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Wasil Schauseil 译/庄沐杨
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到乌克兰战争，欧洲难民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作为欧盟外部边界的希腊，一直以来是作为难民通往西北欧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希腊的新民主党（Nea Demokratia）政权治下，移民和难民在该国的处境正在急速恶化——而欧盟对此却毫不关心。
本文原载于Roar杂志，作者Wasil Schauseil在生活在柏林的自由记者、研究员和电影人，他是跨国平台migration-control.info的成员，该平台研究欧洲边境的外部化。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译介此文，以飨中文读者。
2020年9月莱斯沃斯岛（Lesbos）莫里亚（Moria）难民营的火灾惨剧引起了全世界对希腊移民“热点”的关注——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今18个多月过去了，该国难民、移民以及团结工作的处境仍持续恶化。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恶劣状况，又或是发生在冬季英吉利海峡的死亡事件，让欧洲边境管理机制造成的日复一日且使人愤慨的惨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然而，对于希腊和其他通往西北欧的主要移民路线必经之国的状况，媒体却相对保持沉默。可是在那些地方，采取忽视和孤立等政策以阻止难民和移民进入并留在欧洲，却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事实。
2020年9月10日，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被烧毁，超过1.2万名难民和移民无家可归。
眼下希腊的情况说明了这一政策是如何系统运作推行的，以及它与欧盟在更大层面上固化日益强硬的边境管理机制所做的工作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这一系统有着“硬”边界保护措施，警治及军事化的边防，生物计量与技术监控，庇护进程中铺设的程序性障碍，拘留制度，保护标准的降低，驱逐出境、遣返的增多，以及国家层面的公然无视。
对于许多前往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来说，希腊是第一个站点。《都柏林条例》（The Dublin Regulation）规定，寻求庇护者必须向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提交申请。这一规定使得处理庇护申请的工作——以及后续可能要做的授予难民身份等事项——责任交由处于欧盟边缘位置的南欧国家来承担。因此，希腊在此机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成为欧洲不断发展的限制入境措施的试验场。
欧盟委员会所谓的热点方法（hotspot approach）其实是欧盟内部就“难民问题”产生分歧时采取的对外表达话术。“热点” 严重侵蚀了国际通行保护标准，对在欧洲的，或试图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的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一方面，它大大增加了欧盟内的跨国机构，如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欧洲警察组织和欧洲庇护支持办公室（EASO）等的影响力和权力，从而支持“移民压力较大”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一招还引入了更加复杂和带有限制性的庇护程序，让那些抵达希腊岛屿的人被长期扣押在位于爱琴海群岛的诸多难民营里。
希腊多年来的不景气导致了如下现象的显著增加，包括不稳定的工作条件，贫困的生活，失业率和无家可归等等。我们需要针对这一社会政治及经济背景来理解希腊和西北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关于“移民管理”问题的争端，也需要就此来理解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们所面临的日益恶化的条件。自2019年以来，右翼保守政党新民主党治下的希腊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越发强硬，并影响了包括庇护法案、拘留制度、难民营管理规范、食物与现金供应以及健康和教育等诸多领域。
