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Wasil Schauseil 譯/莊沐楊
從美軍撤離阿富汗，到烏克蘭戰争，歐洲難民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作為歐盟外部邊界的希臘，一直以來是作為難民通往西北歐的重要交通樞紐。在希臘的新民主黨（Nea Demokratia）政權治下，移民和難民在該國的處境正在急速惡化——而歐盟對此卻毫不關心。
本文原載于Roar雜志，作者Wasil Schauseil在生活在柏林的自由記者、研究員和電影人，他是跨國平台migration-control.info的成員，該平台研究歐洲邊境的外部化。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譯介此文，以飨中文讀者。
2020年9月萊斯沃斯島（Lesbos）莫裡亞（Moria）難民營的火災慘劇引起了全世界對希臘移民“熱點”的關注——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如今18個多月過去了，該國難民、移民以及團結工作的處境仍持續惡化。波蘭-白俄羅斯邊境的惡劣狀況，又或是發生在冬季英吉利海峽的死亡事件，讓歐洲邊境管理機制造成的日複一日且使人憤慨的慘狀再度回到公衆視野，然而，對于希臘和其他通往西北歐的主要移民路線必經之國的狀況，媒體卻相對保持沉默。可是在那些地方，采取忽視和孤立等政策以阻止難民和移民進入并留在歐洲，卻也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事實。
2020年9月10日，希臘萊斯沃斯島的莫裡亞難民營被燒毀，超過1.2萬名難民和移民無家可歸。
眼下希臘的情況說明了這一政策是如何系統運作推行的，以及它與歐盟在更大層面上固化日益強硬的邊境管理機制所做的工作之間有着多麼緊密的聯系：這一系統有着“硬”邊界保護措施，警治及軍事化的邊防，生物計量與技術監控，庇護程序中鋪設的程式性障礙，拘留制度，保護标準的降低，驅逐出境、遣返的增多，以及國家層面的公然無視。
對于許多前往歐洲的難民和移民來說，希臘是第一個站點。《都柏林條例》（The Dublin Regulation）規定，尋求庇護者必須向他們到達的第一個歐盟國家送出申請。這一規定使得處理庇護申請的工作——以及後續可能要做的授予難民身份等事項——責任交由處于歐盟邊緣位置的南歐國家來承擔。是以，希臘在此機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成為歐洲不斷發展的限制入境措施的試驗場。
歐盟委員會所謂的熱點方法（hotspot approach）其實是歐盟内部就“難民問題”産生分歧時采取的對外表達話術。“熱點” 嚴重侵蝕了國際通行保護标準，對在歐洲的，或試圖進入歐洲的難民和移民的生活産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一方面，它大大增加了歐盟内的跨國機構，如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歐洲警察組織和歐洲庇護支援辦公室（EASO）等的影響力和權力，進而支援“移民壓力較大”的國家。另一方面，這一招還引入了更加複雜和帶有限制性的庇護程式，讓那些抵達希臘島嶼的人被長期扣押在位于愛琴海群島的諸多難民營裡。
希臘多年來的不景氣導緻了如下現象的顯著增加，包括不穩定的工作條件，貧困的生活，失業率和無家可歸等等。我們需要針對這一社會政治及經濟背景來了解希臘和西北歐洲的政策制定者之間關于“移民管理”問題的争端，也需要就此來了解尋求庇護者和難民們所面臨的日益惡化的條件。自2019年以來，右翼保守政黨新民主黨治下的希臘政府在難民問題上的立場越發強硬，并影響了包括庇護法案、拘留制度、難民營管理規範、食物與現金供應以及健康和教育等諸多領域。
庇護權的消蝕
自2019年底掌權以來，新民主黨就一直在努力強化它對移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同年開始的立法變革影響深遠，已經導緻庇護權的急劇緊縮，“行政拘留”的擴大化，“脆弱度”評判标準的收緊，以及對NGO越發嚴格的限制措施。
