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叙事性設計政策

摘 要：如何活化遺址以及消除觀衆與遺址間的隔閡是遺址博物館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深入研究了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與叙事的關聯性，認為遺址博物館的展覽可視為一種以實體空間性為主要特征的叙事媒介。分析了遺址博物館叙事中的叙事主題、叙事邏輯、叙事媒介，總結提出了空間氛圍的營造、空間序列的編排、空間屬性的拓展三個方面的空間重構設計政策。觀衆通過空間體驗能夠主動參與到叙事過程中，達到更有效地傳播遺址資訊的目的。

關鍵詞：遺址博物館 空間叙事 叙事性設計 展覽空間 叙事政策

「引 言」

近年來，随着大陸對考古事業的大力投入與行業的不斷發展，遺址博物館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态勢，成為公衆了解遺址曆史與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傳遞曆史文化與活化曆史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考古遺迹和曆史文物是曆史的見證，必須保護好，利用好”。[1] 以及随着新博物館學運動的發展，遺址博物館需要突破傳統的展覽思維與展覽模式，不僅要做到對物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更需要關注遺址及展品的闡釋與文化傳播工作。如何活化遺址并喚起觀衆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感，叙事作為一種可選擇方法引入遺址博物館空間設計中。通過借鑒文學叙事思維，提出重構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的設計政策，為遺址博物館的發展與變革探尋新的途徑。一個有深度與内涵的文化空間，不僅能夠激發觀衆的參觀興趣，也影響着觀衆思想價值體系的形成。

一、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與叙事學的關聯性

遺址博物館是指在古文化遺址上建立針對該遺址文化進行發掘、保護、研究、覽列的專門性博物館。[2] 随着公衆的文化需求與日俱增，遺址博物館由“收藏導向”逐漸向“教育導向”與“體驗導向”轉變，期望以講故事的方式滿足觀衆的情感體驗并驅動文化消費。雖然文學叙事與博物館叙事有着不同的載體與媒介，但是二者在叙事本質上類似。美國叙事學者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将叙事分為故事與話語兩個層次。他認為故事是叙事表達的内容，話語是叙事表達的形式。[3] 下文将基于查特曼叙事理論提出的故事與話語兩個視角剖析遺址博物館與叙事學之間的關聯性與共性特征。

（一）二者的本質都是講故事

一個好的故事往往能夠扣人心弦，獲得情感的共鳴，并留下深刻印象。叙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基本的人性沖動，它的曆史幾乎與人類的曆史一樣古老。[4] 叙事的本質是講故事，是通過一系列體驗來擷取知識的方式。一個完整的叙事作品，往往都是由若幹個叙事情節組成，表達一定的叙事主題與情感。而遺址博物館作為訴說曆史文明的發生場，有着較強的叙事特質，其展覽的本質也是講故事，與文學叙事有着相似的叙事邏輯。遺址博物館不僅是故事發生的策源地，也是産生叙事的文化場所。但是，遺址博物館因其自身特點，相較于其他類别的博物館具有專題性、學術性與斷代性的特征。館内展示的多為曆史跨度較大的遺址與資訊，觀衆在參觀過程中因為時空落差可能會對遺址曆史及展品産生生疏感亦或是難以與展示主題産生共鳴。是以，講故事的方式能夠讓遺址博物館更好地發揮傳遞曆史文化的作用。

（二）二者都需要通過話語來傳遞故事内涵

話語是叙事的表達層面，是傳達叙事的方式，也就是“如何”叙事。[5] 如果說故事是叙事的靈魂，話語就是叙事的軀體，故事離不開叙事媒介與叙事載體的傳遞。在文學叙事中，故事以文字為載體，通過寫作技巧升華主題;在電影叙事中，故事以膠片為載體，通過鏡頭語言傳遞情感。遺址博物館作為社會文化機構，從叙事學的角度，展覽可視為一種以實體空間性為主要特征的叙事媒介。[6] 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作為重要的叙事媒介，不僅是多個叙事語彙系統的彙集地，也是觀衆與曆史進行跨時空溝通的橋梁。

