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起義丨埃及的勞工運動，革命與反革命

文/Mostafa Bassiouny 英譯/Anne Alexander 中譯/周炜沁

【編者按】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場群衆運動的風暴席卷了西亞北非地區的諸多國家，并促發了随後的一系列政權更疊與政治沖突。西方媒體稱這一事件為“阿拉伯之春”，将其視為一場區域性的自由化轉軌；而一些在地的進步活動家們則将其稱為“阿拉伯起義”（Arab Uprising），以此強調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或者，我們可以接受已故的埃及左翼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的評價——這場運動“高于起義，低于革命”。

當然，對這一事件的讨論與争端早已淡出當今主流公共輿論的視野，然而當時輿論所争論的内容卻依然盤旋在今日的公共讨論中：每當一個“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群衆運動，一些“阿拉伯之春”時展現出的思維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獨斷地認為，如果此類運動不能被了解為國内政治精英與部落教派之間内鬥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國操弄意識形态偏見或維護地緣政治霸權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衆可以自我組織，自我動員的聲音，也往往一廂情願地将其解讀為當地群眾對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追求。我們認為，隻有将觀察運動的視角從外部勢力與新舊政治精英那裡移開，重新還給群衆，隻有強調阿拉伯起義的“草根”屬性，我們才能了解這一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及其對随後十餘年政治經濟發展的意義。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義·十年抗争”專題，傳遞了運動前後阿拉伯各國政經格局與群衆運動的資訊。專題收錄文章的作者包括長期研究中東政治經濟問題的專家學者，在發達國家高校任教或學習的阿拉伯學者或學生，以及阿拉伯國家國内的活動家、學者與研究者，從多方面分析了群衆運動的背景，意義與挑戰。“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TNI授權，将挑選翻譯這一專題的文章，介紹給中文讀者。

專題的介紹大概囊括以下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如何同時加強了中東各國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并為起義的爆發提供了結構性背景；勞工階級與其他勞動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運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最終卻在政權更疊之後被達成妥協的政治精英聯合彈壓；當地女性如何參與抗争，并以此重塑我們對女性解放問題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國如何介入，壓制群衆運動，并試圖劫持政治沖突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目标；傳統的教派與部落勢力如何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程序合謀，以及群衆如何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抗争……

當然，橫跨數國的運動無法被短短幾篇文章徹底展現。然而，通過從多種視角切入西亞北非各阿拉伯國家的現實情況，輔以數篇對單個國家政治程序的長線梳理，我們相信讀者能對十一年前的運動及運動前後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的複雜性有所了解。

【正文】

勞工運動，革命與反革命——阿拉伯革命在埃及

在關于2011年1月發生的埃及革命的讨論大多集中在社交媒體如何為青年的反叛想法提供了養料，而其中的勞工運動甚少被提及。然而，任何人如果試圖嘗試了解這一革命程序，就都必須處理好勞工運動在革命中扮演的作用。

在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倒台後，勞工的鬥争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出現在革命程序中，他們與解放廣場的青年或社會媒體活動家甚至反對政權的政治力量都有所差別。盡管抗議者離開了解放廣場，而且知名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呼籲埃及人“傳回工作崗位”，并“重新啟動生産的車輪”（restart the wheel of production），但數百萬勞工将革命帶入了他們的工作場所。反對“政權殘餘”的激烈鬥争蔓延到整個政府機構和公共及私營部門。這些罷工和抗議活動延續了穆巴拉克倒台前開始的勞工鬥争浪潮，并在2月6日至11日期間蔓延到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子公司、開羅的公共交通管理局、郵局、政府機構、軍工廠、屬于政權的媒體機構以及其他工作場所。

2011年2月13日，埃及開羅市中心，人們在解放廣場與陸軍坦克合影，慶祝革命。

革命鬥争擴充到工作場所的事實對改革派勢力（無論是伊斯蘭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将“革命”的含義局限在憲法改革和選舉機制發展的範圍内的企圖提出了挑戰。通過“清洗機構”（cleanse the institutions）的鬥争，勞工們發現他們無法将反對前執政黨的政治鬥争與争取社會正義的鬥争分開。