新政府還利用了2020年3月土耳其-希臘邊境局勢的更新——當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中止了價值60億歐元的歐盟-土耳其協定之中一關鍵款項，根據該協定，土耳其需要接收遣返的叙利亞難民，以換取歐盟的經濟補償和某些方面的政治讓步。作為回應，希臘政府則暫時中止提供庇護權，加大了對“非法移民”的打擊力度，并采取了非法驅逐等手段，積極針對尋求庇護者。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近年來抵達希臘的尋求庇護者人數穩步下降。該機構駐雅典的發言人斯特拉·納努（Stella Nanou）稱希臘的人道主義危機已于2017年結束，該國不再“處于緊急或人道主義危機之中”。是以，難民署開始“減少在希臘的運作，并過渡到我們認為的對希臘當局至關重要的計劃中去”。聯合國難民署在這裡的工作是以逐漸停止或過渡給希臘當局，其在該國各地的從業人員也随之大幅減少。
在聯合國難民署看來，所謂危機可能已經結束，畢竟自2015年以來，抵達希臘的難民總數已大幅下降。但是當考慮到成千上萬的人被遣返，并被剝奪在希臘登記為尋求庇護者的權利時，這樣的統計結果是值得商榷的。此外，在希臘國内，尋求庇護者和被官方認可的難民的生活條件依然非常糟糕，針對這一群體的敵意也遍布全國。
2021年6月，希臘政府單方面宣布土耳其成為來自阿富汗、索馬裡、叙利亞、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國難民的“安全第三國”（safe third country），這讓許多人擔心他們的庇護申請，會由于土耳其作為安全居留地的緣故，被判定為“不可受理”。而不管希臘政府怎麼做，自2020年3月希土邊境争端發生後，土耳其則不再接受被遣返的難民，這使得來自上述國家的大多數尋求庇護者陷入長期的法律困境，并在被最終驅逐出境前面臨遭到當局拘留的風險。
難民營地的日常暴力
新民主黨的競選承諾中，頗為關鍵的一條是該黨會解散難民營并結束前些年這些營地缺乏管控的狀态，進而結束愛琴海諸島營地上的人口擁擠狀況。
實際上，自2021年初以來，成千上萬的移民和難民從薩摩斯島、萊斯沃斯島、科斯島、萊羅斯島和希俄斯島等地抵達歐洲大陸。這些人的主要構成是具備合法庇護條件的移民，要麼是那些申請被拒絕，或者因其“地理限制”（geographical restriction，“熱點”方法采取的一項基礎決定因素）被暫時取消在希臘的庇護申請，但可在短期内離開該國的人們。
在位于雅典以北約70公裡的阿提卡地區，那裡最大的難民營裡索納（Ritsona）的狀況表明，雖然“去擁擠化”為許多人提供了一條擺脫在營地孤立狀态的出路，但當局并未計劃給這些離開島嶼的難民創造在歐陸生活的條件。與此同時，希臘大陸的難民營承載能力也開始捉襟見肘。截至2020年12月，大多數大陸難民營已經滿載或過載。裡索納營地已經達到了2950人的官方規定入住人數。
2019年10月22日，一名婦女和兒童走過Ritsona 難民營的預制房屋。
裡索納位于工廠和一個火葬場之間，沒有公共交通，而且遠離城市。該營地林木密集，零星有一些商店和開放的大門入口，相較于其他更嚴格的警治營地，普遍認為這裡的條件更好。但自2021年初以來，希臘政府一直通過建造圍牆和栅欄等手段加強全國各地的難民營，并執行更嚴格且往往相當武斷的進出管理規定。在裡索納和其他營地，如迪亞瓦塔（Diavata）或馬拉卡薩（Malakasa）等，國際移民組織（IOM）正利用着歐盟的資金來管理這些營地的加強工作。這是國際移民組織為希臘政府提供的“場地管理支援”（site management support）的一部分，該組織也在實施歐盟邊境管理機制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新冠禁足的頭幾個月，在離裡索納營地最近的城鎮哈爾基斯（Chalkida），該地市長以防疫措施為由，不讓來自營地的孩子上學，哪怕在2020年夏天希臘全國範圍内都放寬了相關措施。在對這一明顯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提起訴訟并勝訴後，相關行政部門又遇到了新的障礙：他們找不到校車，因為那邊的城市街道太窄，不适合開大巴車，而且通過官方招标的小巴公司提供的條件又太差，吸引不到承包商。
