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間美術探源

蒙古族是一個有悠久曆史和獨特文化的民族。也是繼匈奴、東胡、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後雄踞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蒙古族民間美術曆史悠久，豐富多彩，具有濃厚的草原氣息和鮮明的民族特色。在其鼎盛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時代曾橫跨歐亞，貫通中西。蒙古民族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

巍峨的陰山山脈橫亘在内蒙古中部。在這裡生活過的北方少數民族都留下了他們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當蒙古民族登上曆史舞台時，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産。同時也因時間、地點、條件不同有所變異。由于相同的地域、地理環境，遊牧民族的生産生活方式，使這種草原文化的許多基本特征世代相傳，曆經千百年保留至今。在這種文化傳承和變異的過程中，紮根于人民中的民間美術則有着相對的穩固性。這已為越來越多的考古學材料和民族民俗學資料所證明。

陰山和賀蘭山系，是古代遊牧狩獵民族部落人民創造民間藝術的寶庫。也是北方草原文化民間美術的搖籃。在這裡，人們創作了數以萬計的岩畫，描繪出了一幅規模宏大的曆史畫廊。1974年在伊盟準格爾旗玉隆太出土的大量匈奴、東胡兩大遊牧民族創造和使用過的以動物紋飾為特征的青銅飾品（考古學上前者叫鄂爾多斯式青銅文化，後者叫夏家店上層文化），無論是藝術構思，還是制作技術都已達到了臻于完美的程度。也将民間美術推向了成熟期。這種青銅文化的出現，标志着草原上遊牧社會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标志着社會生産力的一個飛躍。“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對以後的鮮卑、蒙古以及對整個歐亞的古代文明産生過巨大影響。

衆多的遼墓壁畫和珍貴的元墓壁畫以及這一時期出土的大量随葬器物都顯示了草原遊牧文化中服飾、馬鞍具工藝等民間美術演變的軌迹。從六千多年前的趙寶溝文化和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紅山文化出土的陶器紋飾到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層、上層文化出土器物中重複出現的回紋、雲紋、犄紋、動物紋，直到現代蒙古族常用的民間美術圖案紋樣都是一脈相承。現代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中依然廣泛使用這些圖案，它以各種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這些紋樣也成了蒙古人最典型的裝飾形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特色。千百年來這些紋樣保持了較穩定的特征，這些特征也在民間美術的發展中一直起着積極的作用。蒙古族民間美術圖案藝術的源頭在考古發掘中亦找到了充分的證據。

民間美術在生活中是物質文化。從它的起源直到今天，始終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性。既滿足人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物質生活的需要，又具有滿足精神需要的藝術價值，同時又具備了它的傳統性，滿足了人們精神上對美感的要求。我們可以從蒙古族服飾、刺繡、建築、馬鞍具等造型藝術、繪畫和民間美術圖案等方面運用考古材料與現在蒙古族的民間美術做對比，窺探蒙古族民間美術之淵源。

服飾

蒙古族的服裝主要是蒙古袍。早期服飾式樣單一，《黑鞑事略》中載：“其服右衽，道服領，少數為方領，以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長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式樣相似。”這一階段蒙古袍的式樣從考古學實物可以看出：

1982年夏發現的赤峰市元寶山區甯家營子沙子梁元墓壁畫中男女墓主人對坐圖。男主人居左，身穿右衽藍長袍，戴圓頂式帽；女主人居右，身穿左衽紫色長袍，外罩深藍色開襟短衫。

1984年烏蘭察布盟達茂旗明水鄉發掘清理蒙元時期墓葬，出土一件完整長袍。經專家考證應是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汪古部的墓地。該長袍呈褐黃色，道服領，肥大拖地，做工精細，衣料考究，用腰帶緊束腰部，袍子上繡有以各種花卉植物為題材的裝飾圖案。