有時，這一發現導緻了激進的結果：例如，在開羅的Manshiyet al-Bakri醫院，勞工們趕走了院長，選出了新院長，并努力建立直接而非代議制的民主機制，進而改善了對病人的照護。開羅機場的從業人員首次迫使機場招聘了一名非軍方背景的主任，亞曆山大的地方政府從業人員将一名未經選舉的将軍從居委會上司人的職位上解雇。2011年9月，教師們組織了埃及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不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工資和條件，也是為了改革課程和結束落在公民身上的私人課程的負擔。正如羅莎·盧森堡在《大罷工》（The Mass Strike）中所概述的那樣，這些例子展現出階級鬥争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互相作用”（reciprocal action）的重要性。

本文認為，這種互相作用在埃及革命程序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文章還認為，了解反革命的一種方式是将其視為一種反方向的互相作用，即階級鬥争在政治方面的結果表現為暴政和鎮壓與剝削機制的再生産，這種情形自2012年秋季開始就可以在埃及看到。本文将試圖澄清為什麼自發的集體行動本身并不足以加深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互動，特别是在此類行動與國家發生沖突的情況下。革命者需要争取勞工階級隊伍中的許多積極分子對認同這樣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強調了勞工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并認識到深化和加強革命程序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與國家機關的沖突過程中尤其如此。在這一認識下，革命才能進一步開辟空間，賦予勞工運動權力，并發展其政治影響。這種觀點與提議将勞工運動與政治分離的觀點不同，更與勞工領袖應當保護勞工不被政治化的觀點不同。它還與将勞工罷工和抗議視為反對派與政權鬥争的武器，而不是勞工階級自我解放程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同于以上其他觀點，正如卡爾·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本文集中讨論了勞工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表達政治觀點的挑戰。

群衆政治運動的興起與根源

2000年埃及聲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運動的開始，很可能是追溯2011年1月革命高潮事件的适當起點。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聲援巴勒斯坦運動的開花結果是在埃及街頭政治的長期靜默之後發生的，在此期間，社會和政治抗議的形式明顯退縮，而政權則用“打擊恐怖主義”的說辭來控制反對派和阻止示威活動。第二個原因是支援巴勒斯坦起義運動的地理分布和時間尺度，它涉及大學、學校、政黨和專業協會，并在許多省份組織了街頭抗議活動，将參與範圍從政治精英擴大到大衆領域。該運動的地理分布廣泛，時間跨度在2000年9月至2003年3月之間，為發展組織機制、吸引新一代年輕人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絕佳機會。

巴勒斯坦聲援運動也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戰争的運動鋪平了道路，通過在政治力量和職業工會之間建立的聯系，它們為支援巴勒斯坦起義進行了互動。2003年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抗議運動是埃及街頭政治動員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原因有二。首先，它進行非常成功的群衆動員，特别是在3月20-21日戰争爆發時。反對入侵伊拉克聯盟（Coalition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Iraq）在侵略剛開始時就呼籲進行示威，并得到了非常多的響應，在入侵的最初幾個小時，就有數千人在開羅的解放廣場進行示威。示威活動隻是在夜間被安全部隊暴力驅散後才結束。第二天是星期五，示威活動在幾個清真寺的禱告活動後開始，最大的一次是在艾孜哈爾。盡管安全部隊試圖驅散他們，但一些抗議者設法到達解放廣場外圍，安全部隊再次驅散了抗議活動并逮捕了大量人員。随後，政權反應的暴力程度繼續更新：3月21日，安全部隊封鎖了艾孜哈爾清真寺的入口，用催淚瓦斯淹沒了庭院，并逮捕了大量試圖進行抗議的禮拜者。這種程度的暴力強調了為民主而鬥争以及為抗議和政治行動開放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2004年期間，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賈邁勒·穆巴拉克将繼承其父親的總統職位，這使得民主改革項目變得更加緊迫，并導緻了要求民主和拒絕權力繼承的政治聯盟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2004年12月成立的埃及變革運動（Kifaya）。此外，還出現了其他運動，最重要的是青年變革運動、藝術家和作家變革運動以及記者變革運動。

這些發展有助于将2000年以來與群衆政治運動有關的年輕人群體整合為新的團體：例如，2006年期間，一個捍衛法官運動的團體為司法獨立而努力。随着通信技術的發展，不受國家控制的衛星頻道的興起，以及同一時期私營報紙的增長，變革、改革和民主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傳播與産生影響的機會。

