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症：被卡住的人，和爬過去的魂

谷文/文鄭執的新書《仙症》，篇幅其實并不長，前後37頁，算是一部短篇。

近年來似乎實體書回溫，我是一個相當執拗于儀式感和閱讀體驗的人，也試圖在所謂的墨水屏上尋找原始的閱讀感。後來還是覺得，有些故事，隻有白紙黑字印在紙上，拿在手裡，才是讓人覺得“對了”的根兒。

我不知故事描繪的是一些虛妄，還是确有此事此人。故事其實很簡單，在東北的某個小鎮裡，有個叫王戰團的精神病人。整個故事就圍繞着“我”成長過程中見到的王戰團發病——治病——再發病——再治病的反複過程，以及随着這條時間線中的整個家庭在各種重壓下的掙紮與認命。

被卡住的人

在看鄭執文字的時候，總讓人有一種莫名的既視感。當然同為東北人，又幾乎是同齡人，他筆下的那些曆史和場景時常浮現在我的眼簾：小區樓下的象棋攤兒，沈陽的夏日烈陽，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下崗潮，部隊轉業回地方，老工業城市彌漫着整座城的機油和橡膠味兒，甚至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最喜歡給孩子起的名字：戰團，戰鋒，紅旗，秀英，秀玲。

是以在所有的開端，王戰團指揮着一隻刺猬過馬路，我甚至都聞到了上世紀沈陽柏油馬路在烈日下的味道，那種幾乎熔解的粘腳感，和上世紀我曾經從我當交警的老爸兜裡無數次拿出來玩兒的那個哨子，裡面還有個核兒，當時我一直想摳出來看看，未遂。

是以王戰團是誰并不重要。他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一個掙紮在那個特殊曆史時期的，郁郁不得志的，因為各種各樣原因而崩潰的人。一個崩潰的人是無法創造任何價值的，那麼他就會逐漸會被整個社會所邊緣化：最開始是“隊伍”，再後來是“組織”，最後則是“家庭”。

實際上整篇文章都彌漫着兩件事：身份的界定，存在的認同。

按照時間順序，第一次出現的界定，是對王戰團說夢話的界定。同一條船上隻有六個人，除了他以外的五個人，都說他在夢中罵了船長，又罵了政委。是以才有了王戰團被關禁閉，被所有人批判，才有了王戰團曠日持久的“癔症”。這是一種典型的密室判定，在各種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很常見，尤其是在一方一人，一方多人的前提下，很容易讓人屈打成招。似乎當年每個學校都有那種“惡霸”學生，三兩成群在一個偏蔽角落欺負一個同學，同學告訴老師以後，那幾個“惡霸”異口同聲說：“是他先動的手”。

真是這樣麼？誰也不知道。就連王戰團說自己是一個潛艇兵，都被“我”發現了常識性的錯誤：潛艇裡是看不到月光的。

那誰來界定他究竟有沒有罵人？他罵了誰？或者他到底是個什麼兵？他自己也許是知道的，但他并沒有決定的資格。

這就出現了第一次的界定：權力的界定。政委說，他犯了錯誤，需要改造。那就需要改造。至于王站團自己是怎麼認為的，并不重要，也沒人聽。

第二次出現的界定，是對王戰團精神病的界定。“趙老師”是不相信他有精神病的，說他是中了邪，需要白三爺出馬鎮邪。而白三爺設了神壇以後，也确實“有了好轉”。但實際上從他之後的整個狀态來看，他并沒有真正的“好”過。趙老師将他的病情複發歸結為“吃了我爹”，但事實很可能并非如此。至于大姑覺得白三爺的法兒不再好用，轉而“信了主”甚至又信了“阿彌陀佛”，已經并不是對于王戰團的一種救贖，而是對于自己内心平靜的一種尋找。

醫生說王戰團有精神病，趙老師說王戰團是中了邪，主說王戰團有罪，阿彌陀佛也不知道王戰團究竟怎麼了，但好在還保佑着他。那他究竟怎麼了，他自己還是沒有決定的能力。

第三次出現的界定，是王戰團對于自身的界定。最開始“惹了禍”以後，他第一次想贖罪的自然是政委和船長。雖然他覺得“不應該”，雖然對自己的一系列打擊都是無妄之災，但他依然想的不是反抗，不是尋求真相，而是鞠躬、道歉，重新開始生活。

但現實哪那麼容易？當政委千裡傳音把他的“劣迹”傳到他新的生活中時，他剛剛重新開始的生活在一瞬間崩塌殆盡。

他是試圖向“白三爺”贖過罪的。他甚至試圖向“主”贖罪，向“阿彌陀佛”贖罪。但他逐漸發現，并沒有人在乎他是不是贖夠了罪。在官面兒上，他是一個精神病人；在私底下，他是一個“可能因為間接殺了一家人”而中了邪的半瘋子。

