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柳街 |丁東亞：在摯愛與自省中埋首人間

在摯愛與自省中埋首人間

□丁東亞

若是詩歌像我們時下在網絡上看到的部分“現實”一樣虛假，那麼詩就沒有了意義和價值。作為詩人，應真誠地面對自我和真實世界，用哪怕微弱的聲音去呐喊，抑或敦厚地記錄，也從不失去本我的思考與觀點。毋庸置疑，也恰恰是因了“意義”的存在，那些即使最微渺的事物在詩歌裡才有了無窮盡的側面。畢竟詩歌唯有通過希望賦予平凡生活的事件與事物以意義的需要，才能使它們免于毀滅在某種糟糕的處境。于此同時，這種帶着“意義”的書寫帶來的愉悅與力量，在語言的作用下，會多出迷人的一面，甚至可能給出更多的謎面（詩的多義性），因為“詩令語詞擺脫意指的任務，把它們還給那些在深淵邊緣看到勿忘我的人，為這一有關場所的思想、為場所确定存在的思想提供幫助”（伊夫·博納富瓦語）。

詩人在創作時是重新體驗生命的快樂、憂愁，以及希望與絕望，他們用詩的形式傳達的是個人情感的雙目看到的世界的真實模樣，并有着自己的色彩、嗓音和自己那可能轉變成暴風雨的光線。從這點而言，一個好詩人與一個好導演有着近似性。如小津安二郎。他的電影最為非凡之處，或許就是其在描繪所認定的美好之物與事時，會毫不懷疑其美好，并能作為共情者充分地了解它們。這也是作為詩人的張二棍所具有的共性。他的詩歌有時像一個電影畫面或幾個畫面，個人經驗與想象（在這裡指代思想的自由）在以詩歌形式呈現時，有着一種溫情之外的無可名狀的悲怆況味，抑或是悲情之外難以言喻的溫情，《恩光》《穿牆術》《哭喪者說》《喊》等，都是很好的例證。我們不妨來看下他最近出版的詩集《搬山寄》裡的同名詩。這首詩顯然有着他對現實書寫不時帶來的失望感觸，或是某種精神寄托，“我不舍晝夜，研習着搬山法/隻求擺脫這遺世又困厄的無用/這喪家犬般的無用”，“我不願目睹，我這苦命的一生/都在徒勞地，搬運着自己的艱辛”，他的如此這般的清醒意識無疑也成為他作為詩人“苦命”的一部分。但相信隻要他還在繼續寫詩，就會一直不停地搬運個人生命世界裡的“艱辛”與苦難，像愚公一樣執着，隻是這種“徒勞”，不再僅僅是為自己搬運，而是為更多的人間苦命人：“——他們形形色色，借我而生/使我于慌不擇路的書寫中/度過他們，不堪言說的一天天……”（《舊誓言》），“他每天/奔波在路上，輕輕搬運着它們/像一個送親的人，也像一個送終的人”（《舊貨市場》），這種思想上對他者或他物的“度過”，何嘗又不是張二棍作為詩人的自渡呢。

詩歌作為詩人自我言說思想的一種方式，無疑需要一種“聲音”的傳遞，它可以外化為詩人詩歌美學或節奏的展現，也可以是隐喻的低音模式，即便有時詩不能完全抵達詩人的自身行動，甚至讓詩中那萬千種被察覺到的言說顯得可疑，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種言說有時滿載的就是日常真理。在閱讀張二棍詩集《搬山寄》與本期刊發的組詩《忽有憶》時，我不時會想到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他們的詩歌與大衆幾乎都毫無隔閡，平凡的聲音、平凡的生活在詩内都無時不閃爍着人性的光彩。如果說菲利普·拉金的部分詩歌“大多數的語調總帶有早晨的氣息或晨曦的閃爍”，那麼在相同意義上，張二棍的一些詩則帶有着“光”之暖意。那些貼近日常場景與事物的書寫，在“光”的指引下，時常散發出哲思般的徹悟。《恩光》：“當我們還不知道，/母親病了的時候/光，/已經早早趴在/低矮的窗台上/替我們看護她，/照顧她/光，/也曾是母親的母親啊/現在變成了，/比我們孝順的孩子”；《春光》：“仿佛一夜之間，/桃花漫漶/可我知道，/大地已蓄積太久，/默默咽下了/許多的春光，/才能淌出那些過于好看的花兒”；《忽有憶》：“沉船中的黃金，仍在無情的泥沙中/秘密閃爍。誰前世，丢在渡口的嬰兒/已是兒孫繞膝。前世，吞噬我的/這條河，現在奔湧着，咆哮着/像極了，對今生的再次召喚”。這種對某個場域或某事與物傾注的感情，事實上也是外在的世界風貌前來索取的，它們隻是退回到了詩人寫作的背景中，成為詩人通向在場的密鑰，當印象與情感融合，就在詩人腦海變為一幅被不斷修改的草圖，直到落于紙上。而張二棍通過這些視覺的成像，轉瞬而逝的情緒或無法平息的不安來書寫，則是執着于展現它們，檢視它們，即使會不斷在其間迷失。

如今，追求當下的寫作已成為一種無需辯駁的事實，但在寫作當下之際如何面對自己的内心，自我解放，而不是刻意制造意義，讓自己與自然萬物或不相幹的事物對話時令知性與感性自由連接配接，是詩人必須面對的問題。空洞的抒情與看似哲思的分行記述，算不上是詩，也不可能是，詩為讀者帶來的體驗不僅是聽覺上、視覺上的，還有身體上的反應，在艾米莉·狄金森那裡，隻有“肉體上感覺到仿佛自己的腦袋被搬走了”，她才确定是詩。張二棍詩歌的優良品質就在于意義與情感的合二為一，摒棄華麗辭藻與玄學高姿、忠于日常經驗的詩語言。從對現世衆相體察所悟到對自然之物引發的内心所感一面，張二棍的《忽有憶》或許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它不再僅僅是記載其單薄的肉身，以及其單薄的思考，而是直面自我，以坦白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抗争與自救。

大河啊，我早已過了夭折的年紀

無法為你，獻出一個純粹的童子之身

我多疑，多憂，平添了諸多惡意

與敵意。大河啊，我早已不配

與你一道，忘情東流。……

作為詩人，張二棍不可能時時保持着理性（人類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詩歌也必須是非理性的），在某些時刻，他需要為自己的孤寂、悲憤、懷疑與冥想（詩歌是冥想的勝利）找到一種寄托，或是傾訴的對象。當寬闊的大河在其眼前浮現，他突然就變成了一個無須再繼續沉默的孩子一般，那些潛埋在心底的苦悶仿佛隻有大聲喊出，他才重又變得簡單而幹淨，重又可以坦蕩地活着，可以忘情地與大河一道東流。如此，詩歌作為确認自我的有效方式，就有了真正的意義。此時詩裡的那個“我”也不在單是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而是成為了大多數的“我們”。甚至這種情感像一束火把，照亮自我之際也将共情的“我們”溫暖。從另一層面了解，這首詩裡看似自我嗟歎、無明的失落，也印證着張二棍在摯愛、忍耐與自省中擁有着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刻的生命。

作為真誠的詩人，張二棍始終不斷地解構和建構着自己。他敢于面對自我與時代，仍然“懷着不為人知的期待”繼續豪壯又敏銳地書寫，并相信在詩歌裡隻要他還是“當初想要的那個”自己，“理想的”自己，他就願埋首人間，等待那一首首品德良好的詩歌到來。

—END—

《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丁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