然而，在這些早期的歲月裡，政權能夠吸收這場運動的影響，盡管這場運動已經開始對穆巴拉克本人提出批評——在穆巴拉克自1981年以來的整個統治時期，這一行為一直是反對派的禁區。2005年，在穆巴拉克當選新一屆總統後，變革的希望開始消退，第二年，該政權成功控制了法官的抗議活動。然後，在2006年，該政權還頒布了憲法修正案，使賈邁勒·穆巴拉克能夠繼承權力。

邁向新的勞工運動

該政權的喘息空間并沒有持續多久。2006年底，一個新的勞工運動的出現改變了埃及要求變革的鬥争的平衡。2006年12月，位于大邁哈萊（al-Mahalla al-Kubra）的公共部門米斯爾（Misr）紡紗廠的紡織勞工的罷工，可以說是變革運動新階段的開始。米斯爾紡織廠成立于20世紀30年代，是埃及最大的紡紗和織布公司之一；其勞工的鬥争已成為埃及勞工運動的一個參照點。

在2006年12月之前的幾年裡，勞工的抗議活動不斷，其中包括水泥行業、紡織部門、鐵路和其他部門的重要罷工。然而，2006年12月邁哈萊勞工的罷工标志着勞工鬥争開始進入一個不同的軌道，這是由質的變化帶來的，可以說标志着一個新的勞工運動的崛起。位于大邁哈萊的米斯爾紡紗公司的勞工于2006年12月7日開始罷工，要求資方按照法律規定向公共部門公司支付年度獎金。在這次罷工之前，勞工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薪金罷工”（pay strike），拒絕兌現他們手中的薪金支票，以抗議公司沒有将年度獎金加入他們的工資中。這是自1994年9月布海拉省（al-Beheira）卡夫爾·阿爾-達瓦（Kafr al-Dawwar）紡織公司的勞工抗議以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這次抗議以與安全部隊發生沖突告終。米斯爾紡織公司的罷工從12月7日持續到12月16日，最後通過談判使勞工的一些要求得到滿足。這本身就是國家處理勞工抗争的方式的一個轉變。一般來說，國家以前依靠鎮壓，就像1986年針對鐵路勞工、1987年在ESCO紡織廠、1989年在埃及鋼鐵公司内部以及1980年代其他抗議活動中的勞工抗争那樣。

米斯爾紡織公司的罷工在沒有安全部隊暴力的情況下結束，并且滿足了勞工的一些要求，這消除了先前抗議活動的經驗所造成的恐懼，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勞工常常被槍殺，被拘留或失去工作。勞工們了解到國家的反應已經改變，這引發了各個部門的産業行動浪潮：罷工在埃及成為一種日常活動。罷工的時間也比以前更長。

安全部隊行為的這種變化有多種原因。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發生的媒體自由化，這使得罷工的消息能夠更快地傳播。同時，面對網上的聲援活動和國内外越來越多的媒體報道，安全部隊對直接攻擊抗議者感到猶豫不決。由于當局自己的勞工組織——埃及工會聯合會（ETUF）和勞工部之間的沖突和沖突，當局在如何處理罷工問題上也存在分歧。

這一時期，勞工抗議活動的時間延長，為組織上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勞工們必須在抗議期間保護裝置和建築物不受破壞，并供應物資。同樣，談判也需要選擇代表。這種組織發展産生了談判委員會、組織委員會、抗議領袖、後勤供應委員會（provisions committees）和安全委員會。這些将為獨立工會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其中最早的是2008年12月成立的财産稅征收員工會。

新的勞工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女性的廣泛參與，其程度比以前的勞工運動要高得多。2006年米斯爾紡織廠的罷工是由婦女發起的，有大量婦女工作的護理部門（nursing sector）發揮了主要作用。其他許多部門也出現了女性上司人，其比例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在2006年米斯爾紡紗廠罷工之後的時期，勞工的要求也與這種組織上的進步同步發展。是以這場罷工說明了這種質的轉變。在2006年的罷工成功後，勞工在2007年9月又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與公司的發展，并采取行動追究腐敗分子的責任。經過一周的罷工行動，其中一些要求得到了滿足。僅僅幾個月後，2008年2月，米斯爾紡織勞工組織了一次街頭示威，要求提高全國所有勞工的最低工資。這是勞工的（階級）意識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工的抗議活動以前隻提出與他們自己公司有關的要求。此外，他們傾向于關注工資賬單中的“可變”部分（包括獎金和津貼），而不是基本工資。此後，提高國家最低工資的要求成為不同工作場所的勞工罷工要求清單中的一個半永久性的固定項目。

