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相知、相逢，北京冬奧的賽場上，從來都不缺少人與人的故事。
相識日本大叔，從存在隔閡，到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冰場裡，時隔幾個月，再次與挪威冰壺運動員Mia相遇，完成了還願和重逢；站在國旗下，和千千萬萬的同胞一起，唱響國歌......
冬奧會結束了，這也意味着來自全世界的新朋、舊友即将各奔東西。往後餘生，也許會有聯系，或許再無交集。正月啟程，再出來時，已是春天。以下是北京冬奧組委國家遊泳中心從業人員蔡一豪的自述——
文/ 蔡一豪
編輯/ 付能量
寫于北大昌平新校區駐地
01
相識
「恭喜中國隊，奪得北京冬殘奧會輪椅冰壺，金牌！」
3月12日，國家遊泳中心「冰立方」，現場播報員的呼告聲激蕩人心。《歌唱祖國》奏響在賽場，觀衆們揮舞着手中的國旗。看台席的文字記者們相視一笑，繼續埋頭趕稿。轉播商們仍在緊盯鏡頭，不敢放過任何一個瞬間。
我身旁坐着的日本輪椅記者，奮力舉起顫抖的手，不停鼓掌。路過看台的加拿大記者，右手舉着手機，左手朝着遇見的每一個中國人，豎起大拇指。北看台的記者、轉播商、技術人員、安保人員、志願者、觀衆們，不論國界，不分老少都在忘情地歡呼着。
那一刻，我再次相信——體育無國界。
工作時的北海道新聞社記者永濑充（圖源：那宇奇）
出神片刻，我一時竟忘了我守護着的輪椅記者——我站了起來，甚至離開了座位。回頭看向日本大叔，他笑着對我說，「不不不，快去慶祝吧，中國隊值得！」
這是我來到冰立方前前後後三個多月裡，遇到的唯一一位殘障人士記者。他叫永濑充，來自日本北海道新聞社，曾是高中教師，酷愛滑雪。身落殘疾後，他也從未離開他熱愛的體育，不僅轉行成了一名體育記者，更是擔任了日本殘奧冰球隊的守門員。
别看短短三天的相處，我已經習慣了叫他「日本大叔」，他也稱呼我為「蔡」。不過，我們的相遇，卻稱不上順利。經理提前幾天告知，決賽階段将會有殘障人士記者前來，可日本大叔初到的那天，卻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情況。
循環賽最後一天，他來了，在北、西看台晃來晃去，似乎要找一個最佳觀賽位。我趕忙迎上去，把他接到預先設定好的無障礙席位。然而，我還沒開口，他先拽着我的袖子，大聲地說「去拿把椅子來，坐在這裡」，神情嚴肅。
我試圖搞清楚，他對此有什麼不滿意或是他有什麼額外的請求。然而幾次開口，都被他打斷，隻說讓我自己坐過去。
我很疑惑。我猜到他想說，無障礙席位前面的栅欄可能擋住了他的視線，那直接跟我說就好了呀？他情緒激動，執意讓我搬把椅子坐過去。我照做後，果然，觀賽視野很差。于是我把他安頓在了過道處，又搬來桌子和插排滿足他的工作需求。甚至是為了安全，我決定就坐在他身邊，時刻守護着。
日本大叔的情緒慢慢好轉。我們漸漸開始聊天，聊比賽，聊生活，聊他的家鄉，聊我的學校。「我的家鄉在北海道，那裡總是有齊腰的積雪，我們出門都是在雪上滑着走的。」說到雪的時候，他的眼裡有光，「以前我最愛滑雪了。」
「這次，我坐高鐵去了張家口，看了雪上項目。雪道很好，高鐵也很快！我寫了很多有趣的報道，給我的日本朋友們講。」怕我聽不懂，他連連豎起大拇指，一邊點頭：「你們平時有看到殘障人士參與運動，或者正常工作嗎？」
