方法。此外，“家”本身是關于新舊文學的比喻，是魏愛蓮看待文學之變的視角。詹氏二兄弟無疑受到了新思想的沖擊，而魏關注的是他們的文學家庭為晚清小說的寫作做出了什麼準備土壤。更大的企圖是尋找中國文學的内在理路和内部創造性。
面對外來沖擊時，傳統文學不是鐵闆一塊，也不是180度轉向，傳統文人思想中最能松動轉向的部分，正是來自古典文化所賦予他們的靈活性。而其内部的創造力，可以讓他們在西潮湧來時，創作出能與之回應甚至抗辯的文學。而不隻是在“沖擊—反應”模式中一昧模仿。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血緣關系很難不看成是舊體文學與晚清文學之間的喻體，自然會存在突變與差異，但暗線的繼承關系往往被以往研究者忽略。
《美人與書：19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
從魏愛蓮的研究路徑來看，這個視角也是她研究邏輯上的必然轉向。她從明清文學入手，關注了女性在此間大量的創作。而這本書是她關注領域的延伸，也是打破古代帝國與近代化中國時間分期的嘗試。
魏愛蓮認為“家”對兩個兒子最核心的影響就是“母教”。她觀察到母親王慶棣擅長創作舊體文學，從中表達自我感受，家人對此非常開放和包容，王慶棣成長的環境有賴于父親、兄長、丈夫等男性親人的支援。憑借家人的幫助，她還在現代媒介《申報》的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三首詩詞。
有文化的家庭氛圍成為家族成員關注女性生存的土壤。而友好的家庭氛圍、具有創作熱情的母親與她的作品，都是對詹氏兄弟的另一種母教。
明清文學研究中，學者們已經注意到母教在家學中的重要地位，父親或科考為官或出門謀生，子女教育依托母親的言傳身教。[1]魏愛蓮慧眼獨具，發現這種母教本身就具有内在轉化性。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不同于傳統蒙學培養，母親自身的創作行為與生命經曆就是一種教育，蘊含了傳統可轉化為現代價值的潛力。這種發現要與明清文學研究對照，才能顯示其獨特。前人總結明清女學興起的三大要素：“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王慶棣的家人正好聚集了“名父”“才士”“令子”。母教留下的記憶，展示在子女為其寫作的年譜、行略等回憶文中，成為他們文學中極具溫情與才華的部分。
與之相似，于晚清詹氏家族而言，母親晚年的失意促使了兩兄弟在改良小說中為女性發聲，時代風氣通過家庭影響了兩兄弟接受新思想的路徑，他們在新小說寫作中樹立了與母親命運完全不同的各式新女性。
從閨秀作家到晚清文學中的進步女性，作者與創作者，母親與兒子，生命經驗與創作經驗融彙為一體。母親的人生變成兒子的書寫經驗，并借寫作小說的改良作用，真實地推動女性命運的改善。詹熙的後代也繼續在為改良女性的社會運動努力。一家三代人以各自的方式在女性話題上不斷開拓。
然而不無遺憾的是，魏愛蓮并未以更可靠的文獻來論證，是以予人以猜想演繹之感。其實，這樣的證據就在詹氏兩兄弟所寫的書中，如詹垲的《花柳深情傳》《柔情韻史》中都保留了大量青樓女子的詩歌，對女性的才華都尤為注重，對女性作品的認識，很明顯受到母親傑出才華與發表作品的影響。
當然除了文本上的證據，魏愛蓮更多注意到他們的關于女性的社會實踐：詹熙在衢州興辦教育，開設國小。推動女子教育，成為女子國小的校董，提倡男女平等。其子詹麟來創設天足會，所募集的資金興辦女學，女兒詹雁來在女學任教，成為女權同盟會的創會成員。連綿三代人對于女性改良的關注，就是傳統母教在外來沖擊中産生的新轉向。
詹熙繪山水圖軸
在以往的關注中，這些與女性有關的創作與社會實踐被視為近代化的社會思潮和小說“改良群治”影響下的産物，魏愛蓮試圖從家族曆史角度尋找其中的草蛇灰線。而在具體的論述中，魏所提供的證據并未能顯示這種家庭氛圍與母教影響的強勁，事實上它們的作用也是極其有限，家族給子女帶來的潛意識隻是提供了接受現代思潮的背景，而根本性的轉向因素仍是西方思潮的沖擊。家族的視角和母教的影響，對詹氏家族何以生發如此豐富的創作解釋力是有限的。