庇护权的消蚀
自2019年底掌权以来，新民主党就一直在努力强化它对移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同年开始的立法变革影响深远，已经导致庇护权的急剧紧缩，“行政拘留”的扩大化，“脆弱度”评判标准的收紧，以及对NGO越发严格的限制措施。
新政府还利用了2020年3月土耳其-希腊边境局势的升级——当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止了价值60亿欧元的欧盟-土耳其协议之中一关键款项，根据该协议，土耳其需要接收遣返的叙利亚难民，以换取欧盟的经济补偿和某些方面的政治让步。作为回应，希腊政府则暂时中止提供庇护权，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并采取了非法驱逐等手段，积极针对寻求庇护者。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近年来抵达希腊的寻求庇护者人数稳步下降。该机构驻雅典的发言人斯特拉·纳努（Stella Nanou）称希腊的人道主义危机已于2017年结束，该国不再“处于紧急或人道主义危机之中”。因此，难民署开始“减少在希腊的运作，并过渡到我们认为的对希腊当局至关重要的计划中去”。联合国难民署在这里的工作因此逐步停止或过渡给希腊当局，其在该国各地的工作人员也随之大幅减少。
在联合国难民署看来，所谓危机可能已经结束，毕竟自2015年以来，抵达希腊的难民总数已大幅下降。但是当考虑到成千上万的人被遣返，并被剥夺在希腊登记为寻求庇护者的权利时，这样的统计结果是值得商榷的。此外，在希腊国内，寻求庇护者和被官方认可的难民的生活条件依然非常糟糕，针对这一群体的敌意也遍布全国。
2021年6月，希腊政府单方面宣布土耳其成为来自阿富汗、索马里、叙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难民的“安全第三国”（safe third country），这让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庇护申请，会由于土耳其作为安全居留地的缘故，被判定为“不可受理”。而不管希腊政府怎么做，自2020年3月希土边境争端发生后，土耳其则不再接受被遣返的难民，这使得来自上述国家的大多数寻求庇护者陷入长期的法律困境，并在被最终驱逐出境前面临遭到当局拘留的风险。
难民营地的日常暴力
新民主党的竞选承诺中，颇为关键的一条是该党会解散难民营并结束前些年这些营地缺乏管控的状态，从而结束爱琴海诸岛营地上的人口拥挤状况。
实际上，自2021年初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和难民从萨摩斯岛、莱斯沃斯岛、科斯岛、莱罗斯岛和希俄斯岛等地抵达欧洲大陆。这些人的主要构成是具备合法庇护条件的移民，要么是那些申请被拒绝，或者因其“地理限制”（geographical restriction，“热点”方法采取的一项基础决定因素）被暂时取消在希腊的庇护申请，但可在短期内离开该国的人们。
在位于雅典以北约70公里的阿提卡地区，那里最大的难民营里索纳（Ritsona）的状况表明，虽然“去拥挤化”为许多人提供了一条摆脱在营地孤立状态的出路，但当局并未计划给这些离开岛屿的难民创造在欧陆生活的条件。与此同时，希腊大陆的难民营承载能力也开始捉襟见肘。截至2020年12月，大多数大陆难民营已经满载或过载。里索纳营地已经达到了2950人的官方规定入住人数。
2019年10月22日，一名妇女和儿童走过Ritsona 难民营的预制房屋。
里索纳位于工厂和一个火葬场之间，没有公共交通，而且远离城市。该营地林木密集，零星有一些商店和开放的大门入口，相较于其他更严格的警治营地，普遍认为这里的条件更好。但自2021年初以来，希腊政府一直通过建造围墙和栅栏等手段加固全国各地的难民营，并执行更严格且往往相当武断的进出管理规定。在里索纳和其他营地，如迪亚瓦塔（Diavata）或马拉卡萨（Malakasa）等，国际移民组织（IOM）正利用着欧盟的资金来管理这些营地的加固工作。这是国际移民组织为希腊政府提供的“场地管理支持”（site management support）的一部分，该组织也在实施欧盟边境管理机制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新冠禁足的头几个月，在离里索纳营地最近的城镇哈尔基斯（Chalkida），该地市长以防疫措施为由，不让来自营地的孩子上学，哪怕在2020年夏天希腊全国范围内都放宽了相关措施。在对这一明显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提起诉讼并胜诉后，相关行政部门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他们找不到校车，因为那边的城市街道太窄，不适合开大巴车，而且通过官方招标的小巴公司提供的条件又太差，吸引不到承包商。