負責營地教育事務的帕帕迪米特裡烏（Pepi Papadimitriou）在禁足令實施以來，一直與律師和活動家組織活動，以確定青少年獲得入讀公立學校的合法學位。談及這一狀況時，她表示，“政府缺乏整合難民的系統。它隻想讓他們離開。他們想確定難民離開，不再在此地駐留。”
裡索納的兒童和青少年并非唯一遭遇此狀況的群體：希臘全國有超過2萬名兒童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難民營出身的孩子隻有不到15%能上學。而這僅是希臘政府忽視的那些希望在歐洲尋求人生出路的衆多案例之一——這一态度與整個歐盟對“非正常移民”所采取的威懾和隔離政策是一緻的。
自稱“革命難民”的作家帕爾瓦納·阿米裡（Parwana Amiri）證明，在超過一年半的時間裡，她和她的戰友們隻上了一個月的學。“這（上學）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日子，因為不用呆在難民營裡。你可以去哈爾基斯，你可以像一個正常的學生一樣生活，你可以學到新知識。”
帕爾瓦納及其家人來自阿富汗赫拉特，他們在2019年首先抵達萊斯沃斯，住在該島上的莫裡亞營地。2020年9月莫裡亞被大火燒毀時，他們才剛搬到裡索納。帕爾瓦納講述了她在莫裡亞和裡索納所經曆的日常暴力，包括過度擁擠的營地居住條件，普遍存在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以及前景暗淡導緻的難民間的暴力和不信任：
“之前我以為人們是團結一緻的，但漸漸地，我發現情況并非如此。是以我開始想辦法讓人們團結起來，讓他們知道我們為何應該團結在一起。一步步地，通過教育、行動、分享知識、參與活動，我們互相幫助，為一個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和她的同志們一起，帕爾瓦納把各種事務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一個自主營造的共享空間裡，她把住在裡索納的各地女孩們組織起來，共同學習。從繪畫到寫作，再到語言學習，這個空間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表達和自學的途徑，并擺脫普遍存在的停滞感。
集中管控，區隔，與系統性的漠視
希臘政府采取的敵視難民政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盡可能給進入該國的移民創造困難。例如，在接管了聯合國難民署所謂的居住安置項目（ESTIA）——一項為尋求庇護者提供财政支援，并為難民營地外的“弱勢”個體提供住房的計劃——後，希臘當局又限制了該計劃的推行。借此，該國取消了把創傷導緻的應激障礙當作界定難民脆弱度的評判條件。此外，難民們現在被要求在收到庇護與否的決定後一個月内離開ESTIA提供的寓所——無論是決定結果為通過還是否決——同時他們也會失去财政援助。在這些島嶼上，住房幫扶計劃，一條唯一可以替代難民營生活的途徑，被完全廢除。
同時，最近希臘當局決定在準許現金援助時，把受援助對象是否居住在管控更新的難民營中納為判定标準，這也加劇了尋求庇護者和更廣泛的希臘社會間的隔離。另外，雖然聯合國難民署的财政援助計劃已于去年9月到期，但截至12月底，希臘政府仍未提供任何替代性的福利。對未被列入庇護程式中的難民們的食物配給也随之暫停。這一切的後果就是饑馑。一封由27個非政府組織聯名的公開信指稱：
“粗略估計，60%的營地難民沒有收到來自歐陸當局提供的食物。維持生計是一項基本人權。任何人都理應免受食物不安全的影響，遑論徹底的食物供給短缺，難民尤其不應承擔國家層面的過失。”
至于那些擷取到庇護的人隻能自己照顧自己。對于這些被認定成為難民的人來說，當局采取的敵視态度，以及援助計劃中橫行的官僚主義和物質阻礙，以及緊縮政策和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頹勢，讓他們想要留在這裡的希望變得渺茫。
而（絕大多數）庇護申請被拒的難民，則失去了獲得所有支援服務的機會。2020年難民庇護法的修改，使得上訴費用高昂且耗時漫長。在這種情況下，難民們面臨着被拘留-等待-被驅逐的下場，或是在沒有居留許可的情況下流落街頭，時刻擔心警察到來。對于移民和希臘公民來說，無家可歸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但是，當局無視了這一現象的惡化：他們從未統計無家可歸者的人數，隻提供稀少的庇護場所，而那些地方也不是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獲準進入的。