「有……有的。」其實我很少接觸殘障人士，也不了解他說的情況。但看大叔期盼的目光，我下意識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就好，那就好。」我這才注意到他工作的姿勢——他的雙手一直在顫，在電腦上打字時，隻能有大拇指敲擊鍵盤。即便如此，在一場兩小時的比賽中，他依然能邊看比賽邊寫出兩篇通訊稿，遊刃有餘。
一旁的央視記者發現了他，打算采訪他工作的感受，他欣然接受。另一旁的攝影記者想要給他拍張照，他卻不是很情願。直到問清楚來人是IPC（國際殘奧委會）的攝影師，才同意拍照。他的意識裡，透露出非同尋常的堅強，以及對避免差別對待的期望。
畫面來源：央視新聞
臨走時，他告訴我，很高興來看了輪椅冰壺比賽，很高興遇到我。「明天半決賽吧？後天決賽？我還會來的，明後天見。」我長呼一口氣，暗想道，身為志願者，當然要安撫好記者們的情緒，尤其是面對外媒時，一定要盡力留下一個好印象。
決賽日，日本大叔如約而至。等待中國隊入場時，他率先打破了沉默。「我一直在看中國殘奧冰球的比賽，昨天也去看了半決賽。中國隊真是一匹黑馬啊。哪怕輸給美國去争銅牌，也已經很厲害了。」
我附和道：「謝謝！您也是日本國家隊的冰球運動員呢，您也很厲害啊。」
日本大叔馬上坐直了身子。「我知道日本隊距離中國隊還有很大差距，我們這次都沒獲得參賽資格。中國在殘奧的進步真的很大。」他盯着正在場地中央進行金牌戰的中國隊，一字一頓：「我們要向中國學習。」
02
重逢
2022年冬殘奧會輪椅冰壺金牌戰，中國隊的對手是勁敵瑞典。
冬奧會上，瑞典隊在冰壺項目上高歌猛進，混雙、女子項目摘銅，男子項目戰勝英國隊拿到金牌。輪椅冰壺循環賽階段，中國隊上來連輸兩場，分别敗給了加拿大和瑞典。半決賽和決賽，中國又和兩位對手狹路相逢，而這一次，終歸是中國隊笑到了最後。
金牌戰前，場館放起了熱場歌曲。輪到一首節奏動感的disco時，日本大叔突然興奮起來，輕聲哼唱。我隻覺得歌曲很有年代感，卻不懂他為什麼這麼有興緻「唱這首歌的是一支瑞典樂隊。」日本大叔語出驚人。
「瑞典……樂隊？」我非常驚訝。隻聽日本大叔娓娓道來：「樂隊名叫ABBA，讀起來像‘阿巴’，算是瑞典的國國樂隊了。七八十年代時風靡全球，我小時候特别喜歡。看來決賽有瑞典，是以放起了瑞典的歌。你們場館很用心啊。」
聽到這些，我不禁感慨，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真是個好地方。我所接觸的媒體運作領域卧虎藏龍，博學多識的記者們，深深刺激了我的表達欲和求知欲。于是，我們逐漸聊起了參賽的各種隊伍，他說自己看了去年世錦賽的轉播，很喜歡中國隊「神仙球」頻出的打法。
「殘奧會他們也做到了，成功衛冕奧運金牌！漂亮的全滿貫。」當慶祝的歌聲響徹上空時，日本大叔在由衷感歎。
「我當然支援中國隊！國旗将再次在冰立方升起，國歌也會奏響全世界！」我笑道，繼而開啟下一個話題：「但我也關注着挪威隊。因為挪威隊有我……們的老朋友在。」
我始終覺得，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之于我的意義，包括「還願」和「重逢」。
話要說回到去年十月，那時，我和四名同學一起進入了冰立方閉環内的媒體運作領域，服務測試賽和輪椅冰壺世錦賽，為冬奧志願打好基礎。
