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和爹娘在一起
焦波和他的鄉村影像
在山東淄博一個叫做“天津灣”的村莊裡，“中國天津灣鄉村影像大集”日前開集了。幾百米長的紅綢沿着村中的主幹道翻騰舞動，遊人熙熙攘攘，平日安甯的村莊顯得分外熱鬧。遍布村中主要道路兩旁牆壁上的老照片，像農村集鎮上的貨物一樣琳琅滿目，引人駐足品賞，讓人目不暇接。這些照片是國内頂尖攝影師聚焦當代中國農村生活的攝影作品。在村中老戲台上的開集儀式上，别開生面的侗族大歌開場歌舞吸引了來自村裡村外趕集的人們。精心籌劃的文化大集終于開始了，天津灣将被打造成未來的影像小鎮。天津灣鄉村影像大集的創始人，是紀錄片導演焦波。這個叫做天津灣的村莊就是焦波拍攝《俺爹俺娘》的地方。焦波以一個農民特有的韌性，曾跟蹤拍攝自己的父母長達30年，後來又制作了紀錄片《俺爹俺娘》，一直到雙親去世。此時的焦波通過給父母留下影像，建構了自己的情感結構與文化根基。後來，他的視角又從自己的爹娘轉向無垠的農村大地，再關注農村大地上發生的鄉村社會變革，尤其是鄉村社會變革中的文化變革。這個過程，隐藏着“家國合一”的文化密碼。
2012年，焦波拍攝的《鄉村裡的中國》，是一部社會影響很大的院線紀錄片。焦波在自己家鄉附近的村落裡住了一年，記錄了這個村莊的狀态與變遷。這種創作手法是當下時髦的影視人類學的拍攝方法。但當時焦波進入這個村莊不是靠人類學的學科自覺，而是靠一種對于土地、家鄉的沉甸甸的深情。這部影片的片名包含了一種文化自覺的先聲，使人們在影院裡看到了久違的中國農村景象。平凡的中國鄉村叙事，不期然彙成濃濃的鄉愁，傳遞出幽微而動人的中國表情，似有萬鈞之力。親農戀農的情感不僅在影像層面傳達出中國傳統的“農本”思想，同時也展現了一種主流文化中正在醞釀的新的“中國觀”。紀錄片中的人物杜深忠深得焦波青睐，他讓這個看似身無長物的農村文化人成為視覺中心，這個農民形象身上折射出土地賦予的特有質感和神采。這一形象很可能是焦波自我身份的寫照。焦波關注鄉村文化中的靜水深流，相信它才關乎大時代中更為持久和穩定的人心，對于中國未來而言，是更具有決定性的文化源泉。
焦波的紀錄片是感應現實的，他聽從時代的呼喚。在長期的鄉村影像創作中，焦波逐漸形成了自己作為一個“農夫導演”的文化認同：“農民在土地裡種植莊稼，我們在土地裡種植故事”。
近年來，農村形象逐漸擺脫了由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路徑所決定的邊緣地位，“社會主義新農村”“美麗鄉村”“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記得住鄉愁”等關于農村發展的政策性命題不斷深入闡釋，改寫了農村的社會文化形象，直至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正式實施，農村文化形象已經得到根本改變，農村擁有了面向未來的潛能。因而一段時間以來，鄉村書寫又成為一種現代化弊端的療救方式，鄉村文化遺産題材的影像一時供銷兩旺。鄉村振興及其文化建構越來越具有國家道路選擇的意義，而鄉村振興中的文化振興如何展開，也很快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鄉村影像有了别樣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功能。
焦波創作的一部聚焦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脫貧攻堅故事的主旋律紀錄片《出山記》在2018年公映。這是焦波創作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作品中在院線上映的第一部。《出山記》記錄了中國西部一個鄉村在一年内發展變化的過程，對展現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革具有啟示性的意義，顯示出農村影像已經開始重新具備承載社會核心關注的功能。在以往的鄉村影像裡，時而看到愚、窮、弱、私的中國農民形象，焦波在這部影片中顯示了對鄉村文化建設的自覺。影片通過對兩個村民家庭的記錄，真正闡釋了精準扶貧中的“因人施策”，也展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農村發展觀念。導演在《出山記》中似乎更鐘情于堅守土地的路徑，因為祖輩的土地上預留了文化傳承的更多可能性。焦波用相當多的筆墨表現沒有獲得易地搬遷資格的農民家庭如何順應時勢，在政策扶持下獲得迅速發展，周邊文化環境也得到改觀。公路修通時，在外打工的兒子回鄉，并帶回了兒媳婦。家族的興旺頓時讓主人公一掃愁容與戾氣。在老父親的壽宴上，他請來傩師起舞；在兒子的婚禮上，他衷心地感激上司。基層組織在政策指引下扶貧，不僅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也使農村文化得到意外的修複。而這時的農村已不與外界隔絕，它與當代城市生活形成良好的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農村文化生态的涵養是與農村社會發展政策同等重要的。而在中國鄉村，這種文化生态的恢複和回歸是需要國家在場的。
