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在建國之初的上海市楓林橋。此處正在開展一場近萬人規模的公審大會，上海市内的數萬名人民群衆正聚集在楓林橋，群情激奮地等待着公審的結果。在場的群衆有多熱情呢？後來根據當事人的回憶，群衆的數量多到将這裡給圍得水洩不通，有的人甚至上了樹，坐在了樹上；也有的人在高呼：“替汪壽華報仇！”還有的人站在三輪車上，以期能看見遠處的審判。
廣大群衆都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去見證這一場在解放上海之後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公審大會。而此次公審的對象是青幫前老大，在上海地下世界臭名昭著的黑社會頭子杜月笙的前手下有“四大金剛”之稱的葉焯山和馬祥生二人。伴随着兩聲清脆的槍響，葉焯山和馬祥生二人應聲而倒，之後便是人民群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歡呼聲。
也就是在這樣激烈的氛圍之中，公審大會結束了。而當身處香港的前青幫頭目杜月笙聽聞馬祥生和葉焯山被處決的消息時，當時就吓出了一身冷汗，這之後更是直接一病不起。而沒過幾個月，也就是1951年的8月杜月笙就在慚愧悔恨以及驚懼交加的情緒之中離開了人世，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
那麼被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剛”殘忍殺害的汪壽華又是何許人？竟受到了上海群衆的一緻愛戴與支援呢？原來，汪壽華竟然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的著名革命家之一，為了中國主權獨立，民族解放而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戰士！
汪壽華，1901年出生于浙江諸暨檀溪鄉泉畈村的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1917年秋，汪壽華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學校進步氛圍的感染下，他的思想随即發生變化。同年十一月，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為當時正處于軍閥混戰之中的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五四之後，汪壽華閱讀了大量的如《新青年》、《星期評論》等進步書刊，逐漸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深入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核心和理論方法之後，基于當時舊中國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汪壽華深感痛心，深刻的感覺到自己應當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于是在1920年時，汪壽華通過俞秀松的介紹，參加了中國最早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青年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汪壽華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産黨員。同年，汪壽華作為遠東的職工代表，赴莫斯科出席了國際反帝同盟會議。
1925年初，汪壽華奉命從莫斯科回國，趕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汪壽華明确提出“勞工階級将是紅色革命重要的上司階級”并對當時的多場勞工運動做了報告總結，明确得失。
而汪壽華在由莫斯科傳回上海之後，汪壽華就開啟了他這一生中最為波瀾壯闊的曆程。首先是1925年5月間，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先後發生勞工罷工的鬥争，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無情鎮壓。上海内外棉第七廠的日本資本家在5月15日槍殺了勞工顧正紅，并打傷勞工十餘人。這就是著名的五卅運動的導火索。
