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再論信心與檢討》一文是由他十分器重的青年作者壽生的《我們要有信心》一文引發的。
胡适尖銳地指出了《我們的信心》一文中關于“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信心是建立在一盤散沙之上的，胡适認為這樣的文化自信是“虛妄而自大的”，不值得推薦。
而胡适便從曆史角度考察中國文化傳統，認為中國文化最有魅力的時候是最善于模仿的時候—— “......,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裡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
從胡适的說法當中，我們了解道：胡适的主張是對傳統文化進行檢討和深思，一切論調都必須在深度反思之後确定。
“要誠心誠意地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武裝精力去消災滅罪。”胡适批評了一些青年人内心抱有的“我們的文化根基淺”的這樣一種消極論斷，認為這是一種低迷、頹廢主義，不能加以推廣。
胡适的論述，為我們深刻地打開了一扇洞察世界的大門——我們的民族究竟在遭受怎樣的磨難，我們又要在這磨難中怎樣的學習和進步，都是值得後人深刻挖掘我們民族之“根”的關鍵。這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觀念，亦是一種世界主義的胸懷。
是以，今日的中國雖已取得了萬世矚目的成就，這成就也是我們積極自省的結果，而不是一味模仿創造的結果，隻有反思和醒悟，從自身找到“病理”，才能進一步取長補短；而今天中國的創造，尤其科技進步的展現，也無不與我們自身的文化底蘊為基礎，無不與我們發揮到極緻的創造才能分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