新民主黨的威懾政策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對到達希臘的難民庇護申請人過度使用所謂的行政拘留手段。樂施會（Oxfam）最近的一份報告表明，在2020年7月，有3000人（包括兒童）在沒有刑事定罪的情況下遭到拘留，其中将近一半的拘留時間超過了6個月。這一現象同樣影響着那些已經申請到庇護的難民。
邊境暴力監測網絡（BVMN）成員霍普·巴克（Hope Barker）解釋了希臘當局在2019年實施的國際保護法，如何為在采取遣返之前過度使用拘留中心奠定了基礎；在這些拘留中心，申請人在其庇護申請受理期間會被關押在此長達18個月。如果他們的申請被駁回，他們會在被驅逐之前再遭到18個月的合法拘留。巴克總結道，“在申請庇護、被拒絕和等待遣返的過程中，人們最多會被合法拘留三年之久。希臘當局在相關事項上已經轉向采用大規模的監禁手段。”
威懾和漠視的組合拳正在發揮作用，且事實表明，大多數移民和難民，無論他們的申請被接受還是被拒絕，都希望盡快離開希臘，前往中歐和北歐。這一現象讓其他國家的政府非常懊惱，因為當地法院會考慮到希臘的惡劣條件，阻止政府将難民遣送回該國。希臘已經獲得财政支援以解決這一問題，但最近剛剛表态稱“烏克蘭人是真正的難民”的希臘移民部長米塔拉基斯（Mitarakis），則拒絕接受對于希臘移民和難民處于平均水準以下的生活條件的指責聲浪，并選擇緻力于完全停止所謂“初級流動”（primary flows）：
“我們的原則，就像我們在許多場合所表達的那樣……是要把重點放在防止“初級流動”上。如果蛇頭可以在外部邊界給我們造成麻煩，那他們也不可避免地會在我們的内部帶來同樣的麻煩。我們要同歐盟邊境管理局更緊密地合作，支援該機構發揮核心作用，保護我們的外部邊界。”
根據希臘政府的說法，他們的舉措是成功的。與2015年相比，2020年該國的基礎流動減少了80%，而到2021年則下降了73%。而讓政府從根本上引以為豪的，則是該國海岸警衛隊和安全部隊穩步增加的非法驅逐行動，正是此舉大量減少了合法入境者的數量。
新“熱點”：露天監獄中的二度創傷
在希臘的薩摩斯島（Samos）上可以觀察到的是，希臘政府和歐洲捐助者所設想的更好的生活條件是怎樣的，以及當局如何防範“初級流動”。
2021年9月20日，希臘薩摩斯，難民和移民們陸續前往新難民中心。
另外一個所謂的“熱點”地區是薩摩斯島，它像萊斯沃斯一樣，位于從土耳其海岸望去目力可及的範圍之内。9月18日，志願者、律師和記者齊聚在新落成的“封閉式控制出入中心”，該中心取代了位于薩摩斯島首府瓦西（Vathy）郊外的舊營址。而在從瓦西步行兩小時可達的澤烏（Zervou），有着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建立築，由白色混凝土、白色集裝箱、錄影機、擴音器系統、鐵絲網和旋轉門組成，一直延伸到偏遠的山谷中。這些設施旨在為居民和從業人員提供安全保障，并像米塔拉基斯部長所說的那樣“減少移民對當地社群的影響”。當然，來自一個歐盟人權機構的警告稱，這些“對新入住者進行首次識别和登記的設施不應該建得像個監獄一樣，又有鐵絲網又有監獄式的圍欄”，因為這樣做會忽略“對經曆過暴力和檢控的人們造成二度創傷的可能性”。
歐盟總共為薩摩斯的“封閉管控”營地投資了4800萬歐元。它作為後續四個營地項目的先行試點，總成本達2.28億歐元。11月27日，又有兩個類似的營地在萊羅斯島和科斯島落成，另有兩個營地尚在規劃中，她們分别位于希俄斯和萊斯沃斯。與澤烏的營地一樣，它們都遠離城市中心：萊斯沃斯島上的營地距離位于島那頭的首府米蒂利尼有長達50公裡的路程。在澤烏難民營的開幕式上，當地營地管理部門、米塔拉基斯部長和他的歐盟賓客們——包括同樣簽署了前面提到的那封公開信的法國内政部長達曼甯（Darmanin）——都對這處新開張的“封閉控制”營地的良好生活條件贊賞有加。