二、即時性
在最後的結論中，魏愛蓮承認“家庭是一個極其狹隘的研究範疇，此書的很多方面很明顯沒有局限在這個架構内。”[2]在第三四章她涉及晚清小說與當時社會思潮的關系，運用細緻的文本分析對比詹熙和詹垲的作品差異，以及詹垲作品内部的變化。
兩人都相信小說改造社會的作用，針對當下的變化與問題而發，因而具有很強的即時性，在兩兄弟的創作中，這種“即時性”其一是指他們有意記錄時下的熱潮與新聞事件，其二是他們的作品傾向迎合當時的需求與思潮，因而無意中成為當時人心态變遷、思想嬗變的即時記錄。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葛兆光曾談到晚清小說的“即時性”，“面對日漸緊迫的社會與政治危機，晚清作家傾向于記錄剛剛才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對當下每一刻飛逝的時光緊張的凝視，以及他們迫切想要銘刻眼下經驗的沖動，都可由其作品的題目看出來。”[3]
無論是外部世界的即時經驗和内心的快速轉變，都能在小說中迅速被記錄下來，這是晚清文學差別于古典小說的特點。不再是陳陳相因的主題，更非從史書中取來的人物形象，代之以靈活的時事反應與對當下樂此不疲的記載，是以魏愛蓮認為“詹垲憑借其敏銳的洞察力、豐富的經曆及流暢的寫作建構了一個宏大的、比實際所見更廣的時空全景。”[4]
詹熙1897年完成的《花柳深情傳》，是晚清最早的一批白話章回小說。主題是社會改革，本身就是針對社會當下問題而作。兩年後，更名為《除三害》——又将其視作對傅蘭雅“時新小說競賽”的回應。
詹垲的作品如生長體一樣發展，狹邪筆記《柔鄉韻史》《花史》《花史續編》都是妓女小傳，尤其是《柔鄉韻史》如實記錄了當時風月場的妓女傳奇。之後的《花史續編》增添的内容是《柔香韻史》初版問世9年以來發生的社會事件。此外，狹邪筆記除了妓女個人生活外，還專注于男性友人與她們的關系，上海變幻不居的名利場日常也被記載其中。
《繪圖花柳深情傳》
另一方面，從《柔鄉韻史》到《花史》《花史續編》中有許多暗藏的轉向。《柔鄉韻史》将男性作為閱聽人，注重娛樂感官和情感方面，展示妓女的魅力，可以稱之為“嫖客指南”。
之後的《花史續編序》中卻更關心具有閨秀氣質的妓女，更加突出慈善與愛國主題。寫作風格也由風趣向說教轉變，開始激發妓女改變困境的奮鬥精神，以德行為導向，注重典型人物。
詹垲的狹邪筆記從傳統的品鑒女性到啟發閨秀，妓女從寫作和品鑒的對象變為積極女性事業的參與者，甚至妓女成為閨秀的榜樣。這些轉變的背後正是對女性思潮興起的即時反應，也是其思想上轉變的記錄。
魏愛蓮在這點上極富有創見地将詹垲的社論與其狹邪筆記和小說對讀，發現三者都有共同的核心主題——改良社會，都是對當時社會的即時反應。“與狹邪筆記類似，小說也是在詹垲預設了預設了閱讀與通過改良作品啟發讀者的背景下創作的。”[5]
《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
這種背景有傳教士的言論、詹垲自身的焦慮以及女性、改良題材寫作熱潮影響的結果。對創作背景的即時反應，使得其不同體裁的作品産生互文關系，狹邪筆記與小說之間産生了互文，如對慈善辦學、職業教育的共同關注，正是詹垲當時最為關切的時事問題的記錄。
而第五章“作為記者的詹垲”對這種突出的即時性特點做出了解釋，詹垲曾為上海和北京《商務報》供稿，寫作社論的職業要求使他對當時的迫切問題極為敏感。最為奇妙的一點是，詹垲在社論中雖從未提及女性事務，而對照文本，其中卻有明顯的對應關系。
小說、筆記中涉及政治經濟問題的部分，與社論的基本觀點一緻，是詹垲同一時期思考的産物，隻是以不同文體文風表現出來。而且出現了社論向小說滲透的現象，或可謂之“小說的社論化”。
如《中國新女豪》開場兩篇社論文字設定了小說的叙事架構，小說情節圍繞社論提出的目标而展開。此外，小說中還不時穿插社論性的文字，女主人公被社論影響思想。社論中的觀點奠定了改良小說中探讨女性工作的合理性，在創作小說時，詹垲也在堅守自己作為社論作者的立場。而從時間線上來說，小說是面向未來時間線，而社論也是對未來中國的改造宣言。