二、隐性叙事語彙的表達重構空間氛圍

遺址博物館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曆史的親曆者，是觀衆了解曆史最有說服力的傳導物。但是，語言從本質上看，是一個不自足的系統。[7] 在很多時候，詞彙的含義隻有放置在特定的語境中才能夠被了解。當展品脫體了原有的時空坐标，觀衆很難通過孤立的文物知曉其背後的隐藏的曆史資訊與價值，并産生情感共鳴。而遺址博物館的展覽空間不僅是呈現物的場所，也是資訊傳遞與情感交流的空間，具有明顯的語境功能。是以，空間氛圍的營造需要根據遺址的曆史環境與文化特征，提煉出可轉譯的叙事語彙，通過一系列叙事性設計手段得以在空間中表達，為觀衆閱讀與體悟遺址文化提供了

“背景空間”。

（一）叙事主題及内容的确立

展覽的隐性叙事文本是營造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氛圍的主導因素，關系着叙事語彙向空間語言的轉譯。在陸紹明看來，“有意味的概念”是構成叙事情節的關鍵要素之一。遺址博物館作為集中闡釋和展示遺址内涵與價值的場所，經過巧妙構思、富有深度的主題能夠為遺址博物館的展覽空間注入内涵與靈魂，讓其成為承載與傳播曆史文化的精神發生場。其次，主題的确定有助于内容素材的選擇和表達，有助于展覽内容邏輯主線的展開，也有助于展覽自身特點的呈現，[8] 對遺址博物館的空間氛圍的營造及空間結構的規劃都起着提綱挈領的作用。

但是，展覽主題的“創作”并非是文物清單和資料彙編，而是策展者對故事内容的思考。[9] 需要策展人對遺址資訊與考古研究成果進行梳理，進而發掘與提煉出一個符合主流價值體系、資訊準确、且富有創意性、藝術性的展覽主題。一個有意義與價值的叙事主題，不僅能夠避免展覽的同質化，也能夠拓展空間的次元。例如，位于杭州的良渚博物院在建院二十餘年裡，展陳主題與基本陳列伴随着不斷有新的考古發掘成果以及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經曆了三次改陳更新。但是良渚文化的範圍之廣、延續時間之長、内涵之豐富、類型之複雜，想要在有限的空間内呈現出遺址的主題、重點、亮點，對于策展人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2017年，良渚博物院立足于最新的考古理論成果，經過對展示内容對篩選與梳理，以“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作為展覽主題向觀衆講述了一個獨特而有意義的故事。[10] 并且展覽采用了“線-面-點”的叙事結構，叙事主題作為故事的中心思想貫穿整個展覽，展覽内容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分别為“水鄉澤國”“文明聖地”“玉魂國魄”三個篇章。着重展示了良渚時期的物質成就、古城格局、社會文明程度等，實作了叙事主題簡潔鮮明，叙事線索清晰富有邏輯。展現了良渚文明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與突出貢獻，實作了遺址與觀衆之間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