负责营地教育事务的帕帕迪米特里乌（Pepi Papadimitriou）在禁足令实施以来，一直与律师和活动家组织活动，以确保青少年获得入读公立学校的合法学位。谈及这一状况时，她表示，“政府缺乏整合难民的系统。它只想让他们离开。他们想确保难民离开，不再在此地驻留。”
里索纳的儿童和青少年并非唯一遭遇此状况的群体：希腊全国有超过2万名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难民营出身的孩子只有不到15%能上学。而这仅是希腊政府忽视的那些希望在欧洲寻求人生出路的众多案例之一——这一态度与整个欧盟对“非正常移民”所采取的威慑和隔离政策是一致的。
自称“革命难民”的作家帕尔瓦纳·阿米里（Parwana Amiri）证实，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和她的战友们只上了一个月的学。“这（上学）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日子，因为不用呆在难民营里。你可以去哈尔基斯，你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生活，你可以学到新知识。”
帕尔瓦纳及其家人来自阿富汗赫拉特，他们在2019年首先抵达莱斯沃斯，住在该岛上的莫里亚营地。2020年9月莫里亚被大火烧毁时，他们才刚搬到里索纳。帕尔瓦纳讲述了她在莫里亚和里索纳所经历的日常暴力，包括过度拥挤的营地居住条件，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以及前景暗淡导致的难民间的暴力和不信任：
“之前我以为人们是团结一致的，但渐渐地，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开始想办法让人们团结起来，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何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步步地，通过教育、行动、分享知识、参与活动，我们互相帮助，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和她的同志们一起，帕尔瓦纳把各种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一个自主营造的共享空间里，她把住在里索纳的各地女孩们组织起来，共同学习。从绘画到写作，再到语言学习，这个空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表达和自学的途径，并摆脱普遍存在的停滞感。
集中管控，区隔，与系统性的漠视
希腊政府采取的敌视难民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尽可能给进入该国的移民创造困难。例如，在接管了联合国难民署所谓的居住安置项目（ESTIA）——一项为寻求庇护者提供财政支持，并为难民营地外的“弱势”个体提供住房的计划——后，希腊当局又限制了该计划的推行。借此，该国取消了把创伤导致的应激障碍当作界定难民脆弱度的评判条件。此外，难民们现在被要求在收到庇护与否的决定后一个月内离开ESTIA提供的寓所——无论是决定结果为通过还是否决——同时他们也会失去财政援助。在这些岛屿上，住房帮扶计划，一条唯一可以替代难民营生活的途径，被完全废除。
同时，最近希腊当局决定在批准现金援助时，把受援助对象是否居住在管控升级的难民营中纳为判定标准，这也加剧了寻求庇护者和更广泛的希腊社会间的隔离。另外，虽然联合国难民署的财政援助计划已于去年9月到期，但截至12月底，希腊政府仍未提供任何替代性的福利。对未被列入庇护程序中的难民们的食物配给也随之暂停。这一切的后果就是饥馑。一封由27个非政府组织联名的公开信指称：
“粗略估计，60%的营地难民没有收到来自欧陆当局提供的食物。维持生计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人都理应免受食物不安全的影响，遑论彻底的食物供给短缺，难民尤其不应承担国家层面的过失。”
至于那些获取到庇护的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对于这些被认定成为难民的人来说，当局采取的敌视态度，以及援助计划中横行的官僚主义和物质阻碍，以及紧缩政策和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颓势，让他们想要留在这里的希望变得渺茫。
而（绝大多数）庇护申请被拒的难民，则失去了获得所有支持服务的机会。2020年难民庇护法的修改，使得上诉费用高昂且耗时漫长。在这种情况下，难民们面临着被拘留-等待-被驱逐的下场，或是在没有居留许可的情况下流落街头，时刻担心警察到来。对于移民和希腊公民来说，无家可归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是，当局无视了这一现象的恶化：他们从未统计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只提供稀少的庇护场所，而那些地方也不是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准进入的。
