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事持續一個月有餘，全球能源市場大受沖擊。如今更深層次的危機一觸即發：糧食短缺。
交戰的兩個出口大國的小麥、大麥和玉米難以出境，大部分化肥困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2月下旬開戰以來，小麥價格漲了21%，大麥漲了33%，部分化肥漲了40%。
一名巴勒斯坦勞工在加沙地帶南部拉法的一家小麥廠工作。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可能意味着阿拉伯世界許多國家的餐桌上的面包減少，數百萬人已經在為生存而苦苦掙紮
西方國家鼓吹戰争的後果已經出現，歐美的單邊制裁也在造成惡果，全球的糧食危機被進一步加劇，亞非窮國有許多人民陷入糧食短缺，呼号無告，慘不忍睹。糧食短缺推高了糧食價格，而國際資本玩家沒有任何良心可言的商業手段，更是日發剝奪更多人的生存權。另一方面則是，美國成功切斷了歐洲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自産的油氣獲得了好的銷路，而加拿大的礦産價格上漲。歐洲人需要減少消費，但還不至于餓肚子，餓肚子的是其他地球人。
饑餓人數正在增加，預計将接近9億。“烏克蘭隻是在災難的基礎上加劇了災難。”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主任戴維·比斯利說，該聯合國機構每天為1.25億人提供食物。“自二戰以來，沒有任何先例達到今天的程度。”
人們正目睹本世紀20年代的又一場大戰：全新的手段——TikTok式記錄、星鍊參戰、高超音速飛彈首次投入戰場；亘古不變的後果——鮮血、饑餓、死亡。
在格羅姆2022年戰略威懾力量演習期間一架MiG-31K俄羅斯戰鬥機，攜帶Kinzhal高超音速巡航飛彈
糧倉告急，糧價飛漲
“今日世界文明各國，富者一飯之資，所費不赀，貧者不得一飽，甚且轉溝壑以死。”中國農業經濟學創始者許璇1934年的著作《糧食問題》中的這句話，今日依然适用。
危機先展現在配置設定和消費上——對歐盟來說，是少買幾個漲價的面包圈；對西亞和非洲某些國家來說，是餓死人。
人類維系生命所需能量的主要來源是碳水化合物（特别是澱粉），是以，以澱粉為主要成分的稻米、小麥、玉米等被稱為“主糧”，和馬鈴薯、甘薯等塊莖類食物一起，組成不同地域的人群的生命線。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資料顯示，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出口國，烏克蘭位居第五。兩國合占全球大麥供應的19%、小麥供應的14%、玉米供應的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1/3以上。兩國也是油菜籽的主要供應國，占世界出口市場的52%。
烏克蘭素有“歐洲糧倉”之名，其蕃茄、禽肉、麥芽加工品常年暢銷，葡萄、蘋果汁、蜂蜜、黃油和濃縮奶也大受歡迎。
戰事爆發後，烏克蘭禁止小麥、玉米、禽肉和葵花籽油等食品出口。資料顯示，烏克蘭小麥占歐盟進口小麥總量的19%，油籽占其進口總量的13%，玉米占其進口總量的一半。
小麥生長在烏克蘭西部紮卡爾帕蒂亞地區烏日霍羅德附近的一塊土地上
目前，西班牙、意大利的一些地區開始對消費者實行限購。譬如，在已經出現了明顯囤積行為的威尼托地區的兩個城市特雷維索和貝盧諾，超市限制每位顧客最多買2瓶葵花籽油。在托斯卡納的一些超市，顧客隻能購買5瓶1升的葵花籽油和2瓶1升的玉米油。
超市中被搶空的糧油貨架
出于戰略安全的考慮，歐盟曾在2020年推出“從農場到餐桌”措施，一邊節能減排，一邊開拓自身耕地，發展具有較高水準生物多樣性特征的農用地。這一措施現在不得不從寬，大環境已經不允許綠色農業、精耕細作，隻能先填飽自己肚子再說。
“不得一飽”的情況，将最先出現在西亞和非洲。黑海、地中海面積不大，東歐的糧食走海路，成本很低。而且，中東和東歐都以小麥為主糧，也都有用玉米部分替代主糧的飲食習慣。僅在去年，烏克蘭小麥和玉米出口就有40%以上銷往常受幹旱困擾的西亞北非。