（二）叙事語彙的在空間中的轉譯

空間氛圍作為一種藝術化的語言，是将隐性的叙事内容及文本立意通過不同形式的設計進行物化的一個過程。叙事語彙通過解構、轉譯、最終在展覽空間中重新排列組合，與理性的語言材料形成互補關系，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空間叙事系統。叙事元素可以通過建築材質肌理、空間布局、輔助道具、圖形符号、色彩、燈光、聲音等富有藝術感染力的方式演繹。例如，材料作為建築空間的主要構成元素，在遺址博物館空間氛圍營造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質感、肌理和色彩，為觀衆帶來不同的感覺體驗;燈光不僅有照亮的功能，也是營造空間氛圍的重要手段。在保護展品的前提下，自然光與人工光、冷色光與暖色光的運用能夠讓觀衆更容易接受展品所傳遞的資訊，影響着空間叙事情感的傳遞。這類非語言的叙事語彙貫穿着遺址博物館的整個叙事脈絡，分布在各個階段的空間叙事中，像電影叙事中的背景音樂一樣起到烘托叙事主題的效果，推動故事完成開端、經過、高潮、結尾的叙事效果。例如，位于上海青浦區的崧澤遺址博物館，展廳空間的牆面經過特殊處理，呈現出拙樸、粗粝的砂岩牆面肌理，以及陶片、貝殼等各種考古文物殘片不規則的嵌入牆體當中，複原了遺址地層關系。觀衆在參觀過程中能夠零距離的觸摸牆面肌理，這種非秩序性肌理的運用顯現出材料未經處理的原始特征，營造出曆史的現場感，觀衆仿佛置身于考古現場。整個展覽空間運用了人工光源的布置，光線的明暗變化突出了展品自身的特征，也能夠引導了觀衆的注意力與叙事情節的發展。

并且在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提取出符号圖案，利用燈光投射在在牆面上，為灰白粗糙的牆面增添了活力，也為空間營造出神秘的氛圍感。當觀衆在參觀過程懷着充滿好奇與探索的心情慢慢地揭開遺址的神秘面紗，能夠為他們帶來深刻難忘的參觀體驗。其次，展廳空間的導視材質采用了經過做舊工藝處理的木紋飾闆，标題文字凹嵌在木闆中，向觀衆傳遞着曆史的滄桑感。崧澤遺址博物館對展覽空間牆面材料與肌理的處理、燈光的布置以及導視辨別材質的運用，共同營造出緊密連接配接曆史的時空感，建構了一個展品資訊表達所需的故事背景空間。

三、多鍊條化叙事邏輯重構空間序列

遺址博物館的展覽空間作為承載叙事資訊的載體，不應僅僅是一個客觀的展示容器，而是一個有意義的、充滿叙事性沖突的場域，是“事件”的發生地，是可叙事的動态審美過程。[11] 展覽空間在滿足功能與形式的同時，也是故事與事件發生的場所，是抽象的叙事邏輯在空間中形體化和物質化的轉化，觀衆通過體驗空間序列的律動主動參與到叙事情節的發展，賦予了空間更多的内涵意義。

（一）編排多鍊條化的叙事邏輯

伊蓮·古裡安（Elaine Gurian）認為，“博物館的本質并非是藏品，而是一個儲存記憶、呈現群組織意義的場所”。[12] 遺址博物館作為展示地域文明發展演變曆程的彙集地，在喚醒曆史集體記憶，激發文化認同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在早期的遺址博物館中，大多數以泛考古成果及出土文物等作為展覽的核心内容，傳統的叙事思維正在固化遺址博物館的叙事邏輯。遺址博物館本身遺址博物館因其本身極具故事性的文化特質，決定其具備較強的叙事表達潛力。需要打破遺址博物館單一的叙事線索，從曆史價值、美學價值、社會價值等多層面挖掘遺址文化背後的社會文化資訊與故事，并組合成多元化的叙事鍊條，最後以開放的叙事方式來連接配接公衆，使觀者可以有多重曆史選擇的可能。通過重構遺址博物館的叙事邏輯，能夠實作建立在觀衆情感認同基礎上的多元化叙事與意義建構。例如，位于武漢市的盤龍城遺址博物館，為了能夠再現距今有3500多年曆史的盤龍城遺址文化以及滿足不同觀衆的文化需求。其博物館歸納梳理了六十多年以來的考古成果，通過多角度挖掘遺址背後的故事，最終以“江漢泱泱，商邑煌煌”為展覽主題，以“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之源”“商代南土中心城邑”“武漢城市之根”三個方面為主要叙事線索，向觀衆诠釋了盤龍城遺址的特色與地位。在基本陳列空間設立了“浪淘千古”“故邑風物”“角立南土”三個展覽單元，分别向觀衆呈現了考古發掘曆程與武漢城市的發展之旅，盤龍城的滄桑變遷及盤龍城的曆史地位。不僅充分展現了盤龍城遺址的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将展覽根植于城市曆史之中，能夠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衆都參與其中，勾連了古今城市的人文脈絡，成為群眾與“武漢城市之根”情感之間的接口。

