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阿赫馬托娃：憶亞曆山大·勃洛克

1913年秋，在彼得堡一家飯店裡為前來俄國通路的維爾哈倫舉行歡迎會，同一天，别斯圖熱夫進階女子專修班也舉辦了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内部晚會(隻限本校學員參加)。晚會的籌備人員中有位婦女靈機一動，想到把我也請去，讓我向維爾哈倫緻歡迎詞，我對他懷有溫柔的好感，不是因為他那轟動的大都市主義，而是因為一首小詩《在天邊的一座木橋上》。

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在彼得堡的飯店裡舉行的盛大招待會，有類似追悼會的感覺，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語，還有祝酒詞——鑒于此，我決定參加女學員的集會。

慈善機關的女施主們也親臨這個晚會，她們為争取婦女的平等權利而終生進行着鬥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裡阿德娜·弗拉基米羅夫娜·特爾科娃-韋爾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時候，她就認識我，我發言之後，她說：“瞧，阿尼奇卡已經為自己争來了平等的權利。”

我在演員的化妝室裡遇見了勃洛克。

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去參加維爾哈倫的歡迎會。詩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為那兒有人會要求我發言，而我不會講法語。”

一位女學員拿着名單來到我們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後朗誦。我哀求道：“亞曆山大·亞曆山大羅維奇，在您之後，我朗誦不了。”他的回答，帶有責備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當時他已經是俄國最著名的詩人了。而我，那兩年裡也經常在“詩人工廠中的房間”、“藝術語言愛好者協會”和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的“塔”裡朗誦自己的詩篇，可是在這兒，情況完全不同了。

如果說大舞台能夠掩飾一個人，那麼小平台就會把他無情地暴露于衆。小平台活像斷頭台。那天，也許是我初次有了這種感受。對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來說，場内的人仿佛是一個千頭怪物。大庭廣衆很難控制。在這方面，左琴科是個天才。帕斯捷爾納克在小平台上也蠻随便。

誰也不認識我，是以當我出場時，便有人在喊：“這是誰?”勃洛克建議我朗誦《我們在這兒是群遊手好閑之輩……》，我拒絕說：“每當我讀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時——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說：“每當我讀到‘酒鬼們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時——他們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兒，而是在另外一個文學晚會上，勃洛克聽完伊戈爾·謝書裡亞甯朗誦之後，回到演員化妝室，說：“他的嗓門油漬漬的，跟律師的一樣。”

1913年底的一個禮拜天，我帶着勃洛克的詩集去看他，請他簽名留念。他在每一本書上都簡簡單單地寫道：“贈阿赫馬托娃——勃洛克”(《美女詩集》)。而在第三本上，詩人寫了一首短詩獻給我《有人會告訴你：美麗是那麼可怕……》。詩中說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從來沒有那種披巾。當時勃洛克對卡門着了迷，是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實說，我的發髻上從來也沒有戴過紅薔薇。這首詩是用西班牙抒情詩體寫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們在話劇大場的背景最後一次會晤時，勃洛克走到我面前問道：“那條西班牙披巾呢?”這是我聽到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到勃洛克家隻去過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通路時，我順便提到詩人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說，隻是因為有勃洛克的存在，是以才妨礙了他寫詩。勃洛克沒有笑，而是十分嚴肅地對我說：“這我懂。列夫·托爾斯泰妨礙我寫作。”

1914年夏，我到基輔郊區達爾尼察去探望媽媽。7月初，路經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時，我趕上了第一輛郵車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煙。火車進了某一站，車停了，月台上空空蕩蕩，有人把裝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現在我的眼前，使我不勝驚訝。我喊道：“亞曆山大·亞曆山大羅維奇!”他回頭看了看。因為他不僅是位偉大詩人，而且是個善于委婉提問的能手。他問道：“你跟誰同行?”我隻來得及回答一句：“一個人。”火車開了。

51年後的今天，我翻開勃洛克的筆記本，我在1914年7月9日這一天讀道：“我陪母親到波得松涅奇納雅去看一看療養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馬托娃在郵車上。”

勃洛克在另一處說我和傑利馬斯以及庫茲明娜·卡拉瓦耶娃用電話把他折磨苦了。這事，我可以提供一點證據。

我給勃洛克挂過電話，亞曆山大·亞曆山大羅維奇有個習慣，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說出聲來，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問道：“您給我來電話，大概因為阿裡阿德娜·弗拉基米羅夫娜·特爾科娃把我說您的話，都告訴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裡阿德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接見來訪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問她，勃洛克都說了些什麼。我怎麼央求，她也不肯說：“阿尼奇卡，我從來不把這位客人議論别人的話傳給那個人。”

勃洛克的筆記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從忘卻的深淵中挖掘出來，并指明事件發生的時間。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結構的伊薩克橋。橋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飄去。我和我的同行者驚詫地望着那不曾見過的場面。勃洛克作了記載，這一天是1916年7月11日。

革命以後(1919年1月21日)我在戲劇食堂裡又碰見了勃洛克，他臉色憔悴，瞪着一對發瘋了似的眼睛。他對我說：“大家在這兒見面，仿佛已經到了那個世界。”

大戰初期(1914年8月5日)我們三個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在皇村火車站吃飯(古米廖夫已經穿上了軍裝)。勃洛克當時走訪了軍人家屬，以便給予幫助。當隻剩下我們三人時，科利亞說：“難道把他派到前線上去?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鍋裡炸。”

25年過去了，還是那座話劇大劇場裡舉行勃洛克紀念會(1946年)，我朗誦了一首剛剛寫成的詩：

他說得對——又是街燈，藥房，

涅瓦河水，萬籁俱寂，花崗石牆……

他站在那裡，活像本世紀初，

樹立起來的紀念碑一樣。

當時他向普希金紀念館，

揮動手臂告别辭行，

他疲憊地接受了死亡，

作為不應得的安甯。

(烏蘭汗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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