這次罷工潮最重要的結果是出現了新的獨立工會。在2006年11月的ETUF選舉中，就在邁哈拉罷工的幾周前，安全機構和政府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将所有以前通過選舉擔任過職務的主要勞工活動家排除在ETUF的官方職位之外。是以，當ETUF在12月的邁哈拉罷工中與管理層站在一起時，并不令人驚訝。作為回應，勞工們以攻擊官方工會辦公室，将ETUF官員趕出公司，并在一份聲明上征集簽名，撤回對ETUF工廠工會委員會的信任。

然而，成立獨立工會的首次嘗試與邁哈拉無關：它們是在2007年9月開始并持續到2007年12月的财産稅征收員抗議活動中出現的，當時他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這段長時間的抗議導緻了一個委員會的成立，該委員會負責上司這一運動，并以财産稅征收員的名義進行談判——實際上就是一個工會。抗議活動結束後不久，征稅員同意成立一個工會，作為該委員會的自然延伸。

在工會主義被國家接納的半個世紀之後，成千上萬的勞工建立了不受國家控制的工會，這是一個重大的民主進步。事實上，2008年及其後成立的獨立工會是唯一不受國家控制的群衆組織。獨立工會也構成了對ETUF的直接挑戰，自1957年由賈邁勒·阿蔔杜勒·納賽爾設立以來，ETUF是最重要的國家機構之一，曆屆埃及總統都把它作為控制勞工的工具。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使這一時期動員這個新的勞工運動得以動員起來的因素之一是由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施加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是該政權從1991年開始實施的。埃及國家在1952年至1970年間的經濟政策的特點是中央計劃，即使在私營部門的增長和安瓦爾·薩達特發起的經濟變革之後，國家仍然通過對公共部門項目和公司的所有權在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納賽爾時代建立的勞動關系形式繼續主導着埃及的勞動力市場。此外，ETUF在選舉期間作為政治動員以及為重要政策建立支援（此類政策從包括與以色列的和平條約到1991年後通過的結構調整政策）的工具，對該政權來說仍然很重要。

這些經濟改革導緻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國家的作用下降了。随着市場力量占據主導地位，勞工在前一個時代享有的穩定的勞動關系開始瓦解。這一發展反映在2006年後出現的勞工運動的變化實踐中。長期以來，埃及的勞工一直依靠“勤工”（work-ins）作為抗議的手段，在不停止生産的情況下占領他們的工作場所。這種政策反映了納賽爾主義的政治文化，即生産被認為是國家目标，工廠被視為人民的财産。相比之下，2006年之後，大多數勞工轉向了罷工行動，反映了結構調整的影響，以及它使生産過程直接受制于市場機制而不是國家發展目标。是以，新的勞工運動可以被認為是對1991年後強加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國家從納賽爾主義社會契約中的退出，以及ETUF的癱瘓的延遲反應。

勞工運動與群衆政治運動的聯系

在2006年後反對政權的政治動員退卻後，勞工運動使埃及街頭重新活躍起來。雖然勞工運動的口号和要求沒有政治運動那麼激進（政治運動會批評總統，反對穆巴拉克的兒子賈邁勒繼承他的權力），但它深化了民主實踐，發展了組織和運動機制，使政治運動受益匪淺。

與2008年4月6日相關的一系列事件是埃及群衆政治運動發展的一個轉折點，說明了勞工運動和政治動員之間的互相作用。邁哈拉的勞工宣布他們決定在這一天罷工，要求（與其他訴求一起）提高全國最低工資。以埃及變革運動為首的反對派政治力量（它聯合了大多數推動變革的力量）随後呼籲在同一天舉行埃及範圍内的總罷工。最後，總罷工和邁哈拉罷工都沒有發生（後者被安全部隊中止了）；相反，4月6日爆發了一場反對邁哈拉物價上漲和貧困的群眾起義。在持續三天的抗議活動中，群衆撕毀了穆巴拉克的照片，總理被迫通路該鎮和工廠，試圖平息局勢，向勞工和當地人民提供優惠。

