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載畫的杜甫和他對竹的态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公元764年正月，準備離開四川的杜甫，聽聞好友嚴武，再度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感覺又有了投奔的對象，于是和家人決定再返成都。

還沒抵達草堂，老杜就開始為自己所種的四株小松樹擔心，他預設自己不在的這段時間，小松樹有限的生存環境，恐怕已被竹子們霸占了，于是惡狠狠地對着想象中瘋狂亂長的竹子，一頓好罵。

杜甫罵竹，其原因在這首詩——《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四中，最後兩句道明了原委：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老杜說的“三年”，其實是有些誇張的成分。

從寶應元年六月離開成都草堂，到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二月，再返成都，杜甫在四川三台、阆中一帶，實際上飄泊了1年零8個月左右，“三年奔走空皮骨”說的，就是這段時間所受的窩囊氣。

然而，幾乎在此七年前，安祿山就被安慶緒安排人給做掉了；也在一年前，唐朝官軍連續收複河南、河北，杜甫和老妻還“漫卷詩書喜欲狂”過一回兒，安史之亂不是說早已正式劃上句号了嗎？但老杜和自己的一家子人，為什麼還要在四川浪迹，又是誰，給了杜甫這番窩囊氣受呢？

在上一集内容，我們借杜甫那首《題玄武禅師屋壁》的題畫詩，了解了他所推崇的兩位大神：顧恺之和慧遠大師，這兩位大神們所代表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藝術家，在他們所留下作品和創作理論中，鮮有對竹的特殊關照。

杜甫那首《題玄武禅師屋壁》，作于公元762年，即唐代宗寶應元年。

寶應元年四月，大唐公司前任兩屆董事長——唐玄宗和唐肅宗父子相繼去世，唐代宗即位。唐代宗上任後，欲啟用杜甫的好友嚴武，由高适接替其成都尹的職位。

這年六月，嚴武奉诏入朝，杜甫相送。這一送就送出好幾百裡，一直送到綿陽，兩人哼着“長亭外、古道邊”欲罷不能。

杜甫和嚴武在綿陽喝着酒，唱着“長亭外、古道邊”時，一個名叫徐知道的家夥卻開始在四川造反，這不光阻止了嚴武出川之路，也讓老杜回不了草堂，隻能在三台附近流浪。

徐知道的叛亂雖然和很快被剿滅，但整個四川卻是以再度陷入兵荒馬亂。直到又過了兩年後，公元764年正月，嚴武被再度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這才起了傳回成都，投奔這位四川地區、軍政一把手的念頭。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也就是他這次重傳回草堂所作。

因為那個不懂事的徐知道，害得自己一家子四處漂流、狼狽不堪，于是将一肚子火都撒在草堂周邊的“竹”身上。

後人常借老杜這兩句詩說事，一些能“幹大事”的人特别愛用。他們将“惡竹應須斬萬竿”了解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除惡務盡、下手要狠、要穩，也算是給自己戾氣，尋找些理由吧。這多少有濫用之嫌。

插圖：《明皇幸蜀圖》局部 李昭道(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老杜罵竹，其實是發洩自己的窩囊氣，同時也烘托自己對松的偏好。對于松樹這種俊秀挺拔，四季常青的植物——老杜心中明顯很偏袒，其實竹也何嘗不是如此呢？

若是将老杜這種個人小情緒，放置到唐時期，整體的文藝界來看，重視松、輕視竹，的确是一件普遍的文化現象。

盛唐時期的文壇領袖們，把大量的筆墨留給了松樹、柏樹、桃樹、梨樹、李樹、杏樹、柳樹、芙蓉、牡丹、芍藥，甚至對西域進口的菩提樹、蓮花、娑羅樹和葡萄這類舶來品也關愛有加。

他們與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的人們抱着同樣的看法：竹，隻不過是一件可有可無的道具或背景。

你可能要說，李白不是寫過“野竹分青霭、飛泉挂碧峰”、“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裡香”嗎？

王維不是吟誦過“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嗎？

老杜自己不也留下過：“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曆曆羽林影，疏疏煙露姿”，這類詠竹的詩句嗎？