曾經在環内并肩奮鬥的朋友們，冬奧之時再次相見，基本分布在媒體運作領域的每一處陣地——記者工作間、記者看台席、混合采訪區、新聞釋出廳、攝影和轉播，彼此卻依然熟絡。正因如此，互相熟悉的工作節奏，充滿對彼此的信任，是順利保障冬奧服務的關鍵。
對我而言，輪椅冰壺世錦賽至關重要。那是我第一次認真了解冰壺和輪椅冰壺，熟悉從賽時服務記者需求到賽後幫助記者采訪的全流程。這與我大學所學的新聞學專業，與我幾段新聞業和體育圈的實踐經曆，都存在莫大的聯系。
世錦賽帶給我的美好回憶有很多。我曾在觀賽時被挪威隊一壘所吸引，因為在一衆年齡偏大的運動員之中，看起來二十多歲的她，獨樹一幟。
挪威輪椅冰壺隊一壘米娅·斯維德貝格（圖源：世界冰壺聯合會ins）
查閱資料發現，挪威隊一壘Mia，98年出生，目前還是在讀大學生。常來常往，雖然我跟她交流數不多，但我一直在關注着她的表現。直到有一天路過賽場，巧合之下的雙目對視，我對Mia豎起了大拇指，又緊握拳頭為她加油。我在心裡默念，「挪威隊，一定要争取到奧運資格啊，希望初春之時能夠再見。」
作為回應，Mia回了我一個可愛的wink。
世錦賽結束後，挪威沒進前四，我以為這就意味着他們沒能晉級殘奧會，為此遺憾不已。沒曾想，我的估算出了差錯，殘奧開賽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Mia和她所在的挪威隊。她依然是賽場上年齡最小的那個。或許她并沒有發現我，但之于我，這是一次美好「還願」。
不是每個人都如我一般願望成真。我的同僚小張，就曾在世錦賽期間認識了俄奧隊的帥氣小哥。她無數次地表達着對俄奧隊的期盼，為此精心準備了很多親手制作的禮物，靜候俄奧隊「再度光臨」。
但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剛降落北京的俄奧隊，剛在訓練日踏入冰立方大門，就被叫停和取消資格。沒有辦法把禮物親自送到他的手上，不免讓小張心生遺憾。
重逢，無時無刻不在上演。世錦賽時，世界冰壺聯合會的官方攝影師Alina，媒體經理Chris，新聞官Maria，都在冬奧之時再次與我相認。看着出入場館的老朋友和新朋友，我時常感慨，冬奧結束之後，大家就将各奔東西，再無交集。
可冬奧會、冬殘奧會、世錦賽的近50個日夜，我永遠不會忘記。
03
意外
作為志願者，我隸屬北京冬奧組委國家遊泳中心場館運作團隊媒體運作領域，具體職位貌似沒有一個準确的稱呼，至少在工作證上标注的名稱就不一樣。冬奧會時，我是「新聞記者看台席助理」，冬殘奧會時，我是「看台媒體席助理」。
無論怎樣，我更喜歡我們同僚自己冠名的一個稱呼，「看台保安」。
冰立方記者看台席全員（圖源：那宇奇）
冰立方記者看台席全員漫畫版（圖源：肖孟喬）
沒有冒犯日夜執勤的安保人員的意思（他們都是各地方借調過來的警察同志），但其實，我們記者看台席助理的職責，同樣是守護看台平安。
「看台保安」分為早晚班，冬奧和冬殘奧進行調換。我在冬奧時半夜十二點下班，冬殘奧時則清早六點半啟程，披星戴月，天天犯困。
記者工作間的同僚們，幫助記者安頓工位，架起了媒體和場館之間的橋梁；混合采訪區的同僚們，協調記者有序采訪，架起了媒體和運動員之間的橋梁；我們注視着記者來來往往，鮮有什麼溝通和幫助的機會。
這意味着堅守一定會枯燥且漫長。同僚們一緻認為：「看台的活兒，時間跨度最長，不難，卻很累。要麼平時不出事，要麼一出就是大事。」
