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語音還是發文字，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

帕孜麗娅（本文轉載自公衆号“全媒派“）

某乎曾經有個熱門問題，“年輕人越來越不喜歡發語音了，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問題描述中提出，很多人“認為經常發語音的人不是自私、沒文化就是因為上了年紀”。

過去幾年，在社交軟體中發語音資訊漸漸被認為是不懂社交禮儀、友善自己麻煩别人的表現。尤其是當語音資訊時長長、條數多、資訊量卻少時，很容易讓一些收聽者崩潰，遑論在一些特殊場合聽語音時不小心開啟外放模式的尴尬。

然而，對某些群體比如年長者來說，語音确實是更便捷的方式。尤其對于常年說方言的群體而言，普遍使用的拼音輸入法讓發文字消息的難度變大，簡直要分分鐘重回國小國文課堂。

此外還有語音支援者認為，語音能夠讓人有親切感。特别是對于不在一塊的親朋好友而言，能夠通過手機聽到對方的聲音可謂是資訊技術帶給人類的一大幸福。更何況，沒有語音功能，那和曾經的短信時代又有什麼差別？

當下，随着語音輸入、語音轉文字、語音暫停和續播等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上語音消息和文字消息之間的差異也更加明顯。本文将聚焦文字與聲音兩種基本媒介，對其功能及與使用者的雙向關系提出更多的思考與探索。

語音與文字：最基本的交流方式

詩歌《從前慢》中寫道：“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誠懇懇/說一句 是一句”，而後又寫道：“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短短的一首詩中涉及了交談和書信，或者說語言與文字這兩種最基本的交流方式。

根據英尼斯的“傳播偏向論”，傳播和媒介具有口頭傳播的偏向和書面傳播的偏向、時間的偏向和空間的偏向。而麥克盧漢将其概括為，口頭和耳朵的傳播會受到時間束縛，而眼睛、文字、書面的傳播會受到空間的束縛。

口口相傳就是最典型的口語傳播，但是很顯然，這樣交談資訊無法長期儲存；而書信可以長期留存，卻無法做到實時交流。我們有許多講述書信交談的浪漫故事，從書籍《查令十字街84号》到電影《瑪麗與馬克思》，主人公無一不是通過漂洋過海的書信展開漫長的交流。

但是在新媒介技術日益發達的現在，已經很難想象每發出一次消息就要等待幾天甚至幾個月、幾年才能收到回複。技術讓我們的溝通變得更加容易，也讓我們越來越容易對“慢”不耐，我們期待着消息發出後能立即收到回複，甚至會有不少人認為對方回消息的速度反應了對你的重視程度。

數字時代的交際需求促使移動新媒體不斷緻力于建構完整的傳播體系。學者姚勁松指出，“完整的傳播體系=言語行為+非言語行為+傳播情境”[1]，移動新媒體中聲音功能的開發和應用，顯然是加強了傳播體系中言語行為和傳播情境的作用，激活并強化了社交媒體的口語傳播屬性。而這種屬性又為口語傳播行為提供了一個能夠通過存儲“留住時間”的中介物，使用者能夠借此獲得一種“中介形态的互動和體驗”[2]，交流也是以成為了一種中介化的口語傳播行為，更為重要的是，曾經受到時間束縛的口語傳播通過新媒介這一中介，突破了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進而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永恒”。

學者董晨宇曾寫道：“在面對新媒體時，需要把新生之事放進曆史的脈絡中，才能更為清晰地洞察到它的真正意義。”[3]對不斷發展的社交媒體而言，從曆史視角出發，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它們在當下的意義。論壇、微網誌中的留言闆、評論與曆史上人們留在城牆上的文字、對談從本質上來看有着類似的性質，這似乎也在證明無論是古代人還是21世紀的我們，都有着相同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本能，而不斷發展的技術實際上既迎合和滿足着我們的社交需要，也在适時改變着我們的社交方式和習慣，甚至進而影響文明的傳播。