新民主党的威慑政策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对到达希腊的难民庇护申请人过度使用所谓的行政拘留手段。乐施会（Oxfam）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在2020年7月，有3000人（包括儿童）在没有刑事定罪的情况下遭到拘留，其中将近一半的拘留时间超过了6个月。这一现象同样影响着那些已经申请到庇护的难民。
边境暴力监测网络（BVMN）成员霍普·巴克（Hope Barker）解释了希腊当局在2019年实施的国际保护法，如何为在采取遣返之前过度使用拘留中心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拘留中心，申请人在其庇护申请受理期间会被关押在此长达18个月。如果他们的申请被驳回，他们会在被驱逐之前再遭到18个月的合法拘留。巴克总结道，“在申请庇护、被拒绝和等待遣返的过程中，人们最多会被合法拘留三年之久。希腊当局在相关事项上已经转向采用大规模的监禁手段。”
威慑和漠视的组合拳正在发挥作用，且事实表明，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无论他们的申请被接受还是被拒绝，都希望尽快离开希腊，前往中欧和北欧。这一现象让其他国家的政府非常懊恼，因为当地法院会考虑到希腊的恶劣条件，阻止政府将难民遣送回该国。希腊已经获得财政支持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最近刚刚表态称“乌克兰人是真正的难民”的希腊移民部长米塔拉基斯（Mitarakis），则拒绝接受对于希腊移民和难民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生活条件的指责声浪，并选择致力于完全停止所谓“初级流动”（primary flows）：
“我们的原则，就像我们在许多场合所表达的那样……是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初级流动”上。如果蛇头可以在外部边界给我们造成麻烦，那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的内部带来同样的麻烦。我们要同欧盟边境管理局更紧密地合作，支持该机构发挥核心作用，保护我们的外部边界。”
根据希腊政府的说法，他们的举措是成功的。与2015年相比，2020年该国的基础流动减少了80%，而到2021年则下降了73%。而让政府从根本上引以为豪的，则是该国海岸警卫队和安全部队稳步增加的非法驱逐行动，正是此举大量减少了合法入境者的数量。
新“热点”：露天监狱中的二度创伤
在希腊的萨摩斯岛（Samos）上可以观察到的是，希腊政府和欧洲捐助者所设想的更好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以及当局如何防范“初级流动”。
2021年9月20日，希腊萨摩斯，难民和移民们陆续前往新难民中心。
另外一个所谓的“热点”地区是萨摩斯岛，它像莱斯沃斯一样，位于从土耳其海岸望去目力可及的范围之内。9月18日，志愿者、律师和记者齐聚在新落成的“封闭式控制出入中心”，该中心取代了位于萨摩斯岛首府瓦西（Vathy）郊外的旧营址。而在从瓦西步行两小时可达的泽乌（Zervou），有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新建筑，由白色混凝土、白色集装箱、摄像机、扩音器系统、铁丝网和旋转门组成，一直延伸到偏远的山谷中。这些设施旨在为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并像米塔拉基斯部长所说的那样“减少移民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当然，来自一个欧盟人权机构的警告称，这些“对新入住者进行首次识别和登记的设施不应该建得像个监狱一样，又有铁丝网又有监狱式的围栏”，因为这样做会忽略“对经历过暴力和检控的人们造成二度创伤的可能性”。
欧盟总共为萨摩斯的“封闭管控”营地投资了4800万欧元。它作为后续四个营地项目的先行试点，总成本达2.28亿欧元。11月27日，又有两个类似的营地在莱罗斯岛和科斯岛落成，另有两个营地尚在规划中，她们分别位于希俄斯和莱斯沃斯。与泽乌的营地一样，它们都远离城市中心：莱斯沃斯岛上的营地距离位于岛那头的首府米蒂利尼有长达50公里的路程。在泽乌难民营的开幕式上，当地营地管理部门、米塔拉基斯部长和他的欧盟宾客们——包括同样签署了前面提到的那封公开信的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宁（Darmanin）——都对这处新开张的“封闭控制”营地的良好生活条件赞赏有加。
