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7日《白银日报》
重审徐兆寿《西行悟道》
的“非虚构”写作特征
文｜任智峰
出版：作家出版社
徐兆寿 著 2021年8月第1版
毋庸置疑，徐兆寿是一位诗人，他曾出版过多部诗集，诸如《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北色苍茫》等。同时，他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立足西部这块精神的高地，讲述青年人的迷茫和追寻（《荒原问道》），展示信仰播撒者的初心和恒心（《鸠摩罗什》）。徐兆寿近期出版的历史文化散文集《西行悟道》则印证了其作为学者的身份，他以河西走廊的广袤土地为地理坐标，为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疾声呼喊，为被遮蔽的西部文化抗辩。徐兆寿的《西行悟道》出版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吴世奇在《献给西部大地的诗篇》中强调了《西行悟道》的现实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对中国西部文化的守望。樊迎春的《重返鸿蒙之初》着重探讨了徐兆寿对西部的书写，融合了原初的人类对宇宙、世界的思考，旨在表现对天人合一的“重返鸿蒙之初”的重返。这些评论文章大都抓住了《西行悟道》“写实”和重新发现西部历史文化的一面，这是“非虚构”写作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对本书以文学想象和虚构的笔法进行书写的事实则挖掘不够。仔细考察《西行悟道》，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以诗人的激情和小说家的虚构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这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文学想象使作品的艺术魅力上更加迷人。历史学讲求严谨的考据和逻辑严密的论述，小说的虚构性有时会远离历史现场，而以文学想象的艺术手法进行历史重构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形式。
《西行悟道》无疑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这从文本的内涵维度、价值指向以及其他评论家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如果仅仅注意到《西行悟道》的写实部分，而忽略其文学想象的艺术特色来考察其文学意义显得有些偏颇。实质上，“非虚构”写作一方面重新联结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社会现实得以进入文学的场域被记录、书写和传播，另一方面，有人只重视“非虚构”写作的绝对真实性，从而认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不能有虚构的成分。笔者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更加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和贴近现实进行创作的态度，其允许虚构艺术的合理存在。在《西行悟道》中，徐兆寿有多篇文章结合了史料事实和文学想象创作的文章。徐兆寿在进行历史书写时，能把历史事件尽收眼底，在他富有诗意的笔下熠熠生辉。在《匈奴远去》中，徐兆寿刻画了两个英雄形象：张骞和霍去病。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作为一名肩负着汉帝国神圣使命的出使者，几经被擒又几经逃脱，他“凿空西域”的壮举堪称英雄所为。青年将军霍去病的一生创造奇迹亦是建立丰功伟业的一生，他“封狼居胥”的故事被徐兆寿用类似传奇的文体演绎出来。他写到霍去病病死后“他的魂魄又回到了河西走廊。那是他飞翔驰骋的地方，是他犹如战神降临的山川。”这样富有浓郁抒情意味的句子在《西行悟道》中比比皆是。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布道的一生深深吸引了作者。第三辑“佛道相望”与其说是历史故事的重新演绎，毋宁说是作者心灵的一次参拜和朝圣之旅。徐兆寿所要做到的是拂去掩盖在历史之上的尘埃，历史不再蒙尘，终有一日会重见天日，就像矗立在敦煌的三危山上发出的佛光一样，照亮茫茫黑夜。
在《寻找昆仑》《与科学之神的对话》《在光华楼前》三篇文章中，徐兆寿虚构了“我”和“科学”对话的情景，在两者之间一次次问答、诘难、辩解和互相阐释之中，“我”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所体现的西方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之间都认清了彼此的优势和不足。这样的创作手法显然是借鉴了小说的虚构艺术，在“我”和“科学”对话中读者可以更好了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要旨所在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和宇宙意识，也明白了西方注重逻辑思维能够推动技术的迭代更新。这让我们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不失去自我的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吸取他者的长处。
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考察徐兆寿的《西行悟道》，就是要注重其在大量田野调查和史料文献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之时，也要留心其不可避免地运用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手法。这一点正是徐兆寿文学创作迥异与别人的地方，在不同文体之间穿梭和切换，诗歌语言的象征意味和隐喻特征、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虚构艺术同散文的写实、细腻有机同一起来，打通文体之间固有的壁垒，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才是《西行悟道》呈现出来的“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即以史料为根、田野调查为枝、文学想象为叶的创作面貌。
——本文刊发于2022年4月17日《白银日报》
作 者 简 介
任智峰
甘肃庆阳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作品散见于《星星·诗歌原创》《飞天》《中国校园文学》《延河》等，有作品入选《2018年中国大学生诗歌年选》。写诗兼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