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是指晉代書法家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二種，它們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合稱“三希寶帖”。清高宗弘曆（乾隆）得到《伯遠帖》後，便将内府所藏《快雪時晴帖》和《中秋帖》合稱為“千古墨妙，珠璧相聯”的稀世珍寶。乾隆将日常居住養心殿前殿的西暖閣再隔出兩間小屋，刻意裝修，用來收藏“三希”寶帖，又卸書匾額“三希堂”并書寫了《三希堂記》。
▌王珣《伯遠帖》
▌王獻之《中秋帖》
《中秋帖》系紙本墨迹，無款，傳為王羲之七子王獻之尺牍，縱28厘米，橫12厘米，疑為宋米芾臨本或唐人鈎填。有人認為此帖原為5行32字，後割去2行。現為3行22字。前有乾隆題首，後有董其昌、項元汴等跋文，并钤有“宣和”、“紹興”、“禦書”、“廣仁殿”、“弘文之印”、“内府圖書之印”、“項氏子京”、“乾隆”、“嘉慶”、“宣統禦覽之寶”等印章。
《伯遠帖》系紙本墨迹，晉王珣尺牍，縱251厘米橫17.2厘米。行書5行計47字，全文為：“珣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赢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峤不相瞻臨”。前隔水有王肯堂所題“普王珣伯遠帖”五字，引首乾隆題“江左風華”，帖後有董其昌、王肯堂、董邦達、沈德潘等跋文。中钤有“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養心殿鑒藏寶”、“三希室精鑒玺”、“宜子孫”等騎縫印七方、古半印三方和郭葆昌 “郭氏觯齋秘笈之印”騎縫印一方。在“三希”中，唯有此帖是真迹（《快雪時晴帖》亦為唐人鈎填的），故為世所重。
後來，《中秋帖》和《伯遠帖》流出宮外，郭葆昌是從“品古齋”得到這兩帖的：“三希”之一的《快雪時晴帖》原藏故宮博物院，1933年随其它文物曾遷運到上海、四川等地，抗戰勝利後又運到南京，解放前夕被運至台灣，現藏于台灣故宮博物院。而《中秋帖》和《伯遠帖》竟被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攜至台灣欲售出，因要價過高，故未成交。
郭昭俊又把“二希”作為抵押向香港某外國銀行借貸，規定贖回的期限是1951年底。眼看“二希”典當期滿，郭無力償還貸款，一些帝國主義分子正自觊觎這兩件珍寶。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徐伯郊（其父是上海博物館館長徐森玉）得知此消息，速告徐森玉和鄭振铎，接着徐、鄭即向周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對此事極為關注，立即批示一定要收購回國，決不能讓外國人拿去。總理還在報告上批示道：“要買真正的文物，不要古董。”還于1951年11月5日，親筆寫信給當時的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長馬叙倫，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政務院财經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長薄一波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震等，對購回“二希”做了如此詳細而缜密的訓示：
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長、馬衡院長并告薄副主任、南行長：
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殉《伯遠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别真僞，并須經過我方現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拾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順利購回。所需價款确數，可由我方在香港銀行與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當面商定，并電京得準許後墊付，待中秋及伯遠帖運入國境後撥還。
以上處理手續，請與薄、南兩同志接洽。
周恩來 十一月五日
為了做好購回“二希”工作，政務院又特别委托徐氏父子具體承辦。經王冶秋、馬衡、徐森玉等人前去鑒定，确認所要購的《中秋帖》和《伯逸帖》是真品無誤，最後以35萬元重金将“二希”購回，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一切都是在周總理直接關懷下進行的。《中秋帖》和《伯遠帖》的購回，生動地展現了新中國的文物政策，它保護了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産，堅決制止了珍貴文物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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