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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舒大剛:巴蜀自古出文宗 打造巴蜀版“四庫全書”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徐語楊 實習生 朱翼帆

巴蜀山川,地靈人傑。在這塊土地上,滋養出衆多的文宗大家、經典文獻。據不完全統計,巴蜀古代文獻多達一萬餘種,現存五千餘種。這些文獻典籍涉及面廣,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資源。對巴蜀文獻進行綜合調查研究,一直是曆代四川學人的夢想。

在曆史上,許多學人都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文獻的總集、全集和叢書等。《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這是有史書記載的對巴蜀學者個人全部著述所作的首次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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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書”之《花間集》校刊稿

五代時期,成都出現了第一部以彙錄巴蜀詞人作品為主體的《花間集》。宋代逐漸形成“東坡七集”(蘇轼)、“栾城四集”(蘇轍)、“鶴山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和《三蘇大全集》《三蘇文類》《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升庵的《升庵全書》、四川地方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及其續編,還有巴蜀史料彙編《蜀中廣記》(曹學佺)等。清代,李調元輯刻以收錄巴蜀稀見文獻為主要内容的大型叢書《函海》。近代以來,又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編纂、出版做出了重要嘗試。

但是,這些書籍或局限于個人著述,或局限于家族作品,或局限于單篇文章,還不是對整個巴蜀古文獻進行的系統收集和整理,也沒有編成一部卷帙浩繁、具有內建性質的“巴蜀全書”。

2007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巴蜀鄉邦文獻的熱情,提出“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和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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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全書”目前已出版部分(晏能康攝影)

12年出成果220餘種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是對巴蜀文獻進行全面調查收集和系統整理,特别是要對從先秦迄于晚清民國的曆代巴蜀學人撰著或其他作者撰著反映巴蜀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進行精心整理研究,予以重新出版。

對文宗輩出、人才濟濟的巴蜀來說,要形成一部系統性的書目,這無疑又是一個巨大工程。

2010年1月,《巴蜀全書》被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同年4月,又得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準許,《巴蜀全書》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2012年10月,該項目又被列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由舒大剛擔任首席專家和總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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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剛在翻閱“巴蜀全書”校刊稿(張傑 攝影)

身為《巴蜀全書》總纂,舒大剛此前就曾主撰、主編有《巴蜀文獻要覽》《蜀學與文獻》,對巴蜀各類文獻的曆史演變、基本類型和重要典籍,已經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簡要評述;同時對揚雄的核心價值觀、李白的生卒年、“三蘇”的經學文獻,進行過整理或研究。

“在巴蜀文化史上,有許多學人都對巴蜀文獻的整理付出了心血和熱忱。現在,我們希望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加發展和完善,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舒大剛躊躇滿志,“如果說從《全宋文》轉入《儒藏》,是為了給整個中華文化三大主幹補一個空缺;那麼編《巴蜀全書》,就是想突出我們所在的巴蜀大地的文化價值。”

舒大剛和同僚們首先要對巴蜀文獻的曆史和現狀進行首次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數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編制《巴蜀文獻目錄》系列的方式揭示和反映巴蜀文獻的曆史和現狀,友善學人和公衆讀者查詢使用。然後從衆多巴蜀文獻中,精選出較有社會影響和較高學術價值的典籍600餘種,進行精心的校勘、标點或注釋、疏證,深入挖掘其中的豐富内涵和思想内容。然後圍繞“蜀學”發展脈絡和巴蜀文化曆史實際,收集和研究各類散見文獻,編成有關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等内容的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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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之後,會進行《巴蜀文獻善本》再造。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曾經産生和儲存過數量衆多和價值不菲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早已成為文獻家、版本家刻意收藏的心愛之物。“巴蜀全書”工程會結合傳統修複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現今巴蜀地區儲存的100種左右優秀版本,進行修複影印和整理研究,以古色古香的線裝本模式予以再版。截至2022年3月,該工程目前已出版階段性成果220餘種,迄2021年止,已出成果獲全國及四川省各類獎勵和資助20餘項。

巴蜀自古出文宗

作為國學在巴蜀地區的發展和演變,蜀學的内容也包括三教九流、經史子集,從學術涉及面來講幾乎與國學相當,隻是區域小一些、成果少一些。

在舒大剛看來,蜀學的特征是相容并包,集雜成純,精于易學,盛于文學;而且源遠流長,每變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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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國學相比而言,蜀學具有與中原學術相同而異的特點,如講“三皇”,中原是伏羲、女娲、神農三人皇,巴蜀是天皇、地皇、人皇三才皇;講“五帝”,中原是黃帝、颛顼、帝喾、堯、舜五人帝,巴蜀是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五色帝;講核心價值觀,中原是“仁義禮智信”五常,巴蜀是“道德仁義禮”五德;漢代中原傳“五經”,巴蜀傳“七經”;唐代中原傳“九經”,五代北宋巴蜀傳“十三經”。這些觀念或現象,既與中原有相同之處,又不完全相合,而有巴蜀自己的特色。

在文學方面,從漢代“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雄,到唐代的詩仙李白,再到宋朝的千古第一文人蘇轼。一直都流傳着“巴蜀自古出文宗”說法。

巴蜀文化為何這麼優秀?舒大剛分析可能跟兩個方面的原因有密切相關:其一是地理的原因,巴蜀地處内陸,戰亂較少。一旦戰亂,有錢有勢的世家大族以及一些文人,都會往巴蜀遷移,是以深處腹地的巴蜀反而成為了一個聚寶盆,吸引着天下人才的到來。第二,文翁化蜀,得風氣之先。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天下都沒有學校。而文翁建學第一個就是在成都。建好後,漢武帝才向全國推廣他的經驗。辦學校的地方,人才就多,比如司馬相如、揚雄等人,這就是得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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