這倒是沒錯的。

可若細細品讀讀李白、老杜和王維這些詩作，他們僅僅将竹看着一類普通的植物，以及由其營造的景觀來贊頌，盡管将竹納入了“社會美”的範疇，但距離将其人格化還有一定距離。特别是杜甫自己，甯願将自比作雄鷹、瘦馬或者青松，就壓根沒有把自己也作為竹子中的一員，也從未将自己的道德水準與竹的“有節”、“虛心”等等品質挂上鈎。

這一時期的文化界人士，與三國、兩晉和南北朝的意見領袖們，抱着同樣的看法：竹，隻不過是詩歌、繪畫中的一件可有可無的美學道具，都還不至于像蘇轼那般患上一種強迫症：甯肯不吃肉，也必須得弄幾根竹子載到自家院子裡。

盡管将杜甫這個名字與“詩聖”聯系起來，要算晚明時期文學家王穉（zhì）登首開先河，但這并不意味着，此前，杜甫在文學、藝術界以至思想界的地位就被人忽視。

實際上，作為“詩史”的杜詩中，有超過30多首觀畫詩、題畫詩和乞畫詩，這些詩作反映了杜甫與盛唐時幾乎所有知名畫家的交往，蘇轼曾寫道：“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将杜甫的詩與翰幹的畫聯系在一起，蘇轼這一類比并非牽強。

杜甫用一位詩人敏銳、細緻、深刻的觀察以及非凡的想象力，為我們呈現出他那個時代——從盛唐到中晚唐諸多畫家和他們的作品，以及他對繪畫作品、風格、技法的評論與見解。

在杜甫的詩作裡，有對前朝顧恺之的維摩诘圖的贊譽，也有對當時曹霸、韓幹和韋偃畫馬的技藝描繪，他觀摩過韋偃的雙松圖、王宰山水圖、薛稷的鶴、玄都道士的青松，也還寫過《畫鷹》、《畫鹘行》、《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姜楚公畫角鷹歌》、《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等等，堪稱用詩歌記錄了唐朝一部繪畫史。

然而，在杜甫所有有關繪畫的詩作裡，找不到以竹作為創作主題的畫作以及對技法的描繪。他的記載，與日後張彥遠、朱景玄等藝術史作者們類似。

初唐、盛唐時期的畫家們對竹的忽略，來自于魏晉時期的傳統。在上兩集内容中，我們都提到的兩位南朝畫家顧景秀和陸探微，在史家對他們畫作的記載中零星提到過出現竹的作品，但他們除了道釋人物畫外，更被後世歸為“蟬雀”一類的花鳥畫家，顧景秀則以畫蟬雀著名于世，在扇上畫蟬雀這一題材由他與當時顧寶光等人共同開創。而陸探微也曾經作過類似的《蟬雀圖》。

在此之後，由随入唐之際，詩歌、音樂與繪畫，都逐漸迎來了大變革，具體表現在：人物畫精到，配景亦見進步，佛像繪畫深受外來影響。

而到了盛唐時期，繪畫則迎來了一次大繁榮，這不光展現在作品衆多、畫家技術的提高，而是有了一種劃時代的風格轉換：具有中國特色的道釋人物繪畫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則是山水畫，獲得了真正的獨立地位。這在杜甫的詩歌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出來。

那麼，在這一由變革、轉折到繁榮的繪畫史曆程中，所留下的圖像裡，能否發現竹的身影呢？

下一集，我們将結合中國美術史上留存的，這一時期的系列作品，再為您詳細介紹。

注：本文為“午後品味”與“船長讀畫”聯合出品的中國美術史系列語音類節目，歡迎您收聽。

附錄：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二月，杜甫作過五首《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其中提及嚴鄭公，既是嚴武，在此前一年他被封為鄭國公。杜甫五首詩作中有三首提到了竹。分别是：

【其一】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但使闾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

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

五馬舊曾谙小徑，幾回書劄待潛夫。

【其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

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

書簽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豈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其四】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生理隻憑黃閣老，衰顔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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