勞工運動的許多特點将繼續影響2011年1月的革命：占領公共廣場，組織負責後勤物資供應、談判和保護設施的委員會，以及婦女的廣泛參與。這些實踐被媒體和社交媒體傳播到整個社會，從勞工運動的領域有機地轉移到更廣泛的革命領域。

勞工在2011年起義與穆巴拉克下台期間的角色

到2011年1月革命爆發時，勞工運動已經在組織和動員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它對社會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工作場所靜坐和勞工占領街道已經成為當代抗議文化的一部分，該運動被認為是可能給埃及帶來變革的主要因素之一。盡管取得了這一進展，但由于缺乏具有足夠社會影響力或政治經驗的獨立勞工組織，勞工在2011年革命之初參與群眾起義主要有兩種形式。首先是“第二戰線”的開辟，爆發了巨大的罷工和靜坐浪潮（在穆巴拉克倒台後，通過罷免執政黨成員的戰鬥繼續進行）。第二是通過安全部隊和抗議者在街道、廣場和大衆社群的戰鬥，許多勞工成為安全部隊子彈的受害者。

2011年1月25日及其後，勞工當然也在街頭的人群中，但在此期間勞工對運動的影響不甚明顯。由于實行了長時間的宵禁，勞工們發現很難在工作場所集會，這些工作場所大多已被當局關閉，因為當局已經宣布放假。然而，宵禁一放寬，勞工運動就開始在革命中嶄露頭角。例如，在蘇伊士，10多家公司的勞工要求在2月6日靜坐，包括蘇伊士運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四個子公司，以及拉法基水泥和玻璃公司（Lafarge Cement and Glass Company）。埃及電信公司的勞工也宣布靜坐，而吉薩（Giza）的清潔勞工開始靜坐和罷工，封鎖了該地區的一條主要公路，邁哈拉的阿布-艾爾-西巴伊（Abu-al-Siba'i）紡紗和織布公司的勞工也一樣。

這第一波實質性的勞工抗議活動從2月6日持續到11日，這一行動所涉十分廣泛，幾乎沒有經濟部門不受影響。埃及電信公司勞工的罷工蔓延到公共電話交換機的員工，他們在開羅和各省組織了許多抗議活動。鐵路工廠中的房間和開羅公共運輸局巴士車庫的勞工加入了罷工和抗議活動。郵政勞工聚集在開羅市中心阿塔巴廣場（Ataba Square）的郵局外進行抗議，他們的運動迅速蔓延到各省。機場和軍工生産廠等關鍵工作場所也同樣受到影響，開羅南部的赫勒萬（Helwan）和布海拉省的卡夫爾·阿爾·達瓦（Kafr al-Dawwar）的一些石油公司和紡織廠也受到影響。衛生部門也被卷入其中：艾斯尤特（Assyout）、卡夫爾·紮耶特（Kafr al-Zayyat）和卡斯爾·艾尼（Qasr al-Aini）的醫院以及開羅的心髒研究所的護士們宣布罷工。國有雜志《魯茲·優素福》（Rose el-Youssef）的印刷工和行政人員拒絕讓總編輯和董事會主席（他們都與政權關系密切）進入大樓。同時，國家的“勞工大學”——官方工會幹部的教育訓練中心——的員工已經宣布罷工，并關住了（locked up）他們的老闆——ETUF的副主席和執政黨的成員。

是以，在穆巴拉克倒台前的日子裡，埃及發生了類似于大罷工的事情，沒有一個中央組織核心。然而，勞工運動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直接宣布對革命的支援。一些勞工确實提出了支援革命的口号，勞工們也響應了反對政權的呼聲，但他們的要求大多與經濟或工會有關。盡管如此，我們不可能忽視革命和勞工運動之間互動行動（reciprocal action）的過程。比如值得注意的是，在勞工階級地區，如蘇伊士、馬哈拉和亞曆山大，勞工運動在革命前就已出現，同時相比于其他地區，這些地區的群眾起義更有活力，更有成效。