東歐地區的小麥面包
俄羅斯受到制裁，難以出口食品。同時，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已基本被俄羅斯封鎖，烏克蘭也缺乏足夠的車輛陸運。
黎巴嫩、利比亞、突尼西亞、叙利亞的小麥，絕大部分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當下，叙利亞的小麥庫存僅能維持兩個月，政府宣布削減開支和每日口糧。黎巴嫩最重要的糧倉在貝魯特大爆炸中被毀，小麥僅能維持一個半月。
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
亞美尼亞、蒙古、哈薩克斯坦和厄立特裡亞，幾乎所有小麥都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它們要和以上西亞、北非諸國一起，與更大的買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國和伊朗——競争。後者60%以上的小麥來自兩個交戰國。
但是，以上所有國家都隻能競标更小的供應量。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小麥生産國和消費國，中國今年的采購量将遠高于往年。3月初，中國政府透露，去年的嚴重洪災推遲了1/3小麥作物的播種，即将到來的收成并不樂觀。
洪水淹沒了農作物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不那麼容易被替代。據聯合國稱，美國和加拿大的庫存緊張，阿根廷、巴西等南美谷物生産國在加強出口管制，澳洲的運力滿負荷運轉（澳洲出口小麥，但其農用燃料和化肥主要從俄羅斯進口）。
過去一年，小麥價格上漲了七成左右。依賴進口烏克蘭小麥的印尼，正遭受“小麥荒”之苦。而連續5年小麥豐收的印度（世界第二大小麥生産國），想充分出售國内庫存，已與多國進行商談，但因為物流問題和小麥的品質問題，印度小麥的市場表現很一般。
新冠大流行期間，全球饑餓人數增加了約18%，達到7.2億～8.11億人。3月初，聯合國表示，僅戰事對全球食品市場的影響，就可能導緻另外1000多萬人挨餓。
在非洲之角索馬裡，截至今年2月，該國已有33萬兒童嚴重營養不良，如果沒有額外的援助，其中1/3面臨生命危險。同樣的問題出現在薩赫勒地區，包括布基納法索、查德、馬裡、茅利塔尼亞和尼日爾，都處于近年旱災所導緻的糧食緊缺境地。
索馬裡首都摩加迪沙巴納迪爾醫院的走廊裡，父母和營養不良、脫水的孩子們在等待
巨頭的隐形戰争
糧食危機的出現，還是要追溯到“生産”上。
居于優勢地位的國家、國際金融大鳄、世界糧食巨頭、食品工業巨頭、跨國超市，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互相交織，主動或被動地構成了糧食産業的内在危機。
1946年，歐洲糧食短缺。當時，美國和加拿大有足夠的食物為公民提供每天3000卡路裡的熱量，而倫敦糧店外的隊伍排出了幾條街。英國人每天攝入熱量是2900卡路裡，而在歐洲大陸，這個數字是2000。
1945年倫敦糧店外的隊伍
來自美國的糧食援助，1954年被叫停，因為歐洲農民終于能自給自足。從此，美國的食物援助開始面向全球南方國家，後者的農民根本無力像歐洲農民那樣向美國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那也是麥卡錫主義甚嚣塵上的時代。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的《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把糧食作為一項政治籌碼。隻要發現某國有勞工組織或疑似左翼的反對派，就可以動用戰略糧食儲備“送溫暖”。1960年代末，美國糧食出口量的79%都投向了第三世界國家，因為“隻要給饑餓的人們一些面包，他們就會聽話”。
美國糧食援助計劃
石油價格的震動，和綠色革命技術推動的“寂靜的春天”的到來，使第三世界國家試圖扭轉大國的“施舍”，但是，對糧食體系更加隐蔽的控制體系也開始形成。