《出山記》海報
易地搬遷的主人公的故事留給随後的另一部紀錄片《進城記》。作者對這種“拔出蘿蔔帶出泥”的文化遷徙很敏感。舉家搬遷賦予了這些鄉民重新改變生活的權利，但是文化的适應性轉換卻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相對于《出山記》中出現的易地搬遷，焦波新片《老窩》講述了雲南一個傈僳族村寨“就近搬遷”的故事。新居由政府出資，坐落在交通更便利、居住更安全的山腰上。由于該地區曾是雲南乃至全國最貧困、最落後的地區，生态環境先天極為脆弱，區内地形切割強烈，斷裂活動密集，降雨充沛，是泥石流、滑坡、風雹、雨雪等自然災害的高發區。老窩村的地形地貌在影片中已經充分表現出來。對于老窩村而言，雖然多數村民期待搬遷，但過程卻是一個傷筋動骨、不乏感傷的文化适應過程，影片還記錄了許多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内容，這構成了影片另外的重要價值。影片不僅記錄當下脫貧攻堅的現實，也保留了本來會無聲消亡的曆史遺迹。
《進城記》海報
焦波作品中有基層農村幹部的群像。《鄉村裡的中國》中的張自恩、《出山記》中的村支書申修軍、《大歌》中的祝顯興等，都是十分接地氣的基層幹部形象，他們用不同政策宣傳鄉村振興的政策，動員時熟練運用國家的現代化話語，有時又動用親情鄉情，在不斷調節各種關系時，還努力促進鄉村的經濟發展與變革。基層政府幹部不僅僅是經濟生活的組織者，也在農村文化生态的恢複中擔負關鍵作用。基層組織也需要借助鄉村文化的力量，因勢利導，促進這塊土地上與大時代相呼應的發展與變革。貴州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體制建設在貴州已經形成了一個小氣候。著名的“塘約道路”曾受到社會學家和鄉村建設專家關注，并為中國廣大農村的脫貧發展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樣闆。
《大歌》記錄了貴州侗族村寨黃崗村在鄉村振興背景中社會生活如何煥然一新的過程。《大歌》中有兩個重要人物形象——祝顯興和吳成龍，這兩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很有價值。這是鄉村振興中政府介入性力量與傳統村落内生性力量的組合形象。實際上，在鄉村振興政策下，政府發揮了定位與主導的作用，鄉村振興目前的政府定位包含着産業、人才、文化、生态、組織等“五個振興”，祝顯興的形象集中表現了鄉村振興中的“組織振興”，這個形象在中國成千上萬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村莊裡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也展現出中國鄉村振興差別于世界其他地區脫貧的經驗——制度要素。政府的在場首先是搭建了平台，平台不僅僅是經濟性的，也包括社會關系、社會交往、社會連接配接等，這種連接配接越多、越頻密，越有利于鄉村社會的團結和良性發展。《大歌》不僅有記錄的價值，而且還有發現和探索道路的價值。它更貼近鄉村振興的主題，鄉村振興戰略需要超越脫貧攻堅的固有叙事架構，展現中國在新的曆史發展階段獨有的發展理念和路徑探索。從影片中可以看到，黃崗村在鄉村振興政策動員下活躍的社會生長。政府介入性力量和傳統村落内生性力量如何産生化學反應，内生性社會發展動力不斷地調試和轉化的過程非常引人入勝。最後影片呈現了一種幾乎理想化的鄉村社會發展形态。
影片展示了國家級傳統村落可貴的社會建設過程。從國情和國運的角度出發，鄉村振興的内涵必然是一種在全球格局發生深度調整的形勢下的社會再建設，這種再建設超越了以往隻重視市場經濟建設的局限，将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與各種新情況銜接起來，形成新的社會肌理，各種政府介入性的社會建設力量不再懸浮其上，而是對整個社會進行再造，并形成對已有主流社會積極的、能動的提升，成為中國道路探索中的革命性力量。而《大歌》對這兩個關鍵人物的交叉剪輯，也揭示了鄉村振興中“組織振興”“文化振興”的重要地位和積極功能，尤其是後者更是鄉村振興中的難題。
鄉村振興是時代的黃鐘大呂，是侗族人民心目中真正的“大歌”。黃崗村“出圈”的意義在于證明鄉村振興中經濟振興與文化振興可以并行，并探索了鄉村振興的理想化模式。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發展勾畫出了“産業興旺、生态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藍圖，目前，“鄉村振興”成為全國上下關注并且熱烈議論的高頻詞彙，焦波的鄉村影像可謂生逢其時。對現在和未來的中國而言，鄉村發展将比以往具備更顯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焦波的鄉村影像事業必将承擔更多的使命，并獲得進一步的蓬勃發展。
（作者：胡譜忠，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