的确，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幫來看比賽的記者找找座位，維持秩序，頂多幫忙調下轉播電視的頻道，借根網線之類的。同組還有值守場館大門和看台記者席入口的驗證同僚，在寒風裡一待就是半天。作為小組長，我自知其中艱辛，時常安排大家互相輪崗，幫襯幫襯。
平淡的生活，直到冬奧會循環賽的某天晚上，掀起波瀾。媒體領域大群裡，消息突然滴滴響個不停。「有一位記者在工作間列印了地圖，還借了硬紙闆，現在往看台方向去了。我們剛剛發現，他列印的地圖有錯誤。」工作間的同僚語氣焦急，主管老師們也都慌了起來。
「什麼樣的人？拍下他的證件了嗎？他想要做什麼？」「丹麥電視台的男記者。之前有拍過他的證件，同行的還有一位女記者。」好在同僚很給力，提供了非常精準的線索。「他沒有跟我們說什麼，隻是說要列印A3尺寸的地圖。」
我看到消息之後，「看台方向」四個字讓我心跳瘋狂加速，條件反射地開始在看台排查，同時思考着他的用意。北看台搜尋了幾遍，沒有符合條件的，我趕緊來到西看台。無奈角度不好，我很難看清座位中記者的長相，搜尋陷入停滞。
群裡還在不斷讨論。同僚們猜測，丹麥記者想要拿地圖去提問，借紙闆的目的是把地圖黏在上面，出鏡時更醒目。提問誰？要問什麼問題？是否别有用心？這些都一概不知。
壓力還是在看台這邊。找到他，跟他交涉，詢問意圖，才是當務之急。我想到借電視調頻的理由，到座位裡轉一圈。但為了不引起慌亂，我又不能挨個人仔細檢查證件，隻能通過不停地轉悠，靠餘光來判斷。
西看台最下面一排有兩個可疑人物，一男一女，拿着一個小錄影機，碰巧坐在小電視前，正在聊天。于是我走了過去。
「請問需要調台嗎？」我使勁瞟着男記者胸前的證件，名字一欄裡逐字讀了下去。就是他！再對照工作機關一欄，反複确認。就是他！
「好的，謝謝！」他笑着回答。我卻顧不上他的笑容，腦子裡飛快運轉着我應該怎麼開口。我身邊沒有主管老師，也來不及在群裡發送消息，我又顧慮到我志願者的身份，以及看台上可能引起的紊亂。權衡再三，我還是用故作閑聊的語氣跟他搭起了話。
「不客氣！請問您是剛才在工作間列印了地圖嗎？」「嗯哼。」他并沒有什麼其他反應。「我們的同僚剛才看了一下，發現地圖有些問題，不宜展示出來。」
說到這，他的第一反應是驚訝，而非其他。我怕我表意不明，于是用更嚴肅的語氣說道，「政治問題，很嚴重。是以請不要展示。（Political question. Very serious. Please do not show it off.）」這時他才有所思考，「啊？是這樣啊……」然後對着女同伴攤手做無奈狀，「政治……」
說完之後我第一時間在群裡通報。「找到了。西看台，綠棉襖，小白帽，速來！」經理們陸續趕來，開始進一步交涉。
細思極恐，我已經滿頭大汗。後來，主管老師找到了壺聯的媒體經理，問清了記者用意。「他想要把地圖展示給其他記者，詢問他們是否知道丹麥在哪，錄一些快問快答。」這話，其實挺值得琢磨的，很難以判斷他的真正想法。
再後來，丹麥記者把地圖還給了我們，最終沒有完成問答。
04
儀式
慶祝儀式，升國旗奏國歌，一直是我最向往最享受的時刻，每次都熱淚盈眶。特别是在身邊盡是些外國人的情形下，我會把國歌唱得非常響亮，民族自豪感揮灑得淋漓盡緻。
一定不止我自己這麼想。因為在鳥巢和水立方，我身處在千千萬萬同胞的海洋之中，歌聲響徹雲霄。奧運會和世錦賽，我一共現場目睹了四次五星紅旗升起，唱了四遍國歌。我有幸觀看了冬奧會的閉幕式、冬殘奧會的開幕式。在輪椅冰壺世錦賽和冬殘奧會輪椅冰壺項目中，中國隊兩次獲得冠軍。