五卅運動在爆發之後，在中國共産黨的推波助瀾之下以狂飙之勢迅速地席卷全中國，從勞工發展到學生、商人、市民、農民等社會各階層，都舉行或參加了成千上萬人的集會、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而處在五卅運動風暴中心的上海也在當時成為了全中國有識之士所關注的焦點地區，在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一陣接一陣的輿論斥責聲中，當局的北洋政府被逼無奈，隻得派出外交官員同日本方面開展交涉。
最終日方被迫交出槍殺顧正紅的兇手。由此，五卅運動在汪壽華的上司下取得重大勝利，這是由中國共産黨絕對上司之下的第一場勞工運動，此次事件之後又将中國的勞工運動推向了一個新高潮。
在五卅運動平息之後沒過多久，1926年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誓師大會準備北伐，同年5月以共産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及第七軍一部作為北伐先鋒，開赴湖南，同時揭開了北伐戰争的序幕。
而作為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的代表與象征，是以隻要成功解放了上海，那麼必将沉重打擊反革命勢力的嚣張氣焰。為此汪壽華認為我黨應當在上海也發動武裝起義，以此來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遙相呼應。當時時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陳獨秀欣然同意了汪壽華的這一提議，讓他去着手準備勞工起義的事項
汪壽華作為起義的主要上司人之一，曾為上海勞工武裝起義而與上海的國民黨頭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廣泛接觸，進行統戰聯絡工作。1926年10月24日，在汪壽華的上司下上海發動了第一次勞工武裝起義，但由于準備不夠充分，且發動時過于倉促是以很快就遭到圍剿而宣告失敗。在此次失敗之後，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總結第一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汪壽華也在此次起義失敗之後痛定思痛，開始反思此次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并積極籌備組織勞工群衆，同時他也多次強調：“我們的目标是對付軍閥，而非對付資本家。”
而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確定此次起義能夠成功，汪壽華又積極開展活動，同上海的國民黨進步人士、資産階級代表的開明人物、青幫頭目等社會力量開展廣泛聯絡，做他們的說服，并從他們那裡了解政治、軍事等各種消息，及時向中央和上海區委彙報。終于，機會來臨。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占領杭州，沉重打擊了北洋軍閥的嚣張氣焰。而中共中央及汪壽華則一緻認為應當利用此時大好的國内形勢，舉行第二次起義。但由于海軍配合起義的計劃被叛徒洩露，在上海勞工第二次起義爆發之後沒多久就被北洋政府派兵鎮壓下來，第二次起義旋即以失敗落幕。
在第二次起義失敗之後，汪壽華痛定思痛，靜下心來反思總結了前兩次起義失敗的原因，并在地下籌備第三次起義的規劃。也就是在此時他迎來了他所敬重的革命前輩以及同為革命志士的戰友們，如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等一系列中國共産黨黨内的重要人物也紛紛準備加入到上海第三次勞工起義的大軍之中。這讓汪壽華欣喜萬分，旋即幾人經過協商讨論之後組建了起義的最高指揮機關——特别行動委員會，而起義的總指揮由周恩來擔任。
1927年2月26日，特别委員會會議決定在總同盟罷工基礎上組織進行武裝起義。經過全方位的準備，如組建武裝勞工糾察隊，進行秘密軍事訓練，以及在市民中開展廣泛政治動員，召開市民代表會議等活動後。
終于，在1927年3月21日的這一天，中共中央認為革命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中共中央發動了上海勞工總同盟罷工，并在之後迅速的轉變為武裝起義。而整個起義行動交由特别委員會會議全權指揮，在情況最為緊急之時由羅亦農、周恩來、汪壽華、陳獨秀直接負責指揮。在整個起義期間，汪壽華和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全面指揮戰鬥，日夜不息，把眼睛都熬紅了。當底下的同志們出于心疼而規勸汪壽華休息時，他義正詞嚴地拒絕道：“起義這麼緊張，勞工兄弟們都在和敵人厮殺，我怎麼能休息呢？”說完，仍繼續守在指揮部裡，密切關注着勞工糾察隊的最新戰況。