澤烏營地開始運作兩天後，希臘移民部長在推特上釋出了關于位于雅典的一處資料控制中心的落成典禮的圖檔，共有26位歐盟國家大使參加儀式。全希臘所有36個難民營的監控資料将實時彙聚到這個控制中心，并在人工智能提供的運動分析輔助之下，監測可疑人士和事件。歐盟正在資助這一“技術解決方案”(technosolutionism)，作為接下來更為普遍的更新政策的一部分，通過高科技安保手段加強歐洲的邊境管控，并利用複蘇基金（Recovery Fund）的資金，支援受到新冠疫情打擊的成員國。
那些并不生活在一個一廂情願或是試圖裝點門面的世界裡的人，會把澤烏的試點項目看作是位于希臘“熱點地區”的新一代露天監獄。是以，在難民被迫轉移到“封閉式控制營”的前幾天，舊營地裡充斥着緊張的氣氛。無國界醫生組織在薩摩斯島的醫療協調員丹妮拉·斯泰爾曼（Daniela Steuermann）表示，她的病人的精神狀态嚴重惡化，自我傷害行為和極具殺傷性的無望情緒在營地居民中蔓延。
兩年前從馬裡來到薩摩斯的圖雷說：“我的生活狀況非常糟糕。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一切。最近他們告訴我們，說會帶我們到新的營地去。他們想在那裡把我們暗殺掉。對我來說，這些人是惡魔，是兇手。我不想再這樣下去了。我不想去新營地。這個地方就是個監獄。這是毫無人性的犯罪。”
如同薩摩斯倡議集體行動（Samos Advocacy Collective）和“歐洲必須行動”（Europe Must Act）組織在2021年12月釋出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澤烏）營地開啟後的前三個月時間内的情況表明，希臘當局的保證與實際不符，這一點前所未有的明确”。營地居民的證詞“表明了營地生活條件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趨同于監獄生活，并且舊的熱點地區和新的封閉營地之間形成了鮮明且并不樂觀的對比。”
在轉移到澤烏的前一天晚上，舊營地迎來了一場大火。看起來，這把火是出于抗議與絕望而點着的。
遣返、綁架與虐待
在歐洲的外沿邊界，情況令人沮喪，薩摩斯的新标杆營地在開放後短短四天内，就有幾十名難民被希臘海岸警衛隊非法遣送出境。不久後，《明鏡周刊》報道了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有兩具屍體被沖到了土耳其的海岸上，且明顯是被希臘海岸警衛隊扔到公海裡的。如同往常一樣，受害者的具體資訊和遇難人數都無法得到最終确認。
按照霍普·巴克的說法，光是邊境暴力監測網絡就登記上千名被遣返的難民。“2020年，從希臘到土耳其就有87起（遣返），（大約是）4683人。從2021年年初開始，我們已經收集了54份（關于遣返的）證詞，約有4007人；而這僅僅是我們組織所掌握的情況。”
當政府在提“防止初級流動”時，意味着：通過陸路和海路尋求庇護的難民會經由系統性的執法行為而被強制遣返。與普遍的看法相反，遣返并不“隻是”意味着海岸警衛隊強行調轉船隻，并違反不驅逐的原則。正如萊斯沃斯法律援助中心和邊境暴力監測網絡所報告的，自2020年3月以來，希臘政府在位于愛琴海和通往土耳其的陸地邊界開始大幅推進遣返舉措。一方面，在抵達希臘領土後，幾乎每天都會有人被綁架——有時甚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在遠離邊境的地方，像是在塞薩洛尼基（希臘北部港口城市）；他們會被拘留在秘密地點或警察局飽受虐待，要麼被剝光衣服，要麼被搶劫，最後被抛棄在希臘往土耳其的邊境地帶。另一方面，在地中海上，難民們被遺棄在位于土耳其領海的充氣式救生筏上。同時在埃夫羅斯（Evros）地區——這裡的埃夫羅斯河是希臘和土耳其兩國的界河——難民們被遣送，或是被趕到易碎的充氣船上過河，又或者渡了一小段河之後被遺棄在小島上。許多人是以而喪生，但隻有少數被記錄在案。
萊斯沃斯法律援助中心的庫珀（Amelia Cooper）舉例解釋道，在其中一次行動中，有200個人被七艘希臘海岸警衛隊的船隻和沒有佩戴徽章的準軍事武裝人員從克裡特島遣返，并被遺棄在土耳其海域。類似行動的規模之大，凸顯了歐盟邊境管理局和北約聲稱對此類事件一無所知的荒謬——這兩個組織都在愛琴海駐守并配備了最先進的監視技術。庫珀補充說：“需要特别強調的是，這些事情，不管是政策實施還是個人遭遇，都不是單一事件。”她說：“我們走訪到的人裡，有的被遣返了八次、九次，乃至十次，無論是在海上和還是在陸地邊界，這都是很常見的。”