全球南方國家剛剛經曆了石油危機，隻能向石油輸出國賒賬買石油；要繼續借錢，就得同意世界銀行的貸款附加計劃，利用本國的土地資源出口農産品。這樣，全球北方國家“寬宏大量”地接受了來自南方國家的廉價食物，而且前者每吃一口，都是在幫後者還債。
1990年代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納入了農業條款。經過精心設計，歐盟和美國的農民可以繼續接受補貼，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不受影響，而在其他國家，政府不得幹預任何農業企業的經營。
大企業的作用，往往比國家大。全球70%的小麥貿易，據說被6家農業公司控制。美國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家跨國糧食公司，根據英文名首字母又被稱為“ABCD”，掌控了糧食的絕對定價權。
1995-2014年主要農産品貿易公司淨收入
四大糧商成立均超過100年，對糧食産銷各環節采取閉環式的把控。它們還能遊說政府指揮農民種植某種作物來符合“國家利益”。
國際糧食政治的“玩家”很多。不過，老是餓肚子、希望不再餓肚子的農民，跟這場遊戲關系不大。糧食的生産，很多時候不是給貧者機會，而是通過富者的一系列複雜操作，來“幹淨”地榨幹貧者。
沙漏裡的人類
以目前的全球糧食生産水準，實作人人吃飽，理論上不是很難，可現實是，幾億人餓着肚子。
糧食産業呈沙漏狀。沙漏上端是龐大的消費者，下端是龐大的農民，中間細細的瓶頸部分，是生産者和消費者溝通的管道——糧食企業。這個“中間人”所獲最豐，卻未必如實傳遞資訊。如今糧價上漲，農民不見得受益。農産品不像工業品，按下按鈕就能控制流水線的産量；糧食作物生産周期長，轉型慢，農民的風險承受能力差，如果完全跟随市場信号，很可能一朝破産。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為金融企業開拓了一個新的淘金地——糧食期貨。多種農産品進入高盛商品指數。通過投資家建構的與糧食本身關系不大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商品指數把糧價和油價綁在一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石油價格泡沫破滅，熱錢一股腦轉移到糧食上，炒高了糧價。
1971-2017年世界糧食商品價格
政府和公衆對綠色概念（比如“生物燃料”）的迷戀，也促使糧價飙升。在這個新興行業，玉米、甘蔗被用來加工成乙醇。歐盟和美國通過立法和補貼，刺激了全球農民種植玉米的熱情，因為種玉米差不多等于挖石油了。這就推高了鄰近土地上生長的玉米和其他谷物的價格。
美國愛荷華州西伯靈頓的一家乙醇燃料廠
人口增加也是糧價上漲的一個原因。亞當·斯密研究國家是怎麼變富的，馬爾薩斯研究的就是國家是怎麼變窮的——代數級增長的糧食，滿足不了幾何級增長的人口。盡管東亞、南亞人口大國的生育率趨于下降，但是整個非洲大陸的生育率都高于4%，大部分非洲國家高于5%。
而其他國家觊觎的是非洲的土地。美國建立了一個駐非洲司令部，來保護資源利益。亞洲的一些私人公司，比如南韓大宇，拿了馬拉加西130萬公頃的土地種糧食，來滿足南韓市場的需要。土地是免費的，大宇給馬拉加西的“饋贈”，則是雇傭當地人來種地。
一名勞工在非洲農場收割時舉起玉米穗
另一邊廂，美國舊金山的消費者不想要“開心樂園餐”了。被快餐行業的營銷迷局催眠了幾十年，全球23億成年人肥胖。人們才逐漸意識到，國際糧食體系塑造了這樣的生活：吃上飯的人吃得不健康，更多的人吃不飽飯。它本身的工業化生産方式，也要對氣候變化、生态系統退化、毀滅性污染負有責任。
有人想“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如果陸地上沒得吃，就轉向大海。不過有研究顯示，如果不限漁，按現在的工業化捕撈和消費習慣，到2048年，大海裡可能連一船可吃的魚都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