泽乌营地开始运作两天后，希腊移民部长在推特上发布了关于位于雅典的一处数据控制中心的落成典礼的图片，共有26位欧盟国家大使参加仪式。全希腊所有36个难民营的监控数据将实时汇聚到这个控制中心，并在人工智能提供的运动分析辅助之下，监测可疑人士和事件。欧盟正在资助这一“技术解决方案”(technosolutionism)，作为接下来更为普遍的升级策略的一部分，通过高科技安保手段加强欧洲的边境管控，并利用复苏基金（Recovery Fund）的资金，支援受到新冠疫情打击的成员国。
那些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厢情愿或是试图装点门面的世界里的人，会把泽乌的试点项目看作是位于希腊“热点地区”的新一代露天监狱。因此，在难民被迫转移到“封闭式控制营”的前几天，旧营地里充斥着紧张的气氛。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萨摩斯岛的医疗协调员丹妮拉·斯泰尔曼（Daniela Steuermann）表示，她的病人的精神状态严重恶化，自我伤害行为和极具杀伤性的无望情绪在营地居民中蔓延。
两年前从马里来到萨摩斯的图雷说：“我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最近他们告诉我们，说会带我们到新的营地去。他们想在那里把我们暗杀掉。对我来说，这些人是恶魔，是凶手。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去新营地。这个地方就是个监狱。这是毫无人性的犯罪。”
如同萨摩斯倡议集体行动（Samos Advocacy Collective）和“欧洲必须行动”（Europe Must Act）组织在2021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泽乌）营地开启后的前三个月时间内的情况表明，希腊当局的保证与实际不符，这一点前所未有的明确”。营地居民的证词“表明了营地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趋同于监狱生活，并且旧的热点地区和新的封闭营地之间形成了鲜明且并不乐观的对比。”
在转移到泽乌的前一天晚上，旧营地迎来了一场大火。看起来，这把火是出于抗议与绝望而点着的。
遣返、绑架与虐待
在欧洲的外沿边界，情况令人沮丧，萨摩斯的新标杆营地在开放后短短四天内，就有几十名难民被希腊海岸警卫队非法遣送出境。不久后，《明镜周刊》报道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两具尸体被冲到了土耳其的海岸上，且明显是被希腊海岸警卫队扔到公海里的。如同往常一样，受害者的具体信息和遇难人数都无法得到最终确认。
按照霍普·巴克的说法，光是边境暴力监测网络就登记上千名被遣返的难民。“2020年，从希腊到土耳其就有87起（遣返），（大约是）4683人。从2021年年初开始，我们已经收集了54份（关于遣返的）证词，约有4007人；而这仅仅是我们组织所掌握的情况。”
当政府在提“防止初级流动”时，意味着：通过陆路和海路寻求庇护的难民会经由系统性的执法行为而被强制遣返。与普遍的看法相反，遣返并不“只是”意味着海岸警卫队强行调转船只，并违反不驱逐的原则。正如莱斯沃斯法律援助中心和边境暴力监测网络所报告的，自2020年3月以来，希腊政府在位于爱琴海和通往土耳其的陆地边界开始大幅推进遣返举措。一方面，在抵达希腊领土后，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被绑架——有时甚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在远离边境的地方，像是在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港口城市）；他们会被拘留在秘密地点或警察局饱受虐待，要么被剥光衣服，要么被抢劫，最后被抛弃在希腊往土耳其的边境地带。另一方面，在地中海上，难民们被遗弃在位于土耳其领海的充气式救生筏上。同时在埃夫罗斯（Evros）地区——这里的埃夫罗斯河是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界河——难民们被遣送，或是被赶到易碎的充气船上过河，又或者渡了一小段河之后被遗弃在小岛上。许多人因此而丧生，但只有少数被记录在案。
莱斯沃斯法律援助中心的库珀（Amelia Cooper）举例解释道，在其中一次行动中，有200个人被七艘希腊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和没有佩戴徽章的准军事武装人员从克里特岛遣返，并被遗弃在土耳其海域。类似行动的规模之大，凸显了欧盟边境管理局和北约声称对此类事件一无所知的荒谬——这两个组织都在爱琴海驻守并配备了最先进的监视技术。库珀补充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事情，不管是政策实施还是个人遭遇，都不是单一事件。”她说：“我们走访到的人里，有的被遣返了八次、九次，乃至十次，无论是在海上和还是在陆地边界，这都是很常见的。”