在起義最開始時，汪壽華曾派人前往龍華邀請當時的北伐軍東路總指揮白崇禧派部隊援助并配合上海的勞工起義，希望能夠内外夾攻，共同消滅反動軍閥。但此時的白崇禧早已接到了蔣介石的密令，讓他按兵不動，也就是早在此時蔣介石就想借反動軍閥之手來消滅勞工武裝。而汪壽華在聽聞白崇禧拒絕支援的消息之後，深感氣憤地說道：“他們不來，我們自己幹！”
在深刻地總結了前兩次武裝起義失敗的教訓并經過近30小時的浴血奮戰之後，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起義軍最終消滅了敵人，在此次起義之中，勞工武裝共殲敵5000餘人，繳獲5000多把槍支以及大量武器彈藥等資源，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地區，起義取得了重大勝利，勞工武裝取得了上海的政權并沉重的打擊了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嚣張氣焰。
在起義勝利之後，整個上海上上下下到處都是為革命勝利而慶祝歡呼的人群，上海人民群衆的革命熱情在勞工武裝起義勝利之後達到了頂點，得知這一消息之後，再加上勞工武裝上千把的槍支以及衆多的槍支彈藥和不斷的武裝訓練其軍事力量已然不容小觑。是以蔣介石對此變得忌憚無比，于是他迅速下令讓北伐東路軍從杭州出發進駐上海，準備從勞工武裝手上接管上海的軍事防務，同時也調遣剛剛收編的26軍率先進入上海“維持秩序”。
而當時由于國共合作的關系，汪壽華的工作也是以變得更為緊張、繁忙。1927年3月 23日，他下令勞工糾察隊協助進駐的北伐軍維持地方治安，同時通知，除了勞工武裝糾察隊以外的全體勞工于24日一律複工。3月24日，上海總工會搬遷到了湖州會館，附近的各處工會以及高校中的學生代表紛紛前來慰問、祝賀，汪壽華又因為負責接待這些代表的事宜而忙得不可開交。
27日，在汪壽華的主持下，上海總工會召開了全市勞工代表大會，總共有1000多名勞工代表參加。在大會上，汪壽華較為完整地報告了此次起義的經過，并且又進一步提出要從各帝國主義國家書上收回租界、同時肅清上海城内的反動派、并要求保留勞工武裝用來自衛、同時提出要求要改善勞工工作條件、提高勞工生活水準、發展和整頓工會組織等總共17項任務。
會議還同時選出以汪壽華等40人為代表的上海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次日，執行委員會又推舉汪壽華擔任上海總工會的委員長。此後，在汪壽華的上司下，上海勞工運動再次進入一個新的高潮，到3月底時，加入總工會的工會即達到502個，會員82萬人；勞工糾察隊經過整編之後，共成立14個大隊擁有2700餘人，并同時擁有機槍若幹、步槍4000餘支。
正所謂幾家歡喜幾家愁。眼見革命前景一片大好，上海勞工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前景和工會力量的不斷壯大，引起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恐慌。他們無視總工會的指令，阻撓勞工複工，并非法逮捕勞工，悍然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汪壽華在得知這一消息後，義憤填膺，當即向英租界工部局總辦愛德華、法捕房總巡費沃禮提出強烈抗議，并要求其限時答複，否則将取消複工指令，重新開機總罷工。由于汪壽華有一次地上司了勞工同志進行了堅決的鬥争，英法帝國主義被迫答應勞工複工，并同意改善勞工待遇。由此，汪壽華在勞工中的威望進一步提高。
而當時的上海市，由于特殊的曆史原因，成為了幾方勢力的角鬥場。而當時中共所上司的勞工武裝組織是其中底蘊最薄，勢力最少，但卻是人民群衆中聲望最高、和群衆心目中地位最高的組織。這一切都使得剛剛拿下南京并定都于此成立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下定了取締勞工武裝，殘害共産黨人的決心。但此時由于蔣介石還需要利用中共的力量來發動群衆繼續推動北伐戰争，同時也為了鞏固自己來之不易的權位，以及樹立并提高自己威望的目的，蔣介石不得不仍在表面上繼續維持同中國共産黨的所謂“通力合作”，實則其已經在私下裡暗中籌劃密謀屠殺中國共産黨人的計劃以及陰謀對付上海勞工武裝組織以及總工會的計劃。
于是蔣介石在私下裡聯合了上海青幫的一衆骨幹人物，準備利用青幫的人假裝總工會的人員以欺男霸女、招搖撞騙，敲詐勒索，等多種方式來抹黑造謠勞工糾察隊以及總工會，同時利用自己手上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以及輿論機構在社會上散布勞工糾察隊要沖擊租界等種種謠言。面對上述種種誣蔑，汪壽華上司的上海總工會接連采取了一系列反擊措施，戳穿國民黨右派的陰謀和借口，表達了将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意志。
