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緻鬼神，以和萬邦，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禮記·樂記》中的這兩段話寫明了“禮樂”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口腹耳目欲望，而是要通過樂的形式，把人的思想行為、道德準則納入統治者所希望的軌道。
西周時，周公制定的“樂”，表現形式由歌、舞和器樂配合而成，載歌載舞，鐘鼓齊鳴。當時的歌，經孔子收集整理和配樂，成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詩經》。當時的舞，無論是人數還是内容也都有明确的，是以孔子看到季孫氏在自己家欣賞“八佾之舞”，才會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慨。當時的器樂主要有“鐘、鼓、管、磬、羽、幹、戚”等，鐘是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樂器，無論是廟堂祭祀、昏冠喪葬、軍事戰争、宴會賓客等，都會使用。
鐘，在大陸商朝時就已出現，最初隻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戰國時發展成61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鐘編成組，制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
把一堆青銅原料制作成樂器，聽着好像很容易，其實不然，尤其是在兩千多年前。經過專家對曾侯乙編鐘的分析，發現當年的工匠們按照定量、規範精心配比，以84%的銅、14%的錫和約2%的鉛冶煉出最适宜鑄鐘的銅液。倒入用陶土燒制成的範中，待其凝固後敲碎陶範，得到特定形狀的鐘坯。
這些鐘坯不僅粗糙，而且單調也不精确不穩定。工匠們邊打磨邊用一種名叫“均鐘”的五弦器進行精細地調音。工匠一面在均鐘上彈出預期的音高，一面敲擊鐘坯使其發出聲響，并以耳測的方式比較這兩個音的高低，再用銳石對鐘坯内壁進行打磨。作為一種體鳴樂器，編鐘的鐘體越小、鐘壁越厚，其振動頻率就越高，音高也就越高，是以工匠們會先将鐘坯鑄厚一些，而後通過反複打磨内壁，逐漸将其音高調低，直至達到理想效果。
這種調音的方法隐匿了二千年，直到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者由著名音樂家呂骥先生和原文化部藝術研究所的專家們在研究先秦編鐘的過程中揭示出來。
1977年，從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編鐘，由65件樂鐘組成，有三層八組，上層為鈕鐘，中層為甬鐘，下層為大型甬鐘，是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音律最全、儲存最好的編鐘。自出土修複以來，已奏響三次。
第一次是1978年8月1日，恰逢建軍節，在原武漢軍區演奏人員用曾侯乙編鐘奏響了一曲《東方紅》，向世人發出了雄渾而又浪漫的千古絕響，震撼了在場的所有觀衆。
第二次是在1984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曾侯乙編鐘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奏響，各國駐華使節為之傾倒。
第三次是1997年，為迎接香港回歸，曾侯乙編鐘再次被敲響，發出了曆史性的聲音，震撼寰宇。
“何以中國”展廳内，曾侯乙編鐘雖隻是以圖檔的形式出現，仍熠熠生輝。收藏于故宮博物館的戰國蟠螭紋編鐘，一組9件，最小的一件隻有0.64kg，最大的一件也才2.57kg。它們雖然無聲卻傳千年回響，跨越曆史為我們展示傳統禮樂文化。
編鐘形象地再現了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充分顯示了中國祖先偉大的創造力，使人大開眼界，表明中國青銅鑄造工藝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中國古代音律科學的發達程度，它是中國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它代表了中國先秦禮樂文明和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學、曆史學、音樂學、科技史學等多個領域都産生了重大影響。
“何以中國”展是故宮博物院2022年開年大展，彙集了全國29個博物館的130件套鎮館之寶，能夠參觀一個展就看到這麼多國寶，是每一個喜歡博物館人的幸事。
我先後去了5趟，也分享了幾篇文字和視訊。有朋友就給我提意見，說“獨樂樂，不如衆樂樂，要是能把每個展品都分享就好了。”
分享開是乎始。一開始有些随意，今天講“四大發明”，明天又講“虎牛銅案”，後天又說“長信宮燈”，跳躍性比較大。從上周開始，我按展廳的順序從前至後重新梳理。
随着研究和介紹的深入，我仿佛一個穿越者，随國寶行走于華夏大地，遊起于文明之間，越來越被“何以中國”展所感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也越來越深。
原本我是隻發圖文的，但為了讓大家有更好的體驗，我也為每一闆塊錄制了一小段視訊，有喜歡的朋友可以找來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