他再也過不去了。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根破舊的電視機天線，“卡住了，落滿了灰”。這是他對自己的界定，也是對自己一生的終審判決。

他能不能讓曾經的污點“過去”，已經沒有人界定，也沒有人在乎了。他已經成為了棋盤上那個死到臨頭、還沒有被吃掉的棋子，他再也爬不到人生的“尖兒”，也再也“成”不了了。

而且所有人都已經知道了，他既成不了“人尖兒”，也要不了面兒。

仙症

鄭執 / 著

理想國 /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0年10月

人尖兒，人面兒

小說比我描述的這些碎片要精彩得多，也更深刻得多。許多人一生都隻是為了活成“人尖兒”，如果活不成“人尖兒”，至少還得要點兒面子。鄭執正是擅長把這些全都粉碎之後，再攢起一個個鮮血淋漓但無比真實的角色的作者。東三省曾幾何時也是共和國的長子，也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牽狗穿貂”的人尖兒，但随着改革開放和老工業城市的整體衰敗，尖兒已經不再是尖兒，但面子還是要撐着，這片土地的曆史，本身就是一種現實魔幻主義。

鄭執很喜歡以東北地區的某個小城作為故事發生的舞台，筆下的很多主角都喜歡以“過去”作為談資。曾經的潛艇兵，曾經的傳奇冒險家，諸如此類。但過去本就無從考證，再加上人們本能地會誇大和圓滿自己的過往，這些“過去”往往聽起來更像是傳說。

而鄭執的文字給人最大的共鳴，并不在于記憶中的東北，而是曠日持久地拷問每個人：如何面對那些不盡如人意的生活。在一線城市打拼的東北年輕人，每個人都像是曾經的王者，面對着日薄西山的王國，既無能為力，又滿懷希望。以至于逢年過節回家，面對“你說說你這幾年都幹了些什麼”的時候，每個人的心底可能都會升起一個“王戰團”。

腳趾摳着地，背後靠着牆，右手掐着左胳膊，環視周圍沒有和自己一起從極苦的工作中一起熬過來的人，逐漸放了心，從脖子後邊擠出來三聲笑。“你們都不知道！我活的好着哪！”

這何嘗不是一種自我掙紮。

感官與故事

近些年來，能明顯地感覺到，我們的文藝作品正在整體加速。

這種加速一開始是以科技的加速為前提的。文藝作品擁有了更好的特效，更刺激感官的畫面效果。我們把它們統一稱為“爆米花藝術”。這些藝術作品的主線劇情，往往兩三句話就能概述，剩下的就是不斷地堆砌那些可以刺激人們心理需求的要素：暴力、色情、劇情反轉，無限制地追求出乎意料，而逐漸放棄了邏輯的合理性和故事本身。

一代相聲名家馬三立先生曾經說過，我們說相聲，不是出洋相，出怪聲，超刺激，我們不是這種逗樂。但時至今日，能踏踏實實地坐下來看一本超過一百頁書的讀者，怕是已經少之又少；一首歌的發行時間，已經被縮減到了不到一個月；影視作品的生命力，甚至都開始以天為計算機關；而作為傳統文藝作品載體的書籍，更是每年以兩位數百分比的速度在迅速衰落。我們以工業流水線的方式生産了大量的、自己都知道站不住腳的内容，它本身就是出洋相，就是出怪聲，就是超刺激。

王戰團的時代，是一個他自己被卡住的時代。但作為文藝作品來說，這是一個整體文藝創作都被卡住的時代。從這層意義上來說，鄭執這樣一批仍在堅持傳統藝術創作的作者，很有可能也是以傳統寫作手法，創作傳統文學内容的最後的守墓人。

但這終歸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局面。文學作品之是以存在，它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的“耐嚼”性，也在于它對于一段曆史、一個時代、一種生活态度的記錄、分析和表達。這些都不是用特效可以做出來的東西，你當然可以說落後于這個時代，但文字承載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不可替代的邏輯性，在于閱讀本身所帶來的“溫度”。我們依然需要故事，需要好故事，也需要會講故事的人。

曾經一位喜劇大師在課上說過，一個故事之是以是一個好故事，往往有幾個共性。第一是不說教，其次是不定性。在我看鄭執寫的故事時，這句話經常從腦中閃過。

人們總是覺得事情的背後就要有一個道理，但事實上，很多事情本身就沒有什麼道理。人們總是覺得故事總要有一個結局，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故事，我們都沒有看到結局。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哈姆雷特的高明之處；讀者可以為《仙症》續寫上一千個結局，這也是《仙症》耐人尋味之處。

但無論如何，祝所有人都不再被自己的生活卡住，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寫出更多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