《中國新女豪》
魏愛蓮已經注意到晚清小說對當下即時的反應，這種反應以對未來的想象呈現出來。這樣的小說與當時文人的社會改良社論有一緻性，但不可忽視同樣作為當下回報，小說中包含了更多的複雜性，正如魏愛蓮所分析的，“詹垲是随着時代自我發展的”[6]，小說中的激進色彩是有所轉變的，而且也不能完全按照社論的邏輯叙述，它仍然按照書中人物的邏輯展開，所遭遇的可能性也遠遠超出了社論的容量。
三、“弄潮兒”式的邊緣知識人
如果我們打破家族文學視角的限制，其實還能有更多發現。魏愛蓮《小說之家》中注意到了詹氏子女的職業，明顯不同于父親科舉為官的傳統知識分子道路。可惜并未向此繼續挖掘，其實職業與身份的變動與他們的創作有很大關系。
1882年詹熙名列會試的副榜，而13年後，他寫了《花柳深情傳》，将“科舉”列為三害之一。後來的生涯又是做藝術品商人，又是做賣字文人，總體來說以經濟利益主導。最後回到衢州創辦學校當校長，同時又在衢州政界任職。
《花柳深情傳》
何以解釋如此不同于父輩的人生遭際呢？這些思想轉變如何在内心取得和諧呢？同樣詹垲也考中了秀才，之後做過記者，也刊登過廣告，賣字賺潤筆費為生。兄弟二人既像傳統文人一樣，在年少時博取科舉功名，又都經曆了職業轉型，在大都市遊走，以賣文寫字來謀生，接觸近代媒介，并且把文化與商業結合起來。
詹氏二兄弟的經曆，正是當時無數傳統知識分子面臨的巨變，科舉士大夫所期許的“學而優則仕”與記者、藝術品商人之間的劇烈職業規劃變動，我們很難不去問，這種千古未有之變局如何在個人意識中被了解？如何被個體平滑消化？身份、職業規劃、個體生存價值如何在傳統價值與新沖擊之間取得平衡？
葛兆光在徽商詹鳴铎的自傳體小說《我之小史》序言中提到“邊緣知識人”群體，認為他們在晚清社會中的作用中是靈活地轉變，沒有太多負擔的“投機”，趨時而上。他們是不夠有堅守的“弄潮兒”，思想上容易松動和轉型，同時又帶有舊文人的知識資源和趣味。
西潮沖擊下的思想松動與傳統文化所給予的文化底色，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其間的沖突、對抗、共存最先發生在這些人的頭腦與生命經驗中。因為“社會思想的轉型可能正是從思想不那麼純粹堅固的群體開始，相比于傳統精英士大夫的操守與價值信仰，他們更靈活調整思想，或是為了謀生，或是為了順應時風”[7]。
從詹氏兄弟的職業經曆中，我們也容易發現他們确實具有小知識分子應時轉化身份的特點，而且緊追當時時代的潮流，相比更出名也更保守的學者，他們的靈活變動具有更多社會變革上的意義，“一些邊緣知識人卻有着‘鹹魚翻身’的欲望和‘渾水摸魚’的手段，常常超越社會流動的正常，反而追求‘在傳統外變’，他們的叙述卻成了時代巨變的實錄，這幾乎成了晚清民國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突出現象。”[8]
《我之小史：新發現的徽商小說》
在這個層次上，兩兄弟的作品中既有傳統文人的一面，如在狹邪筆記中品鑒青樓女子，也有積極參與社會，改善女性地位的一面。啟迪世人的小說家和狹邪筆記的創作者，雙重身份集于他們一身，晚清乃至五四之後的現代化，最早可能是從這一部分人開始的。
魏愛蓮在分析詹垲時，就遇到了這樣的複雜性，“一個周旋于風月場的上海通形象顯然與《漢口中西報》社論作者的身份不符。”[9]兩種身份和形象背後是兩種知識資源，狹邪筆記更多借鑒李漁、袁枚等傳統才子的趣味，一面賞玩妓女，品評“花榜”，而另一面又去突出德才兼備的妓女，關注其中閨秀氣質的妓女，具有了改良女性的使命感。
很難說，這裡面的沖突究竟是作者的複雜性使然，還是存在追趕潮流的投機心理。總之，從其多樣性的作品思想背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模糊的小知識分子形象，一個有着傳統雅士趣味又對女性懷着同情，對當時的風潮又有體察的謀生文人。
《花柳深情傳》