是以，探讨社交媒介中的語音傳播和文字交流背後的邏輯關系，我們可以回到技術發展本身。

語音交流背後的

技術發展和社交需求

每一種新媒體出現時，人們總會習慣于先思考該如何了解它。

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中分析道，就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來看，人們常見的觀點有：技術決定論、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形成論，其中技術決定論認為，社交線索的缺失和潛在的傳播異步性，使得中介化傳播的親密性、人際交往品質下降，甚至會産生對抗性沖突。進一步來說就是媒介提供互動情境的能力決定了媒介在溝通方面的可能性和對抗性，而有限的社交線索（或者說提供的互動情境）又會影響人、人際關系和社會階層。[4]

如果我們用更生活化的例子來解釋，可以通過比較面對面交流、通電話和網絡文字交談來了解：

在面對面交談中，我們不僅能夠聽到對方說的話，還能看到對方的表情甚至肢體動作，這些都有助于我們建立更深的感情，也是以會讓交流更加私人化；

傳統的電話交流中我們無法看到對方，但是可以通過聲音判斷對方的基本情緒，有助于建立較為私密的關系，但是情感層面上會弱于面對面；

網絡文字交談則是一種友善且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方式，但是也因為看不見、聽不到，容易産生一種冷冰冰的感覺，同樣的一句話、一個表情在不同的語境下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也是以是不太利于情感交流的溝通方式。

在技術決定論中，很多人會将媒介視作會溝通雙方情感與親密度的中介。這樣的立場暗含着對社交媒介的不信任與指責。誠然，身體在場的交流往往意味着情感在場，而單純依賴線上交流也可能會帶來雪莉·特克爾所說的“群體性孤獨”[5]，但是人的能動性也使得人們能夠将社交性注入中介化的傳播裡，進而表露情感、表達親密和娛樂，并建立新的社會結構。

是以，拜厄姆指出：“中介化交流應該被視為一種新穎、相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僅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縮減版本，因為它将面對面傳播與書寫交流的元素加以結合，同時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圖像。”[6]他認為，與其關注中介如何影響傳播，不如思考人們如何進行中介化的傳播。

換言之，技術并不能決定人們使用它的方式，也許技術可以決定使用的起點，但永遠無法決定使用的終點。人們對社交的需求背後有着情感交流的本能，這種本能會讓我們在使用技術時不斷有“情感補償”行為，不少學者在研究各種人們對各種社交軟體的使用行為時總會習慣于用“使用與滿足”理論，也從側面反映了這一點。

而語音社交較之文字社交，顯然更符合閱聽人的“情感交流”需求，正因如此，近幾年也有越來越多基于語音的社交軟體面市。即便在互動線索最貧乏的純文字媒介中，人們也可以表達出情感與親密性，也能享受交流的樂趣并建立種種社會關系，不過這依然不影響他們更喜歡互動性更強的媒介。

如今的數字媒介使用者多為年輕一代，他們成長于數字媒介迅速發展的時期，深谙網際網路的生存之道，他們中的很多人拒絕不注重邊界的過分親密，卻也期待能夠孤獨時刻得到些許情感撫慰。

許是因為如此，播客、聽書等聲音媒介在近幾年得到了迅速發展，不需要看到臉，不會過度親密，卻又有聲音傳遞情感，這的确符合不少年輕人的心理。而我們也需要看到的是，播客、聽書等媒介“具備移動性、社交性、人工智能等多種智能媒介屬性”，尤其是對聽書的閱聽人來說，“使用者的有聲書使用行為達成了人與人、人與事物、人與環境的互動。”[7]

顯然，這意味着數字媒介中聲音技術的發展又進一步迎合了場景傳播的需求。

聲音将回歸主流媒體？

事實上，無論年輕人有多麼厭煩在網絡社交過程中聽對方的語音，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在傳統廣播式微後，音頻正在通過社交語音、網絡播客、車載廣播、家庭智能語音等各種方式回歸主流傳播媒體。