從以上出土文物的時代可以看出蒙古高原遊牧民族在服飾上的傳承和演變的軌迹。

蒙古高原遊牧民族服飾的特征是重視頭、胸、腰部裝飾并有腰帶，足上穿靴，左衽披發或編發。《周書·突厥傳》雲：“突厥，其披發左衽，猶古之匈奴也”。史載鮮卑族“披發左衽，故稱為索頭”。這種匈奴、鮮卑、突厥族的裝束為契丹、女真和蒙古族所繼承并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其中有些形式略有變異，左衽袍變為右衽，披發變為髻發或辮發。陝西省客省莊 140号匈奴墓透雕銅飾件、嘉峪關魏晉墓的畫像磚上都可以看到這種裝束。

腰帶是遊牧民族的傳統服飾，有着悠久的曆史。《史記》、《漢書》匈奴傳中記載的“黃金胥纰”、“鮮卑郭洛帶” 就是腰帶的早期形式。現代蒙古族的腰帶正是繼承了這種習俗。用腰帶束腰是馬背民族騎乘的需要，也是一種重要的裝飾。

重頭飾、耳飾、項飾也是遊牧民族的傳統習俗。同時遊牧民族的金屬鑲嵌和其他工藝也是以不斷發展。頭飾、耳飾、項飾不僅僅是裝飾品，還有其實用價值，更重要的是還展現了個人的社會地位、尊嚴和财富。

蒙古統治者在 1368年元順帝敗退漠北後直至 1911年滿清滅亡，期間雖有過短暫統一，但總體上蒙古民族失去了中央集權統治。各遊牧部落在政治、經濟上相對獨立。這長達五百年的分裂局面，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之一就是服飾的多樣化。之二是各遊牧部落受到地理環境的變遷、生産生活方式的變化及與許多特定民族的長久往來（如土默特部與漢族，和碩特部與西藏人，布裡亞特部與西伯利亞人）使得蒙古族服飾的基本特征幾乎全部消失了。

刺繡工藝

蒙古刺繡或裝飾圖案，是由點、線、面三種手法組成。點繡是用不同疏密的排列點組成圖案。這種表現方法對豐富紋樣的作用很大。通過運用點的大小、疏密、輕重、虛實等各種不同處理手法來獲得不同的效果。點的方法很多，有粗點、細點、有規則點、無規則點、圓點和其他各種形狀的點。在繡花氈和靴子上的點都是虛點，合起來形成虛線、虛面，主要襯托一些浮紋和主體圖案。這些點有時也最能顯示衆多、聚散的現象。此外點還有活躍感，在密集的點狀底紋上，用幾種豔麗的彩布較大的點裝飾，具有活潑球體滾跳的聯想。這些點還給人以星星閃爍的形象感和串珠的遐想。

線繡主要是直線（垂直線、水準線、傾斜線）的運用；以長短不同、粗細不同、疏密不同的直線，做出多種變化，形成極好的圖案。用不同的折線，采取粗細、重疊、颠倒的方法組成各種交叉圖案，常見的有回紋、哈那式交叉圖案、盤腸圖案等。最多見的是卷草曲線和雲紋之間的相交、相連的曲線以及犄紋和卷草紋等等。還可以用線表現各種明暗層次。線具有方向感、動态感，是曲、直、粗、細、長、短的最佳概念。橫線有平穩感，豎線有肅穆感，斜線有不穩定感，曲線有彈動感，交叉線使人産生繁雜或緊密團結、縱橫交錯之聯想。

面的運用範圍較廣，有完全用塊面構成的，也有與其他表現方法結合運用的。面與點對照，它有巨大、整體的特征，也是點、線密集的最終轉換形态。點和線要确定其位置或形态方向時，都要依附于面。面的應用上，有三角形、四邊形、圓形等，它們還可以演變成多種形狀，如多角形、斜方形、矩形、梯形、菱形、曲線形等等。這種蒙古族特有的刺繡工藝在出土的許多服飾中都有所表現。