詹垲的作品因為其趨時又成了時代最敏感的神經梢，他有《幸樓詩文集》，與人合著過《全球進化史列傳》，擅長寫獨幕喜劇文，曾刊登廣告可以替人寫壽文、祭文、碑志，作序、傳、記、跋、楹聯、詩、詞，傳統文化變成可以謀生的商業資源，包括狹邪筆記、小說，混合以當時女性改良的思潮，成為典型的時代熱點。在含混的文體表達之間，在東西拼湊的思想資源之間，這些小知識分子或出于利益或出于理想，在大衆社會層面推動社會向近代化轉型。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10]
可謂是傳統中國理想士大夫的典範，與之對比，詹氏兄弟，顯然面對傳統文化衰落之時，顯然不具備這樣的青松之志，也是以更加靈活機動，在複雜夾縫中求生存、謀福利，文化展現在他們身上更多是可利用的資源，他們作為小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拼湊中跌跌撞撞走向近代化，以商機和利潤為動力，在複雜的心态中促進女性改良和社會變革。
《陳寅恪集》
雖然如詹氏兄弟之類的文人，在史書中未能留下濃墨重彩的筆墨，但作為促進社會變化的合力，同樣參與了風氣更新和社會啟蒙。
《小說之家》所關注的詹氏家族，作為一個橫切面展現了晚清文學圖景的複雜性，作為喧嘩中的低音，顯示了晚清文學所開創的可能性，既與傳統文化有藕斷絲連的關系，又在多種因素作用下促進了新變。魏愛蓮采用家族視角更多解釋前者，而材料本身所暗含的複雜性絕不會僅限于此，還在期待着更多視野的重新發掘。
參考文獻：
[1][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M]宋偉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詹鳴铎.我之小史：新發現的徽商小說[M]王振忠.朱紅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3]王汎森.天才為何成群地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4]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
注釋：
[1] 徐雁平《課讀圖與文學傳承中的母教》中對此文化現象有精彩解釋。這裡的母教群體有文化水準的母親，也有不識字的母親，文化精粹顯示在母親待人接物上并以此傳遞下來。曹虹《陽湖文派研究》中第四章“常州女學與陽湖文派”專門論述女學與母教，而女學本身就具有地域性和家族性的特點。
[2] [美]魏愛蓮著，陳暢湧譯：《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88頁。
[3] 王汎森：《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46頁。
[4] [美]魏愛蓮著，陳暢湧譯：《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36頁。
[5] [美]魏愛蓮著，陳暢湧譯：《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80頁。
[6] [美]魏愛蓮著，陳暢湧譯：《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57頁。
[7] 具體可參見葛兆光為《我之小史：新發現的徽商小說》一書所寫的序言《本無畛域：從〈我之小史〉說到資料的解讀》。
[8] 詹鳴铎:《我之小史：新發現的徽商小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頁。
[9] [美]魏愛蓮著，陳暢湧譯：《小說之家：詹熙、詹垲兄弟與晚清新女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59頁。
[10] 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附唐筼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