3月27日，汪壽華不顧個人安危，決定同蔣介石會面。在第二天的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上，汪壽華彙報了會見蔣介石的情況：“昨見老蔣，先加慰勞，他并無贊揚上海勞工。我報告一點上海勞工暴動的經過，他不大注意。蔣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會方面聽軍事當局指揮，我沒有答複。”
伴随着時間的推移，局勢漸漸穩定下來。蔣介石認為此時在南方以及沒有能在直接威脅自己政權的存在，于是準備密謀鏟除共産黨和清算國民黨内的左派進步人士。而要鏟除共産黨，就一定要解除勞工糾察隊，解散總工會，解除勞工武裝。而這些都繞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汪壽華。
于是，蔣介石找到了杜月笙，這位青幫的大佬，并表示希望借助汪壽華和杜月笙都曾是青幫成員這一身份的關系來鏟除掉汪壽華這個“硌腳的石頭”。而這層特殊的關系就是：汪壽華跟黃金榮金榮一樣屬于青幫的“通”字輩，根據幫規杜月笙應該叫汪壽華師叔。
杜月笙在接到這個消息之後，欣喜萬分，因為他此時正愁自己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靠山來穩固自己的勢力家業，是以在收到這個消息之後欣然應允下來。二者可以說是一拍即合。為此，一個專門針對汪壽華的陰謀逐漸形成。
4月9日，杜月笙給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送上請帖，信中以最為誠懇的語氣來邀請汪壽華于4月11日前往杜公館參加家宴。針對這個請帖，黨内召開了一次特别的會議，在大會上，很多同志都希望汪壽華不要去，因為這顯而易見的是一場針對汪壽華的“鴻門宴”。但是汪壽華為了摸清敵人的底線，同時也為黨組織争取更多的時間，他堅定的表示：“按輩分算，在青幫裡我算是他（杜月笙）的師兄，青幫裡面欺師滅祖是大忌，他是不會加害于我的。況且在起義時他也給予了我們幫助，更何況為了黨和人民以及中國革命的偉大事業，我願意犧牲一切，包括生命！”
衆人見無法勸阻汪壽華，于是對他表示，即便他要去，也要多帶些人一起去，保衛他的生命安全。最終，黨組織決定派遣李泊之與他一同前往去保護他的安全。而就在二人即将抵達杜宅時，汪壽華似有預感一樣，要求李泊之在杜的住處附近等他，若兩小時之後他還不出來，便是發生了意外，要求李泊之立即報告組織。
而就在汪壽華前腳剛剛踏入杜宅，還并未見到杜月笙時，就被杜月笙早已下令并埋伏好的“四大金剛”所打暈。在将汪壽華打暈之後，杜月笙又指令“四大金剛”将其裝進麻袋，活埋在滬西楓林橋。一代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壯烈一生就此落幕。
在得知汪壽華被害的消息之後，上海總工會就遭到了青幫組織所假冒勞工的突然襲擊，勞工糾察隊被迫開槍還擊。而就在雙方激戰時，早先駐紮在上海的第26軍立刻前往雙方交戰處，借口調解“勞工内讧”以暴力方式強行将勞工糾察隊繳械，并且逮捕了勞工糾察隊的全體成員，并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活動。而總工會的主要上司人陳獨秀、羅亦農等人則被南京國民政府通緝，離開上海，被迫出逃。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在這之後的三天内，仍在上海的共産黨員被屠殺的人數就多達300餘人，500多人被捕，5000餘人失蹤。在上海辛苦創立的黨組織也全部被反動政府摧毀，而汪壽華也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第一個犧牲的共産黨員，時年26歲。
1949年，在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城後，上海群眾提出要嚴懲當年殺害汪壽華的兇手，經過漫長的調查，終于找到了當年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剛”中的兩人：也是馬祥生和葉焯山二人。他們就是當年活埋汪壽華的兇手，而至于其中的另外兩人芮慶榮和高鑫寶則早在解放前就已去世。
而這，也算是我黨對當時已經犧牲了22年之久的汪壽華烈士的一個交代了。汪壽華這個名字将會被人民群衆永遠銘記。因為他，以及所有為了新中國的建立，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未來，而前仆後繼犧牲的先烈們，正是因為有了他們 “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精神，我們才能擁有今日的富足生活，中國才能有今日的富強偉大。人民不會再受戰亂之苦，流離失所，也不會再陷入饑馑，食不果腹。是以，請記住這位年輕但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汪壽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