冬奧會閉幕式留念
之前并不懂所謂「儀式」或「儀式感」是什麼，直到我在現場大受震撼。儀式，小到可以是傳受雙方的共鳴，大到一座場館、一個民族集體凝聚力的傳播。
冬奧會非常流行交換徽章，也就是「換Pin」。我認為Pin代表了一種身份和一份善緣，當你交換出代表着自己的Pin時，你收獲的就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友誼。我自己志願者的Pin以及學校的Pin換出去了大半，而收回來的每一個Pin，我都能清晰地記起它的故事。
譬如日本共同社的姐姐Sawako，溫柔又腼腆。初識于看台，她手忙腳亂地弄着網線，我過去幫忙。解決之後，她不停地說着感謝，又從包裡掏出一個共同社的Pin，欲言又止地想要送給我。我善意一笑，摘下一枚志願者Pin作為回禮。一來二去，我和她在看台碰面的次數越來越多，每次見面都會熱情地打招呼。
後來我得知共同社共有兩款Pin，一款櫻花，一款富士山，我便有了集齊一套的想法。跟她開口後，她表示手頭沒有了，得等她回飯店拿。第二天，她主動來遞給了我：「歡迎去日本看櫻花呀！」
女子項目決賽日，黑馬日本隊沒能如願以償，輸給了英國隊，摘得一枚銀牌。一旁的Sawako面露失望，平時有說有笑的她，坐在座位上一言不發。看着歡呼雀躍的英國記者們，情緒的反差讓她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莫名難過。我不由自主地摘下一枚學校的Pin，上面有她最喜歡的熊貓頭。
「不要不開心啊，Miss Sawako！送你一個熊貓，也歡迎你多來中國看熊貓。」
挂滿兩條肩帶的徽章
再譬如NBC的黑人小哥，他總是賽前一小時就來到看台坐着，戴上耳機，默默注視着場地裡的制冰師工作。他個子特别高，然而安靜地坐在座位時，我幾乎察覺不到他的存在。
幾天之後，我鼓起勇氣去詢問他是否有Pin。「抱歉，我沒有帶NBC的Pin。不過我還剩一個殘奧會的Pin，它是1996年亞特蘭大殘奧會的吉祥物，是一隻小鳳凰。」他略帶歉意地看向我。「沒問題！我很願意，您看您喜歡我的哪個Pin，我們能交換一下嗎？」
黑人小哥低下頭來，突然眼睛一亮。「我喜歡這個！」他指着一個08年奧運會的籃球Pin說道，「我喜歡籃球！」作為籃球迷的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聊了半小時的NBA，彼此分享着自己的籃球偶像。
還有荷蘭電視台的大叔，送給了我一雙橙色小木鞋；加拿大電視台的大哥，慷慨解囊，漫天散Pin；日本電視台的珍貴皮卡丘和小怪獸；英國隊的酷炫獅子頭……徽章挂滿了我的兩條工作證帶子。沉甸甸的，滿載而歸。
和日本網紅記者「義墩墩」的合照
我常思考，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帶給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曾焦慮過漫長的閉環生活，也曾挂念過春節時遠在家鄉的親人，然而中國的奪冠激勵了我們的信念，老友的重逢實作了我們的期盼，看台的守護肯定了我們的價值，儀式的參與豐富了我們的閱曆。
此時是殘奧結束後，回駐地集中隔離的第三天。推開窗，樹木抽枝，迎面吹來了陣陣暖風。
正月啟程，再出來時，已是春天。（完）
2022年3月16日
冬奧賽後隔離期第三天