建築藝術

蒙古包是蒙古族建築中最典型的形式，也是遊牧民族最為理想的居住場所。它是由“哈那”（可折疊的木質圍牆）、“烏尼”（椽子）、“陶腦”（天窗）、門和數塊羊毛氈子組成。取材便利，制作簡單，易于搬遷。這種建築形式古代漢文典籍中稱作“穹廬”、“氈帳”。是北方遊牧民族适應遊牧生活方式創造的傑出的建築形式。公元前 5世紀左右的匈奴人就已經使用蒙古包了。之後的鮮卑、突厥、契丹等北方遊牧民族沿用了這一居住形式。到了蒙古帝國時期（公元 13世紀），随着蒙古族的興盛，出現了可容納千人的巨型宮帳式蒙古包和用幾十頭牛牽引的車載蒙古包。蒙古包傳承至今，已成為北方遊牧民族的象征。

馬鞍具工藝

蒙古高原地域遼闊，從匈奴族或更早時期起，馬就是草原遊牧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長期以來，草原牧民早已養成了愛馬、飾馬的習俗。這種習俗使馬鞍具工藝得到高度發展。匈奴人的馬鞍具從出土的青銅飾牌上看，隻有鞯而沒有鞍。到遼代，契丹人已把馬鞍具的制造技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準。1953年在赤峰郊區大營子出土了遼應曆九年（公元 959年）驸馬衛國王墓中的兩組馬鞍具。一組為銅鎏金金龍戲珠紋馬鞍具飾件；另一組為馬鞍具飾件馬籠頭、盤胸、纓罩、後座、鞍鞒、馬蹬等一千多件。馬具上飾有動物紋和花草紋圖案，做工精巧，裝飾華麗。

1986年在哲裡木盟青龍山遼代陳國公主墓中又出土了兩副完整的馬鞍具。這兩組馬鞍具的制作工藝和裝飾水準堪稱精美。1988年内蒙古博物館在錫林郭勒盟征集到一副蒙元時期較完整的純金馬鞍飾件，是從一座自然毀壞的墓中出土。據考證，墓主人是一位年輕的貴婦。馬鞍鞒金飾件正中浮雕一隻奔鹿，周圍飾有花卉圖案。而遼驸馬墓和陳國公主墓馬鞍上也有鹿的圖案，這應視為一種文化的傳承。蒙古族在繼承了古代遊牧民族馬鞍具工藝的基礎上，又制作出适應本民族征戰、放牧、狩獵、出行等各種用途、各種式樣、各種質地裝飾的馬鞍具。

雕刻與造型藝術

蒙古族民間雕刻以木雕、骨雕居多，金、銀工次之。有浮雕、透雕、圓雕；多用于生活用具（家具、立柱）。生産工具（馬漢刷）、娛樂器具（馬頭琴、蒙古象棋）。雕刻大多以動物為題材，多采用寫實手法，生動逼真，把各種動物的神态、動勢表現得淋漓盡緻。充分反映出蒙古族民間藝人高超的藝術觀察力和造型能力。距今六千年前趙寶溝文化的鹿紋尊形器；距今五千年左右紅山文化的玉雕馬龍、玉鳥、玉龜等；陰山岩畫中的各種動物圖案；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各種動物紋飾牌、銅鹿、銅羊；鮮卑墓中的陶人、陶馬等所展現的非凡的藝術才能正是草原狩獵遊牧民族幾千年世代傳承又不斷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長期積累、沉澱、演化而形成的。

繪畫和民間圖案

蒙古族民間繪畫以藏傳佛教壁畫、唐嘎布畫、木器彩繪為主，在各種繪畫和裝飾中，民間圖案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蒙古族民間圖案中經常見到的雲紋、回紋、犄紋等在距今 3～5千年的紅山文化彩陶，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及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上多次反複出現并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這些出土陶器、青銅器上的紋樣對北方草原遊牧民族民間美術紋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也正是蒙古族民間美術圖案的源頭。

作者：尼格都勒為内蒙古自治區博物院；蔡彤華為阿拉善盟博物館

原載《鄂爾多斯學研究》2010年第 2期

來源：鄂爾多斯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