在起義中被殺害的勞工人數為勞工階級對革命的貢獻提供了最大的證明。勞工運動不僅為革命鋪平了道路，而且在確定革命勝利方面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雖然我們很難獲得所有革命烈士的詳細資訊，但統計數字對這個問題有所說明。根據阿拉伯人權資訊網絡（Arabic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的統計，共有841名烈士。不幸的是，這些人中大多數人都沒有職業資料，但埃及記者聯盟的一個委員會收集了279名烈士的資料，并記錄了其中120人的職業。在這120人中，74人是勞工，其餘的是學生或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現有資料顯示，勞工在死傷者中占很大比例：在标明居住地的案例中，我們發現其大多數來自貧困地區。有關革命期間受傷者的資料也證明了這一情況。根據革命英雄和傷員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 Heroes and Injured of the Revolution）收集的資訊，在4500名傷員中，70%是沒有學曆的勞工，還有12%是有中等學曆的勞工。其餘的人包括在校學生（11%）和具有高等學曆的人（7%）。在埃及革命期間，正是勞工和窮人付出了最沉重的血的代價，正是他們的巨大犧牲使穆巴拉克的倒台成為可能。

組織上的收獲和政治上的邊緣化

穆巴拉克統治的結束标志着勞工運動的一個新階段。在其之後，勞工的抗議活動加速并擴大，大量獨立工會成立。除了要求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外，勞工的抗議活動還要求進行更全面的政治改革，如追究腐敗的企業管理者的責任，重新開放停業的上市公司，将穆巴拉克時代私有化的企業重新國有化，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标準以及要求組織權利。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罷工和靜坐的浪潮代表了革命鬥争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部分融合。同時，它對反革命勢力，特别是對作為舊政權核心的軍事和安全機構構成了嚴重威脅。這些力量現在重新試圖，将革命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分開。一個明顯的悖論出現了：盡管之前讨論過勞工運動對革命的影響，但在穆巴拉克倒台後，勞工運動并沒有繼續發揮同樣的作用；它沒有有效地形塑革命的軌迹。相反，穆巴拉克一出局，對勞工運動的攻擊就開始了。在穆巴拉克下台後，掌權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最先做出的決定之一是（在2011年3月24日）禁止罷工，并将罷工勞工移交給軍事法庭。此外，在不同的媒體上發起了一場廣泛的反對勞工運動的運動，給勞工的抗議活動貼上了“部門性”（sectional）的标簽，而不是将其視為革命的總體軌迹的一部分。

許多曾反對前政權的改革派自由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思潮的活動家參加了反對勞工罷工及其“部門性”要求的媒體運動。勞工運動的唯一捍衛者是革命左翼和新生的獨立工會。大多數革命青年力量集中在廣場上的鬥争，沒有意識到勞工鬥争的潛力，即通過在國家機構和公司内部與政權對抗，努力清除前執政黨的殘餘，深化和擴大革命程序。

在2011年11月和2012年1月的議會選舉（選舉帶來了一個伊斯蘭政府），以及穆斯林兄弟會支援的候選人穆罕默德·穆爾西在2012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後，伊斯蘭和世俗力量之間出現了政治兩極化的狀态。世俗勢力将不斷惡化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解釋為伊斯蘭教徒管理國家失敗的标志，而不是自穆巴拉克時代開始實施并在穆爾西時期繼續實施的政策的結果。穆斯林兄弟會則将條件的惡化解釋為國家機器正在針對穆爾西施加陰謀的迹象，而不是因為他堅持實施了導緻革命爆發的舊政權所實施的經濟政策。

随着救國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的成立，其在反對穆兄會的政治運動中起到了上司作用，在社會和經濟問題方面的倒車卻加速了。該陣線是由一些政治力量，包括改革派和接近穆巴拉克政權的人員于2012年11月宣布建立的，目的是抵制穆罕默德·穆爾西總統修改憲法的企圖。其目标集中于恢複國家的威望和包括司法機構、軍隊與警察等國家機構的合法性。是以，盡管在2012年和2013年初，勞工的鬥争仍在繼續，但勞工運動的目标與街頭和廣場上的政治鬥争之間的協調可能性卻在減弱。