從萊文森的“媒介進化論”理論看，媒介進化的規律在于複制真實世界中“前技術”的或是“人性化”的傳播環境。[8]而有聲語言與聽覺傳播顯然是“前技術傳播”語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也意味着聲音技術在網絡新媒體與智能媒體中将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聲音曾經被認為有不确定性、稍縱即逝性、線性傳播性、資訊容量有限等局限性，這也使得曾經的廣播具有了非獨占性與伴随性。在社會節奏越來越快的當下，這些特性越來越成為優點：人們要處理的資訊越來越多樣，是以對具有相容屬性的傳播媒介的需求日趨強烈。而“聲音信号利用的是‘邊緣’注意力，隻有當不同尋常的聲音響起時，人們才需要注意到發生的狀況。是以，聲音的告知不造成過分負擔——這成為聽覺溝通的精髓”。[9]

喻國明等學者在使用者對語音新聞感覺效果的測量研究中指出，“‘聲音’在未來傳播中将回歸主流媒體”，而在網絡媒介與智能媒介迅速發展的當下，“聲音作為傳媒業中人工智能技術的‘第一入口’，将使印刷術發明至今的‘視覺本位’的文明再度向聽覺中心轉變，将‘脫部落化’時代的人們重新拉回‘部落’。”[10]

近幾年，随着AI技術的發展，已經有越來越多家庭開始接入智能語音服務，小到智能音箱，大到“AI合成新聞主播”，聲音逐漸成為日常的智能互動入口。

5G技術與人工智能将聲音重新拉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而我們的社交媒介也在不斷嘗試在語音傳播中設計更多的可能。這也說明，技術的不斷進步提供全新的媒體可供性，進而影響交流的速度、互動性、可及性的改變，進而創造新的社交語境和文化。

毋庸置疑的是，技術的發展使得我們的媒介環境更加複雜，也讓我們置身于一種複媒體環境中，而當這種環境又變為一種可進行傳播的場景時，人們可能會面臨新的社交挑戰。

但從媒介本身而言，某些類型的媒介會更适用于某些特定類型的關系，不同的人也會根據自身需求以及溝通對方的特征來選擇具體的媒介，換言之，無論技術多先進、媒介類型和使用方式有多種多樣，能夠決定使用方式和偏向的終究是我們自己。

從第一代傳播技術發明到現在，人們依然會執着于思考交際、傳播、媒介與自身的關系，進而建構更有意義的社交關系。也許有人會擔憂社交中的媒介中介會影響我們的面對面交流能力，影響我們與他人的情感聯結；也許也會有人認為新技術、新媒介能夠讓我們打破時間、空間限制，與我們在意的人時刻保持着聯系。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無論技術本身如何，人都可以憑借适應能力和創造性對技術産生影響，用科技實作目标。也許有時候我們對媒介的一些解鎖，是設計者都未曾想過的可能性。

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發語音和發文字，背後從來都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更不是二進制對立，一切均在于發消息的我們想要利用哪種中介化傳播方式，建立與對方的關系。

參考連結：

[1]姚勁松.新媒體中人際傳播的回歸與超越——以即時通訊工具QQ為例[J].當代傳播,2006(6):53-55.

[2]杜志紅.被中介的口語傳播：聲音之鏡與時空偏向——基于對微信語音的考察[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91-94.

[3]董晨宇，唐悅哲.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象,引自《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譯者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7.

[4][6][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M].董晨宇,唐悅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7.

[5][美]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M]. 周逵,劉菁荊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3.

[7]戴元光，夏寅.萊文森對麥克盧漢媒介進化論思想的繼承與修正——兼論媒介進化論及理論來源[J].國際新聞界，2010(4).

[8]姜澤玮.内容、形态、場景與滿足：移動新媒體有聲書的使用者使用研究——以移動應用“微信讀書”與“微信聽書”為中心[J].出版科學,2021(5):31-40.

[9]艾媒網.2017-2018中國線上音頻市場研究報告.

https://www.iimedia.cn/c400/61111.html

[10]喻國明，王文軒，馮菲.“聲音”作為未來傳播主流媒體的洞察範式：以使用者對語音新聞感覺效果與測量為例[J].社會科學戰線,2019(7):136-14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