（二）空間序列的生成

空間序列從本質上來看是空間結構的組織，作為叙事邏輯的空間再現，影響着各個空間的關聯性與展線的布置，以及展覽資訊的诠釋，也将觀衆的體驗感覺與空間相關聯。遺址博物館常見的空間序列組合有線性結構、并置結構、環繞結構等，以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來傳遞叙事主題。每個展覽空間都作為一個叙事單元，承載着一定的空間功能與意義表征。通過空間組合排列的變化、叙事手法的運用将諸多空間編排成為一種動态的、有邏輯秩序的叙事空間來推動叙事情節發展，能夠有效地激發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的感染力，為觀衆帶來更豐富的空間體驗。

空間序列作為隐性的叙事語言，随着觀衆在參觀路線、參觀時間等知覺體驗過程的不斷遞進，叙事被不斷潛意識地閱讀，最終實作一體化的情境體驗。觀衆在體驗過程中感悟、思索人與物的曆史關系，并形成空間化的曆史記憶架構。例如，位于上海松江區的廣富林文化遺址考古研究展示館，展覽空間采用了并置型結構的布局，由三個獨立展廳與一個正廳組成。三個形似陶罐的展廳以正廳為中心呈放射狀并置排列，形成了具有節奏感的空間序列。序廳作為整個空間序列組織的開始，為觀衆講述了良渚文化的發展時間線及考古曆程。經過序廳映入眼簾的就是整個空間序列組織的焦點空間—正廳，作為各個叙事線索的交彙點與展陳的核心内容，展示了考古發現的大型史前房址及遺址的曆史文化地位。觀衆通過正廳進入各個展廳單元，每個獨立展廳又有着不同的叙事主題，彼此獨立又互相關聯，展示了廣富林遺址不同時期的文物及考古成果，回應着廣富林遺址作為“上海文明之根”的叙事主題。廣富林文化遺址考古研究展示館空間在并置結構的作用下，形成了不斷交彙的觀展流線，觀衆在空間的引導下能夠讓叙事主題與情感表達更加深入。

四、互動認知體驗重構空間屬性

數字化可以讓博物館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與公衆對話的模式。[13] 數字技術與遺址博物館的雙向融合，能夠打破傳統遺址博物館展示空間、展示内容及展示方式的局限性，随着虛拟空間、沉浸空間等跨媒介的展陳方式的出現為遺址博物館叙事空間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數字技術的介入也改變觀衆互動交往及接受資訊的方式，呈現出以觀衆體驗為驅動的互動式叙事模式，觀衆通過叙事場景的參與體驗實作了與空間的對話交流與意義建構。觀衆從故事的受述者變成了故事的參與者，為觀衆了解遺址文化提供一種新的認知體驗視角。是以，在數字技術作用下出現的互動認知體驗重構了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的屬性及面貌，也為展覽空間賦予更多的可能性。

