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戰将系列：伍修權1
作者：桅杆
與四野衆多“明星将領”相比較，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伍修權。他是最早進軍東北的将領之一，東北人民自治軍成立時，伍修權就是第二參謀長。他建國之初即離開了軍隊，沒有參加1955年授銜，但他其實是我軍最早授予軍銜的将領之一。他是一員儒将，長期在中樞任職，親身參與過軍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屬于“有故事的将領”。我們接下來說一說這位經曆比較特殊的将軍。
（一）讀過軍校，參加過紅場閱兵，第一次參戰負傷
1925年10月，伍修權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7年9月學習結束準備回國時，因道路阻斷，便安排部分學員留下來學習軍事。伍修權轉入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畢業後留校擔任了一年的翻譯。在此期間，伍修權還随所在學兵連，參加了十月革命10周年紅場閱兵。
莫斯科步兵學校的軍事訓練極為嚴格。伍修權屬于學霸型的人才，國小到中學，文化課和體育課樣樣優秀。到蘇聯留學後，俄文進步很快。在軍校2年時間，不僅理論課成績好，軍訓成績也非常突出，打下了紮實的軍事功底。
1929年10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伍修權等10人被抽調到蘇軍遠東軍區工作。戰事結束後，伍修權被安排到蘇聯遠東國家保衛局（即克格勃）工作。到1931年，伍修權已經在蘇聯待了近5年，其間一直想回國工作。但因為是蘇聯的組織成員，伍修權一直找到共産國際中方代表團和蘇共組織部，才獲準回國，于當年7月底前後進入江西蘇區，配置設定到閩粵贛軍區作戰科當參謀。
在伍修權的軍事生涯中，雖然長期從事參謀和軍事外交工作，但也上過戰場，還負過重傷。那是第三次反圍剿期間，閩粵贛軍區為配合主力紅軍，在上杭附近的蘆豐組織了一次進攻行動，由軍區參謀長蕭勁光負責指揮。這時，伍修權到蘇區不到1個月，臨時下到軍區直屬機槍連當教員，也就和機槍連一起參加了戰鬥。
機槍連有4挺重機槍。戰鬥開始後，伍修權就在實戰中指導戰士如何操作機槍，戰鬥激烈時還親自操槍射擊，看到沖鋒的敵人被一排排打倒，感覺特别痛快。戰鬥從天亮開始，一起打到黃昏。就在戰鬥快結束時，一顆子彈打進伍修權的左腮部，把他擊倒在地，立即被擡往後方治療。
這是伍修權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戰場，也是唯一一次負傷。所幸的是，那顆子彈擊中他時，可能已是飛行末端，沒有形成貫穿。那顆子彈，直到一年多以後，才從口腔裡取出來。
（二）李德如何指揮紅軍？在獨立房子裡看地圖
傷愈後，伍修權調到紅軍學校當教員。期間，曾短暫擔任過汀連軍分區司令員，時間大概隻有3個月，之後又回到紅軍學校。1933年10月，伍修權接到指令，要他立即到瑞金報到。
到總部後，劉伯承總長親自找伍修權談話，說蘇聯派來的軍事顧問到了瑞金，組織上決定調他去給李德當翻譯。劉總長認為，伍修權俄文好，在蘇聯學過軍事，又有2年多的實戰和教學經驗，“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
當時給李德配了2名翻譯，伍修權負責作戰和會議方面的翻譯。李德給紅軍幹部講軍事課時，由王智濤（1955年少将）擔任翻譯。
當時還專門為李德建了住處，離機關駐地約1公裡。因房子四周都是水稻田，當時人們稱之為“獨立房子”。李德抵達瑞金時，蔣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已經開始。是以，李德一到，就開始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李德的指揮程式是這樣的：總部收到前線來的電報，馬上送到“獨立房子”，伍修權先将電文翻譯成俄文，在地圖上查明位置并繪成簡圖，再将譯文及簡圖一并送給李德；等李德簽署意見後，再将李德的意見譯成中文，送給周副主席，一般事項直接處理，重大事項送出會議讨論，再給部隊下達指令。實際上，基本都以李德的意見為準。
李德在蘇軍中擔任過騎兵師參謀長，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雖然他的身份有很多疑點，本身不具有指揮紅軍的權力，是曆史把他推到了特殊的位置、賦予了特殊的權力。客觀地說，李德對軍事指揮并不是門外漢，他有理論，也有作戰實踐，當然也有幫助中國的願望。但由李德來指揮紅軍，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不了解中國國情，又不深入調查研究，隻在“獨立房子”裡憑地圖指揮作戰；二是自視很高，盲目自信，性格固執，聽不進不同意見；三是照搬書本，嚴重脫離實際，偶爾到前線也是指責這個、訓斥那個。
（三）李德對伍修權沒有好感，但認為他翻譯“完全正确”
首先，在軍事戰略上，李德一改之前反圍剿中以運動戰為主的作戰方針，提出“禦敵于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戰、正規戰與優勢敵軍抗衡。緻使紅軍在戰略上完全陷入被動。
在戰術指揮上，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時的地圖本來就很不準确。李德就憑這樣的地圖，按比例尺推算距離，然後決定部隊到達和發起作戰的時間，不問是山路還是平地，也不管河流、氣候等條件。其結果，是各部隊很難按時到達并投入戰鬥，難以有效協同，打敗仗就難以避免。
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要讓一個隻是顧問的外國人來指揮紅軍呢？根本原因在我們自己。
當時我們的負責人博古等人，并不懂軍事，盲目迷信李德的身份和經曆，幾次向莫斯科發電，提出讓李德擔任軍事顧問。莫斯科最終答複，李德“作為沒有訓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方”。
進入蘇區後，博古等人不信任蘇區幹部，在軍事上對李德充分信任和倚仗。加上李德非常自負，名為顧問，實際上享有絕對的指揮權。
客觀地說：這個洋顧問是我們請來的，指揮權也是我們拱手交給他的。是以，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全推給李德，也是不合适的。
李德脾氣暴躁，動不動就罵人訓人，與我軍官兵一緻的傳統完全不同。伍修權認為給李德當翻譯，是“最難堪的任務”。在“獨立房子”工作的其他人員也多次鬧情緒，要求調動工作。
李德對伍修權這位相處數年的翻譯印象深刻，但主要是負面印象。他在1973年發表的《中國紀事》中，認為“他翻譯得完全正确”，同時從字裡行間，明顯看出他對伍修權沒有好感，對伍修權在特殊年代受到批判明顯有點幸災樂禍。而對另一位翻譯王智濤，甚至連名字也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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