2013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爾西下台後發生的事件是革命程序中最重要的變化。對勞工運動的鎮壓加劇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然而，更危險的是，相當一部分獨立工會宣布支援新政權，并在ETUF和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的聯合協定中宣布暫停罷工。這一宣布所包含的威脅并不是說它停止了勞工的抗議——這些抗議仍在繼續，盡管行動地較為緩慢——而是說它代表了獨立工會作用的轉變。他們從争取工會運動從國家的控制之中解放出來的運動抽身而出，到如今擁護新政權，這使勞工運動自2006年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化為烏有。

這凸顯了勞工運動的規模及其在2011年1月人民起義前和期間的影響深度與穆巴拉克倒台後的政治虛弱之間的沖突。在尋求對這一沖突的解釋時，僅僅談論改革派力量的支配或伊斯蘭教與世俗的兩極分化對政治舞台的限制是不夠的，盡管這兩方面都在制造沖突方面發揮了作用。相反，我們必須通過分析勞工運動本身的弱點來了解這一沖突，既要分析它與政治領域的聯系，又要分析它的組織問題和上司作用，因為它缺乏經驗和連貫性（coherence）。

我們在此必須注意勞工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甚至在21世紀初的退縮。這一時期，許多有經驗的活動家從勞工運動和工會中消失了，同時并沒有新一代活動家來填充他們的位置。是以當勞工運動在2006年後再次興起時，它已經失去了在之前的時期所獲得的大部分經驗。2006年後形成的勞工領袖是一支新的骨幹隊伍，他們沒有積累工會工作（在工作場所内參與勞工利益的鬥争）或政治工作的經驗。這與1980年代發展出來的工會幹部的經驗不同，他們一般都與左派的政黨群組織有聯系。這正是導緻勞工運動與政治在總體上分離的原因，在某些情況下，勞工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政治行動産生了敵意。

同時，在曆史上曾為建設勞工運動做出貢獻的左派也處于虛弱和不連貫的狀态。蘇聯解體後，傳統左派的組織和政黨實際上已經解體，而新左派的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并受到多方的敵視。另一方面，獨立工會正在建立過程中，其組織能力仍未得到充分發展。它們甚至未能在普通勞工中紮根。是以，當2011年1月革命爆發時，雖然房産稅征收員工會、衛生技術人員工會、教師工會和退休勞工工會聚集在解放廣場，以成立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但這并不意味着他們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組織機構；他們也沒有能夠在普通勞工群衆中紮根。

結語

革命期間，勞工鬥争的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分離主要出現在兩個層面。首先，革命力量未能赢得勞工階級隊伍中的大量積極分子，使他們接受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以勞工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深化和激化革命程序的重要性為中心，特别是在與國家的對抗方面，以便為勞工運動開辟空間，發展其政治影響。其次，獨立工會本身缺乏組織經驗造成了另一個障礙。占主導地位的組織模式不夠激進，缺乏紮根于工作場所和廣大基層勞工中的民主機制。盡管在大規模罷工中形成了第一批獨立工會，為勞工運動的基礎上的自我組織提供了重要經驗，但這個問題還是出現了。

這些經驗的弱點在于缺乏植根于勞工階級自我組織原則的政治實踐，不僅限于經濟領域，還包括勞工在政治領域自我解放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通過參與政治事業來建立——如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或支援婦女解放，或反對宗教宗派主義或保護環境的鬥争。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作為勞工沉浸在這些政治事業中，而不僅僅是作為街頭公民（citizens in the streets）或投票箱的選民。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勞工的鬥争開始打破将革命的社會方面與政治方面分開的牆。勞工的要求從關注經濟問題擴大到在工作場所和國家機構中，并與政權代表對峙。然而，由于缺乏與紮根于勞工階級的有機聯系以進行革命動員，這一過程展現出強烈的自發性質，不足以維持有組織的勞工對革命程序軌迹的影響。這表明了政治組織，而不僅僅是工會組織的重要性，隻有存在有效的政治組織，才能確定勞工運動的力量能夠塑造變革的軌迹。

（本文作者Mostafa Bassiouny系埃及研究者、記者，由Anne Alexander從阿拉伯語譯至英文，她是英國作家與研究者，工會活動家，也是國際社會主義雜志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編輯部的一員。原文連結：https://longreads.tni.org/the-workers-movement-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egypt）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