（一）建構曆史叙事語境

對于社會公衆來說，了解和認識出土文物的價值，存在着明顯的困難，這成為文物藏品資源轉化為文物展品資源，實作文化傳播功能的主要障礙。[14] 在遺址博物館中，文物脫體了原有的時空坐标，觀衆很難通過孤立的文物知曉其背後的社會環境、功能用途等曆史價值，并産生身臨其境的觀感。其次，以文字、圖表、視訊、靜态場景複原等傳統等展示手段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博物館的體驗需求。遺址博物館的展覽空間通過虛拟現實（Virtual Reality）、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等數字技術的處理，依托科學的考古資料将遺址場景的重建及叙事情景的複原，将隐藏在遺址背後的資訊可視化，生成與展品相對應的曆史叙事語境，為觀衆提供更加生動的情景化體驗。數字内容與實物展品相結合，虛拟情境與真實情境互相疊加[15] ，能夠給觀者模拟一種充滿故事性的情景體驗，進而引導觀衆探求文物背後蘊含的價值意義。

（二）觀衆身份的轉化

空間對于人際關系互相作用的方式非常重要，是交流的最基本和普遍形式的本質所在。[16] 遺址博物館的展覽空間作為傳播與闡釋遺址文化及展品資訊的主要媒介，是叙事表達的重要載體，人們可以通過空間的體驗去了解并賦予展品内涵。同時展覽空間也連接配接着觀衆與展品、觀衆與觀衆、觀衆與策展人，為這些關系提供互動與對話的中介性場所。過往遺址博物館的叙事内容單純從覽列物出發來進行建構，忽視了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作為叙事媒介的能動作用。随着博物館學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公衆不僅是博物館的服務對象，也是博物館的生命所系，為公衆和社會的需要和利益服務應該成為博物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17] 是以，遺址博物館不僅需要傳遞有内涵的思想與知識，更需要回歸“以人為中心”的體驗式展覽，建構超越展品自身資訊的文化場域，為觀衆與展品之間創造新的空間關聯。

觀衆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味覺等多感官體驗展覽，以自我認知了解展覽，增加了觀衆與遺址之間的連接配接感。數字技術将遺址博物館多元關系編織成為一張曆史文化叙事網絡，觀衆以故事參與者的身份融入其中，成為博物館叙事網絡上的重要節點，推動着叙事曆程的發展并從中得到頓悟。數字技術拓展了遺址博物館的叙事核心，也是遺址博物館的叙事理念從以物為主回歸到觀衆自身體驗的重要路徑之一。例如，位于無錫市的阖闾城遺址博物館，其中的“偉哉.阖闾”展廳作為博物館的核心展區，由一面250平方米多通道融合垂直投影屏，以及400平方米水準互動投影屏組成，[18] 以及數字聲音系統與互動系統的并置參與，共同組成一個巨大的沉浸式空間，給觀衆帶來震撼的視覺沖擊效果。展廳内的數字叙事内容以史為據，按照五大篇章真實的再現了古吳風情與吳王阖闾巅峰偉業，讓有限的展覽空間内的叙事内容更加豐富。展廳中的多點互動投影能夠透過紅外視覺識别感應器感應到觀衆的行為，并且随着不同的叙事情景産生不同的互動效果，讓觀衆進入一種虛實融合、如幻如真的奇妙世界，形成了從多感官感覺到情感交流的綜合體驗。數字化的展廳形成了以觀衆體驗為導向的多元度的情感表達和資訊傳遞的空間叙事情境，強化了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的叙事性表達。

結 語

随着時代技術的進步與人們的精神需求的不斷提高，公衆成為價值創造的主體。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是遺址博物館發展的必經之路，展覽資訊的多元化闡釋成為公衆傳播的基本需求。本文從空間叙事入手，歸納分析了叙事學與遺址博物館的關聯性，提出了影響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的叙事要素;在此基礎上，通過重構與轉譯的叙事性設計手段，探讨了空間氛圍營造、空間序列編排與空間屬性拓展的設計政策。結合叙事思維與設計思維開展遺址博物館展覽空間設計研究，不僅有利于把握遺址中的文化特質，促進遺址文化脈絡的傳承，而且也是遺址博物館向“以人為本”的展覽理念回歸的重要途徑，建構了一個觀衆能夠主動參與叙事的展覽空間，實作空間、展覽、内容、觀衆之間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