2017年1月24日，土耳其伊兹密尔，土耳其海岸警卫截获“非法”移民船只，该船只试图穿越爱情海抵达希腊，被土方截获，船上94名“非法”移民被送至港口。
考虑到这种系统性的做法，以及在爱琴海域的利益相关国家对此类事件“故意视而不见”，联合国难民署关于抵达欧洲的难民数量统计数据已经失去其意义。只有爱琴海船只报告、Josoor或Mare Liberum等组织，以及BVMN等机构对相关事件进行了更切实际的评估，而这样让它们成为了当局的针对目标。除了希腊当局对Josoor和Mare Liberum的调查之外，该国9月通过的一项法律修正案将禁止非政府组织在没有海岸警卫队正式授权的情况下参与救援任务，而后者正是执行强制遣返行动的组织。提出应当无条件救助遇险人员这一义务的国际海事法也随之被践踏。这种法律层面的变化，进一步为将民间团体的团结工作和边境观察活动定罪提供了法律基础。
尽管有大量的证据、录像和无数的证词，但上述所有参与行动的官方团体都坚持他们的外交辞令，即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强行遣返行动的存在，这些行动实际上都是常规的边防行动。对这类事件的其他任何解读都是出于“误解”，就像欧盟边境管理局负责人莱格里（Leggeri）所说的那样。
欧洲边境管控机制的卡夫卡式底色由此得到了充分暴露：一方面，我们会发现民间社会组织、律师和记者会因传播有关遣返的所谓“假新闻”或散布“土耳其的宣传”而被诋毁和定罪。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希腊官员直言不讳地吹嘘他们的“威慑率”（rate of deterrence），例如，希腊海洋事务部长在2020年的一份声明中说：“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已经阻止了超过一万人入境。”他还说，仅在2020年8月，“我们成功阻止了3000人进入大陆。”
“薛定谔的推倒”——Josoor创始人格鲁伯（Natalie Grube）就是这么贴切地描述的——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希土边境到处可见强制遣返。欧盟委员会的“深切关注”，或是呼吁希腊当局进行进一步的但又不会有结果的调查，都不会改变现状。
相反，希腊政府正在努力使其带有侵略性的边境安保和移民控制战略变得正常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对批评性报道展开威胁。最近该国刑法的一项修正案规定，所谓的假新闻，如果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恐惧，或破坏公众对国民经济、国家国防能力或公共卫生的信心，则将被处以至少三个月的监禁，并处以罚款。”希腊媒体的自由和多元化已受到多次侵犯，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模糊法规有可能会进一步扼杀言论自由，使记者和非政府组织避免报道政府的非法活动。“在现在的希腊，你如果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只要政府盖章说这是假新闻，那你就有可能被关进监狱。”希腊人权观察组织的科塞（Eva Cossé）如是说。
野蛮与团结之间的选项
算上针对在难民营展开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保密条款，对服务移民的组织施以更加严苛且带有侵扰性的注册程序——还有情报部门对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注视——希腊当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打压一切对其威慑政策有异议的反对者。
鉴于前往希腊的移民不会很快停下脚步，公民社会组织和活动家的工作正好区分出了一个野蛮的欧洲和一个团结的欧洲。虽然欧盟委员会正在公开挑战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如匈牙利——对公民社会的攻击，但希腊最近的政策变化基本上仍没有受到多大的质疑。
有一个途径可能解决希腊那些极具争议的法律修正案引发的问题，那就是在欧盟内部主张对违反法治原则的行为进行诉讼，这也能为滞留在该国的移民和难民，以及试图支持他们的民间组织提供一点喘息之机。但是，希腊政府的作为显然是基于整个欧盟的利益，并且为了限制移民流入欧洲大陆这一愿望而采取的行动，所以这条路似乎不太走得通。因此，重点还是落在必须继续支持活跃在当地的几十个人道主义和团结组织的日常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支持那些在迁徙和试图迁徙的人们，他们在欧盟极其暴力和致命的边境管控机制中是首当其冲的。
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