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7日《白銀日報》
重審徐兆壽《西行悟道》
的“非虛構”寫作特征
文｜任智峰
出版：作家出版社
徐兆壽 著 2021年8月第1版
毋庸置疑，徐兆壽是一位詩人，他曾出版過多部詩集，諸如《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麥穗之歌》《北色蒼茫》等。同時，他也是一位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立足西部這塊精神的高地，講述青年人的迷茫和追尋（《荒原問道》），展示信仰播撒者的初心和恒心（《鸠摩羅什》）。徐兆壽近期出版的曆史文化散文集《西行悟道》則印證了其作為學者的身份，他以河西走廊的廣袤土地為地理坐标，為古中國的曆史和文化疾聲呼喊，為被遮蔽的西部文化抗辯。徐兆壽的《西行悟道》出版以來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吳世奇在《獻給西部大地的詩篇》中強調了《西行悟道》的現實意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對中國西部文化的守望。樊迎春的《重返鴻蒙之初》着重探讨了徐兆壽對西部的書寫，融合了原初的人類對宇宙、世界的思考，旨在表現對天人合一的“重返鴻蒙之初”的重返。這些評論文章大都抓住了《西行悟道》“寫實”和重新發現西部曆史文化的一面，這是“非虛構”寫作的題中應有之意，而對本書以文學想象和虛構的筆法進行書寫的事實則挖掘不夠。仔細考察《西行悟道》，我們不難發現作者以詩人的激情和小說家的虛構進行天馬行空的想象，這種基于曆史事實的文學想象使作品的藝術魅力上更加迷人。曆史學講求嚴謹的考據和邏輯嚴密的論述，小說的虛構性有時會遠離曆史現場，而以文學想象的藝術手法進行曆史重構則是一種饒有趣味的形式。
《西行悟道》無疑是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這從文本的内涵次元、價值指向以及其他評論家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如果僅僅注意到《西行悟道》的寫實部分，而忽略其文學想象的藝術特色來考察其文學意義顯得有些偏頗。實質上，“非虛構”寫作一方面重新聯結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更多的社會現實得以進入文學的場域被記錄、書寫和傳播，另一方面，有人隻重視“非虛構”寫作的絕對真實性，進而認為“非虛構”文學作品不能有虛構的成分。筆者認為，“非虛構”寫作是更加強調文學的現實主義特征和貼近現實進行創作的态度，其允許虛構藝術的合理存在。在《西行悟道》中，徐兆壽有多篇文章結合了史料事實和文學想象創作的文章。徐兆壽在進行曆史書寫時，能把曆史事件盡收眼底，在他富有詩意的筆下熠熠生輝。在《匈奴遠去》中，徐兆壽刻畫了兩個英雄形象：張骞和霍去病。漢武帝派遣使者張骞出使西域，張骞作為一名肩負着漢帝國神聖使命的出使者，幾經被擒又幾經逃脫，他“鑿空西域”的壯舉堪稱英雄所為。青年将軍霍去病的一生創造奇迹亦是建立豐功偉業的一生，他“封狼居胥”的故事被徐兆壽用類似傳奇的文體演繹出來。他寫到霍去病病死後“他的魂魄又回到了河西走廊。那是他飛翔馳騁的地方，是他猶如戰神降臨的山川。”這樣富有濃郁抒情意味的句子在《西行悟道》中比比皆是。鸠摩羅什翻譯佛經、布道的一生深深吸引了作者。第三輯“佛道相望”與其說是曆史故事的重新演繹，毋甯說是作者心靈的一次參拜和朝聖之旅。徐兆壽所要做到的是拂去掩蓋在曆史之上的塵埃，曆史不再蒙塵，終有一日會重見天日，就像矗立在敦煌的三危山上發出的佛光一樣，照亮茫茫黑夜。
在《尋找昆侖》《與科學之神的對話》《在光華樓前》三篇文章中，徐兆壽虛構了“我”和“科學”對話的情景，在兩者之間一次次問答、诘難、辯解和互相闡釋之中，“我”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科學”所展現的西方理性主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之間都認清了彼此的優勢和不足。這樣的創作手法顯然是借鑒了小說的虛構藝術，在“我”和“科學”對話中讀者可以更好了解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要旨所在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和宇宙意識，也明白了西方注重邏輯思維能夠推動技術的疊代更新。這讓我們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不失去自我的主體性的同時積極吸取他者的長處。
從“非虛構”寫作的角度考察徐兆壽的《西行悟道》，就是要注重其在大量田野調查和史料文獻積累的基礎上進行文學創作之時，也要留心其不可避免地運用了文學想象和虛構的藝術手法。這一點正是徐兆壽文學創作迥異與别人的地方，在不同文體之間穿梭和切換，詩歌語言的象征意味和隐喻特征、小說的叙事結構和虛構藝術同散文的寫實、細膩有機同一起來，打通文體之間固有的壁壘，呈現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才是《西行悟道》呈現出來的“非虛構”寫作的特征，即以史料為根、田野調查為枝、文學想象為葉的創作面貌。
——本文刊發于2022年4月17日《白銀日報》
作 者 簡 介
任智峰
甘肅慶陽人。現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碩士研究所學生。作品散見于《星星·詩歌原創》《飛天》《中國校園文學》《延河》等，有作品入選《2018年中國大學生詩歌年選》。寫詩兼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