2017年1月24日，土耳其伊茲密爾，土耳其海岸警衛截獲“非法”移民船隻，該船隻試圖穿越愛情海抵達希臘，被土方截獲，船上94名“非法”移民被送至港口。
考慮到這種系統性的做法，以及在愛琴海域的利益相關國家對此類事件“故意視而不見”，聯合國難民署關于抵達歐洲的難民數量統計資料已經失去其意義。隻有愛琴海船隻報告、Josoor或Mare Liberum等組織，以及BVMN等機構對相關事件進行了更切實際的評估，而這樣讓它們成為了當局的針對目标。除了希臘當局對Josoor和Mare Liberum的調查之外，該國9月通過的一項法律修正案将禁止非政府組織在沒有海岸警衛隊正式授權的情況下參與救援任務，而後者正是執行強制遣返行動的組織。提出應當無條件救助遇險人員這一義務的國際海事法也随之被踐踏。這種法律層面的變化，進一步為将民間團體的團結工作和邊境觀察活動定罪提供了法律基礎。
盡管有大量的證據、錄像和無數的證詞，但上述所有參與行動的官方團體都堅持他們的外交辭令，即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強行遣返行動的存在，這些行動實際上都是正常的邊防行動。對這類事件的其他任何解讀都是出于“誤解”，就像歐盟邊境管理局負責人萊格裡（Leggeri）所說的那樣。
歐洲邊境管控機制的卡夫卡式底色由此得到了充分暴露：一方面，我們會發現民間社會組織、律師和記者會因傳播有關遣返的所謂“假新聞”或散布“土耳其的宣傳”而被诋毀和定罪。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希臘官員直言不諱地吹噓他們的“威懾率”（rate of deterrence），例如，希臘海洋事務部長在2020年的一份聲明中說：“今年年初以來，我們已經阻止了超過一萬人入境。”他還說，僅在2020年8月，“我們成功阻止了3000人進入大陸。”
“薛定谔的推倒”——Josoor創始人格魯伯（Natalie Grube）就是這麼貼切地描述的——早已不複存在，現在的希土邊境到處可見強制遣返。歐盟委員會的“深切關注”，或是呼籲希臘當局進行進一步的但又不會有結果的調查，都不會改變現狀。
相反，希臘政府正在努力使其帶有侵略性的邊境安保和移民控制戰略變得正常化。為了實作這一目标，他們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對批評性報道展開威脅。最近該國刑法的一項修正案規定，所謂的假新聞，如果會“引起公衆的關注或恐懼，或破壞公衆對國民經濟、國家國防能力或公共衛生的信心，則将被處以至少三個月的監禁，并處以罰款。”希臘媒體的自由和多元化已受到多次侵犯，在這種情況下，類似的模糊法規有可能會進一步扼殺言論自由，使記者和非政府組織避免報道政府的非法活動。“在現在的希臘，你如果對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問題發表意見，隻要政府蓋章說這是假新聞，那你就有可能被關進監獄。”希臘人權觀察組織的科塞（Eva Cossé）如是說。
野蠻與團結之間的選項
算上針對在難民營展開工作的非政府組織的保密條款，對服務移民的組織施以更加嚴苛且帶有侵擾性的注冊程式——還有情報部門對記者和非政府組織的密切注視——希臘當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強度打壓一切對其威懾政策有異議的反對者。
鑒于前往希臘的移民不會很快停下腳步，公民社會組織和活動家的工作正好區分出了一個野蠻的歐洲和一個團結的歐洲。雖然歐盟委員會正在公開挑戰其他一些歐盟成員國——如匈牙利——對公民社會的攻擊，但希臘最近的政策變化基本上仍沒有受到多大的質疑。
有一個途徑可能解決希臘那些極具争議的法律修正案引發的問題，那就是在歐盟内部主張對違反法治原則的行為進行訴訟，這也能為滞留在該國的移民和難民，以及試圖支援他們的民間組織提供一點喘息之機。但是，希臘政府的作為顯然是基于整個歐盟的利益，并且為了限制移民流入歐洲大陸這一願望而采取的行動，是以這條路似乎不太走得通。是以，重點還是落在必須繼續支援活躍在當地的幾十個人道主義和團結組織的日常工作；換句話說，就是支援那些在遷徙和試圖遷徙的人們，他們在歐盟極其暴力和緻命的邊境管控機制中是首當其沖的。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